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希

女性写作一直是文坛关注的热点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新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不少弘扬个性解放的女性文本,但这些作品在积极谋求女性地位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女性独特的性别价值。90 年代的女性文本中,这一问题得到修正,女性群体的身体感受和情感世界被高度关注,女作家们极力张扬女性的“自我发现”,形成了以身体的解放为代表的,风格较为激进的女性书写。21世纪后,热闹的身体修辞逐渐退潮,女性文本如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突破,并在两性意识和个体价值之间取得平衡,逐渐成为女性书写所面临的难点。

蔡东作为近年来颇受关注的“80后”女作家,作品的产量并不多,但难得的是每一篇作品都很精致,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自我要求极为严格的作家的不断进步和成长。蔡东的小说多数以深圳为背景,以女性为主要写作对象,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均不复杂,也不涉及宏大主题,但是却能开掘出完全不同的写作路径,并能在幽微之处做到纤毫毕现。除了细腻的叙事,蔡东的叙述还呈现出绵密的质感,尤其能真实显现出不同女性个体的生活状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尽管小说的故事多取材日常生活,但与时下多数女性题材的作品还是存在异质性的,这和作者对当下的女性现实处境的关切与思考紧密相关。

一 对女性困境的体察

谈论女性的现实处境,绕不开“凝视 (gaze)”,这是一种“携带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①。同时,凝视者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被凝视者不仅是凝视的对象,也承受着凝视者的权力作用。福柯认为:“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实现自我监视。”也就是说,被凝视的对象会内化权力者的价值判断而逐渐将自我对象化,这是女性被物化的由来。长此以往,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眼中的一种“景观”,自觉将自己规训为男性的依顺者,以男性的肯定作为价值感的来源。在小说《净尘山》中,集中体现了女性这种被“凝视”时的焦虑、压抑甚至是惊恐。张倩女为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养成了暴饮暴食的习惯,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遏制的肥胖。但真正击垮她的是相亲失败,男性的拒绝和鄙夷成为张倩女的噩梦,她下决心节食减肥,但这无疑给自己增添了新的压力,压力的堆积又使她陷入暴饮暴食之中,如此反复。现代女性为工作牺牲健康的身体,是为了完成社会价值的建构,但女性背负的远远不止这些,女性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内化了男性的“凝视”,从而将自己“景观化”,由此产生的容貌焦虑、年龄焦虑和身材焦虑极为普遍而根深蒂固。而男性作家普遍缺少对女性困境的体察,女性在多数情况下是被叙述的,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存在,女性的话语权是不充分的。刘思谦曾指出,“她们没有历史,没有文学,只能听凭男人去描写她们,在文学作品中把她们写成仙女、淑女、白雪公主、贤妻良母或者妖妇、恶婆、祸水等等”。也因此,女性书写不自觉会带着启蒙、批判的目的,如果有歌颂的成分,也多与“启蒙”目标联系在一起。不少女性作家都能感知到这种任重道远的压力,所以以问题为导向的女性文学往往具有一副“灰色”“黯淡”甚至是略显“悲愤”的面孔,这类题材的写作也容易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批判性过强则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为之疲累。

蔡东的女性书写开掘了自己的道路,她并不规避当代都市女性所面对的新的困境,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及人物本身普遍是不完美的,这些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命运观感体现了女性精神困境的相通性和个体性,但她极力避免通过激烈的方式去呈现两性间的交锋,她将向外看的目光,温柔地聚焦于女性个体,除了“看到”她们的艰难处境,也“理解”她们的隐忍和不忍。在小说《她》中,作为“他者”出现的妻子,一生都在丈夫的讲述中。纵然这段婚姻不失为符合社会价值观的美满婚姻,但这种美满显然是建立在妻子的“牺牲”之上的。丈夫因为自己内心的羸弱在发现妻子有可能重拾舞蹈梦时,尤为惶恐不安。他的惶惑被自己包装成一种担心妻子名声和安危的好心,深层次的心理则是害怕主导的对象有脱离掌控的可能。作为曾经被光追着的一位卓越的舞蹈家,妻子对舞蹈的热爱是执着而深刻的,当这份热爱与婚姻发生矛盾时,也是女性个体价值与妻子身份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是普遍的,女性的妥协也是普遍的。在男人浪漫的追忆和怀念里,他对妻子遵循“妻性”胜过遵从“自我”的抉择是心满意足的,即便我们在丈夫的叙述中颇能感受到他对妻子的深情、依恋和忠诚。但不可否认,男性的爱并不都能引导女性的自我实现,尤其当这份爱潜藏着掌控、导向和规训的话。妻子就像自愿剪掉翅膀的蝴蝶,落于生活的尘埃,从华丽的舞台退回到股掌之中。这样的“抉择”往往在女性书写里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妥协行为,进而受到质疑和批判,并引发女性悲剧性的命运和结局。但蔡东选择跳出这种批判意识,对其选择予以理解、尊重和期待,她没有把笔下的女性人物置于一个启蒙工具的境地,不强求女性一定要爆发出惊人的反叛和决裂精神,她重视的是女性在普遍困境之下选择隐忍背后真正的考量,以及她们为取得自我平衡所作的努力。

女性被置于“他者”的地位已久,女性意识的发展意味着首先发觉自己是与男性一样平等的人,追求人格独立的同时,性别意识觉醒。在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借由妻子周素格的一个颇为“出格”的“海德格尔行动”体现了女性意识成长之后,女性的主体性甚至影响或支配着男性的命运,这是对传统女性附庸地位的大胆反拨。小说中,突如其来的疾病使往日意气风发的男教授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这样的情节设置使丈夫(男性)丢失了全部的社会价值,因为其价值来源的单一性,一旦丧失社会价值,男性的自我价值也处于无处附着的状态,成为片刻不能离开妻子的一个“无能者”。他的“坠落”不是落到与女性同等的地位,而是更比女性弱势的,依赖他人的“孩子般”的境地。“朋霍费尔从五楼的纵身一跃”是一个隐喻,传说中灵敏、迅捷且拥有九条命的猫正如仿佛无所不能的丈夫,实际上却是极为脆弱的。妻子周素格从依从者变成主导者,身份角色的转变让她更能觉察和感知自己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的向往。她的计划是捆绑住依赖自己的丈夫,换取可以自我掌控的时间,她不想成为丈夫的保姆,她渴望“出逃”。令人惊喜的是,周素格的成长不止于此,小说更进一步,让她最后带着丈夫一起奔赴自由。如果说个人的“出逃”象征妻子追求个体自由和独立,她的“回归”则是强大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一种爱的救赎。安于家室的女人在不断对自我价值的追寻里得到了真正不会枯竭的内心能量,足以成为男人的依靠,她的坚韧和强大与其社会价值并无太多关系,那是来自内部的精神力