曾 嵘

关于“现代”,诸多理论家有过精当的表述,如鲍曼用“流动性”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马歇尔·伯曼直接用马克思的名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来描述现代性体验。而文学家则拥有最敏锐的感官,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的巴黎街头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美,同时指出与美相伴生的忧郁和痛苦,可以说,对“现代”的审美与反思构成了文学的重要一维。作家蔡东体认着这个时代的变动,譬如《希波克拉底的礼物》就是一则关于现代生活的寓言和预言:为了以完美的状态应对现代风险,主人公参与药物试验以歼灭情感,过上AI式的人生,走向理性的反面。蔡东讲述现代人的城市生活,通过故事中的危机给出某种警示,在文本里规划逃离的路径,在写作中寻求突围的可能。

一、 现代人的痛与怕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将当下社会命名为“倦怠社会”,他指出现代功绩主体为追求绩效最大化而进行自我剥削。然而,现代人即使为工作投注大量精力,也难以从中获得生命的意义。蔡东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她不厌其烦地书写职业倦怠。《我想要的一天》中,追求梦想的春莉突然造访,惊醒了麦思和高羽:个人生活被工作填满,而劳动无法带来自我满足感。春莉在麦思看来炽热而危险,她的勇气会挑动高羽追求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会给平稳的生活带来震荡。与其说危机是她带来的,不如说危机是她引爆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如果白领人士从事的工作和其最终的产品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如果工作和他们生活的其余部分也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那他们就必须接受他们的工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现实,多多少少带着某种怨气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①《照夜白》中的谢梦锦在教学生活中感到疲惫,生活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被规约为单一样式,明明处于高速流动的状态中,但因为高频重复以至于有了停滞的错觉,因此疲倦和无聊相伴而生。经由谢梦锦的工作体验,作者为日常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日常,不就是由许多个不轻不重、可以忍受的小折磨组合而成的吗。”②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倦怠感,作者还将笔触伸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卡夫卡的《变形记》通过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的经历,写出了即使在血缘关系中也无法摆脱的孤独感。理论家们对“爱无能”追根问底,认为是理性化、自恋等现代性后果。蔡东对此有自己的思考,小说中出现的爱人往往对世俗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一方极力拒斥,一方苦苦追求,家庭战争常因为讨论工作而爆发。《木兰辞》写中年男性陈江流的精神出轨,妻子李燕希望他积极进取、事业有成,他对这般说教已失去耐心,期待一段独处时光;邵琴食蟹,动作优雅,惊艳四座,陈江流从她身上看见想象中的风雅生活,对她念念不忘。《出入》中林君为暂时逃脱家庭而感到轻快,《伶仃》中年过半百的夫妻成为陌路人。蔡东擅长写亲密关系中的间离,从惯常的甜蜜故事中析出难以启齿的对疏离的渴望,让关系的脆弱性在价值分歧、生存困境面前暴露无遗。

现代生活危机四伏,像一口活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危险。新媒体时代不缺少博人眼球的新闻,它们直击泪点和痛点,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模式,这给当下的文学提出挑战。蔡东有敏锐的观察力,她的写作具有当下性,以文学的方式赋予热络话题以血肉,表现现代人的痛与怕。《无岸》关涉教育现状,可以看作当代“白毛女”故事。正值青春的小童有一头灰白色的头发,显露未老先衰之象,这一形象外显了教育军备竞赛的后果。学生和家长被捆在大机器上无法停止运转,接近不惑之年的柳萍赌上家产送女儿出国,既躲避国内竞争,又满足精英情结。《天元》涉及职场的竞争文化,市场期待的竞争者是“枕戈待旦,常备不懈,时刻准备战斗搏杀”③的人,“人类的个体才能,从体格特征到心理倾向,都成了管理者的职能化理性核算的单位”④。陈飞白拒绝以亢奋、攻击、争夺为底色的“狼文化”,也就拒绝了跃升的可能。《净尘山》则关于女性的容貌焦虑、身体管理。张倩女因为工作压力经常暴饮暴食,面对相亲失败又痛下狠心用极端的方式减肥,在节食和暴食之间两极摇摆。从她的个人减肥史中,我们不仅能看见现代人为工作献祭健康,而且能看见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摇摇欲坠,一触即发,只需要一个变数就能让人体面尽失,现代生活宛如风月宝鉴,作者写出光鲜亮丽的另一面,那是日常中亟待揭示的惊悚。

多样性是现代生活的应有之义,但现实中的价值标准依然单一,文明社会的内里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丛林社会,“成功学”“厚黑学”被奉为圭臬。蔡东不仅书写外部社会的控制,而且表现人们遭受的精神戕害。在《无岸》中,原本愤世嫉俗的柳萍在生活重压下不得不妥协,她在丈夫的配合下进行“受辱训练”,希望融入殷勤献媚的社会。作者的笔法颇为讽刺,她用一小段剧本呈现夫妻二人的角色扮演,在卧房中表现控制、被控制和自我控制的社会现实,最为可怕的是柳萍很可能假戏真做、受虐成瘾。从外部控制到自我洗脑,作者鞭辟入里地写出了现代人的异化过程。

二、 逃离与落地

无论是陶潜的桃花源,还是梭罗的瓦尔登湖,都提供和满足了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文化想象,人们是因此通往救赎的道路,还是仅仅获得片刻的安定?蔡东在创作手记中说,她“不能拒绝家庭生活的召唤和诱惑,热爱着它所能提供的安稳闲适”,又“时不时地悚然一惊,想与其拉开距离,撇开关系”⑤。“逃离”是其小说的常见主题,也是小说的结构方式。作者参与书斋里的冒险、纸张上的解放,书写了诸多遁所,让笔下的人物安顿自身。

迁徙鸟、轮渡、海岸等意象表征着逃离的愿望,紧随而至的是远离城市的乌托邦或处于城市内部的“异托邦”。徐季选择独自在岛上生活(《伶仃》);劳玉抛下一家前往荒山(《净尘山》);陈江流需要“一个深思和静坐的处所,一个没有电视、沙发的原始洞穴,远离柴米油盐,告别人间烟火”⑥(《木兰辞》);周素格逃往博物馆、演唱会(《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除此之外,标识高雅趣味的文化符号也是人物得以暂时脱身的渡船。柳萍为女儿筹措学费而苦恼,但躲进书房就能疏解情绪,完全沉入“才子书,生活禅,性情,写意,玩乐的雅兴,琐碎的情趣”⑦(《无岸》);麦思将对器物的讲究称为“小布尔乔亚的趣味”,但也视其为“一点软弱的改良”⑧(《我想要的一天》);孟九渊陷入孟家和于家的矛盾,乞灵于白居易,从“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的诗句中寻求精神寄托(《布衣之诗》);陈飞白通过诗歌呈现本真自我,把围棋当作神圣之物(《天元》)。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作者在极为逼仄的环境下为人物开凿出逃路。

“逃离”的故事让人想起艾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卡拉厌倦家庭生活,在邻人西尔维亚的帮助下逃离家庭,但在中途选择放弃,最终回到丈夫身边,其后遭遇不得而知。与门罗的书写策略不同,蔡东在故事的显性结构中让人物顺利逃离,又通过隐性结构暗示逃离的艰难。《我想要的一天》中,春莉的远行是义无反顾的追梦,高羽的“失踪”是忍无可忍的出逃,而故事的终点却落在麦思身上,她在半夜打开上锁的抽屉,发现丈夫珍藏着少年时的玩具,在哀悼丈夫的梦想时也完成了自悼。麦思才是全文的主角,她始终压抑着逃离的冲动,春莉和高羽替她实现了逃离的愿望,而她只能留下一个守望姿势。“想要的一天”是超现实的,“大部分人,在对一个和几个错误的保持甚至是捍卫中度过一生”⑨。《出入》给出另一个版本的“逃离”故事,参加短期出家班的林君本意是逃离城市、家庭、集体,换得几日清净,不料寺院正是世人投掷焦虑的地方,他从祈福祷告中获知人们的苦恼,从夜半号哭中听见长久的压抑,几日下来非但没有获得内心平静,反而意念浮动愈发疲惫。梅杨参加的培训班俨然宗教现场,学员激昂亢奋,在十字架、菩萨像、伪心理学书籍的环绕下“大彻大悟”:修理自己就是放弃自我,放下原则就能修成正果。丈夫于出世之地见入世之苦,妻子借出世之道求入世之法,看似截然不同的追求实则同一。如标题“出入”二字所示,现代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摆,作者有意写出逃路,又让逃路消逝,揭示了“出世”的自欺性。

蔡东指出日常生活的庸常和琐碎,但她也视其为克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解药,这正与“逃离”的方向相反。《来访者》中,不沾染世俗的江恺每天活在失控边缘,不仅在工作中感到束缚,与领导发生激烈冲突,而且面对一个望子成龙的母亲,无法摆脱她的控制欲,倍感煎熬。经过心理咨询师的开导,他为自己开出药方——“敬畏日常”,他选择走出咨询室,他说:“我要去生活,一天一天地过日子。”⑩《木兰辞》中,陈江流宛如躲进佛龛的现代人,沉溺于艺术世界,因为有妻子操持家务,他得以超离世俗生活。妻子离家后,平时忽视的生活细节显现出来,他终于领会到生活的重要性。于斯曼的《逆流》被称为“颓废主义的圣经”,主人公德泽森特逃离庸俗的巴黎,在乡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将自己的屋子打造成“人工伊甸园”,布满能引起审美愉悦的东西(绘画、文学、珠宝、香水),他在封闭的空间里获得审美快感,但最后接受了现代医学的诊断,走出伊甸园,回到生活中去。故事的结局是缴械投降,还是投身生活且依然故我?对那些拒绝社会秩序而郁郁不得志的人,蔡东怀有最大限度的体谅,甚至抱有几分敬意,但同时她意识到生活不在别处,而在人伦日用之中,生活没有艺术的清高和飘渺,它琐碎而充实。作者是在召唤一种有质感的生活。

北岛有首题名为《生活》的诗,全诗只有一个字“网”——生活的天罗地网,盘根错节,逃无可逃。事实上,逃离和落地都不是彻底的拯救方案,只是面对洪水猛兽的缓兵之计。蔡东捕捉到进退失据的现代人,她如此发问:“惊慌失措的我们,平庸恶俗的我们,是否从未放弃过对闲情逸致和传统贵族生活的敬重?是否明知有诈,明知会幻灭,也不惮于全身心地亲近拥抱,甘之若饴地上这个当?”逃离既体现追光的意志,也透出软弱的性格;落地既可能获得生活的质感,也可能倾覆于日常的琐碎。作者展现其间的悖论,写出人们徘徊、纠结、挣扎的生活状态。文学并不给出具体的答案,它要做的是发问:大潮席卷而来,人们是否有叫停的可能?面对僵化的现实,人们何以安身、何以逸出?

三、 声辩与突围

蔡东的小说不给出超越现代生活的具体方案,但她的写作行动彰显了一种面对现代生活的态度:不断地探照、质询和诘问。《我想要的一天》是一篇关于写作的小说,可以视为作者的写作宣言。春莉为实现写作梦想辞职离乡,虽然天赋不佳但仍然坚持,她的抉择和自我期许,旁人对她的否认、劝诫和鼓励,都是作者本人夫子自道。她确认写作既是生活方式也是天职。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如记者、心理咨询师、教师等)都可视为作者的自我写照,他们长于观察,充分调度感官,对他人也对自己进行诊断和分析。《来访者》像是一篇长达七十页的治疗手记,详细记录了庄玉茹和来访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咨询师须是怀有极大耐心的倾听者,她说:“我了解的不是个体独特的痛苦,而是公共性质的痛苦,洞悉的也非个体隐秘,不过是对世俗价值的反复体认,对永恒的贪、嗔、痴、慢、疑的来回温习。”这段话用来描述写作经验再合适不过。经由“话疗”,咨询师为来访者打开心结,正如二十世纪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作家替时代与人摸骨、把脉。

值得注意的是,在蔡东的小说中,人物话语和叙述话语并无二致,人物对话可以当作主人公内心独白,换言之,小说缺少真正的对话。对话不仅需要语言风格与特定人物的身份特征相匹配,还需要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效果,鲁迅的《在酒楼上》即是一佳例,文中情节主要围绕“我”和吕纬甫的对话展开,而文本内部充满张力。蔡东坦承:“写作成了一种调和,或者说,是一个自救的办法。”因为有调和甚至消解矛盾的倾向,对话双方的力量并不均衡,一方的声音盖过另一方,对台戏变成双簧戏,最终变成独角戏,用人物对话来推演早已预设的答案。与此相关的是,作者无意克制抒情和议论的冲动,常常借由大段人物心理解析直陈爱憎。有评论家指出蔡东笔下的人物是“边缘人、零余者和失败者”,他们如困兽一般与生活搏斗,心怀愤懑却无力反抗,内心孱弱而自我膨胀,在艰难的处境中近乎执拗地维护理想,这样可敬的天真充满悲剧性。上述写作特点是作者急于回应生存境遇的表现,她和笔下的人物站在一起:以对话为外在形式的独白,无意掩盖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的表述,是充满自怜情绪的声辩。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中产阶级逐渐出现,中产梦成为无数人的梦,追求者长久处于欲求不满、患得患失的状态之中。城市中产大致处于相似的困境,但从蔡东的总体创作情况来看,她不仅写自己的一方天地,还通过写作实践开拓文学疆域,注视更多的人与生活。《我想要的一天》中失业工人的窘迫和城市中产的压抑并举;《净尘山》中既有农民房里的租客也有大公司里的白领,不同群体的困境互相参照。《伶仃》中有养老院的场景,《来访者》对老人生病卧床有所描述,《往生》更是涉足老年群体的成功尝试:61岁的儿媳康莲长期服侍85岁的公公刘长瑞——他罹患阿尔茨海默病,饮食起居不能自理,丈夫李向群在国营毛纺厂倒闭后去化纤集团供职糊口。人们常以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中,女性的工作较为轻松,甚至根本不承认其劳动价值,作者通过书写康莲的遭遇来呈现老年妇女的辛酸。

衰老、死亡等话题并不抽象,它们紧密联系着最实际的社会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年轻的身体活跃于世界舞台,不能再为市场创造价值的老人退居幕后,在年龄和性别分工上都处于劣势的老年妇女承担着加倍的苦累。蔡东将细微处的爱与恨、决绝和不舍写得很深入:小叔子刘向前和妯娌王乐云精明算计、百般推诿,康莲在服侍公公的期间出现稍纵即逝的恶念,有关养老的社会议题在文中浮出水面。康莲想起外婆,她拥有通达的死亡观,“往生”对死人来说是往生极乐,对活人来说是向死而生,这给不堪重负的康莲提供了精神支撑。但当半夜看见身穿寿衣的老人时,康莲顿时魂飞魄散,精神堡垒顷刻坍塌,她以极强的意志承担家庭责任,但也是一个对衰老、疾病、死亡充满恐惧的普通人。她在惊惧中完成对生命的叩问,高呼的答案只是“熬下去”!作者没有把自我牺牲视作理所当然,也没有将她塑造成道德英雄,而是着力呈现她的无奈和苦涩。

《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拥有相似的主题。乔兰森脑部萎缩退化,儿子已经远赴美国,周素格独自照顾丈夫,只有当清洁阿姨来家时才能暂且脱身。她原本打算将丈夫捆缚在家中,自己独自一人去看演唱会,但最终不忍,带着丈夫一同前往。蔡东将目光投向那些从未被真正注视过的中老年妇女,她们“服着天地间古老而平凡的役,平淡无奇的劳累,理当如此的安排,没人觉得这其中有何难以忍受之处,更不会察觉到她们可能正身处绝境”。蔡东诚实地给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同时在朝向他者的努力中走出自己的位置,为更广阔的时代地形绘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评论者说“到底是我们的蔡东”。蔡东在访谈中说:“终身写作者,要有不断更新写作观念、暗中变化的能力,信心和热爱、洞察和发现、保持感知生活的灵敏度对持续写作也很重要。”持续的书写就是顽强的抵抗,或许可以获得突围的可能——在写作的层面和生活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注释：

①C.赖特·米尔斯著,周晓虹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

②蔡东:《星辰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15页。

③蔡东:《星辰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页。

④C.赖特·米尔斯著,周晓虹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⑤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⑥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

⑦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⑧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⑨蔡东:《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⑩蔡东:《星辰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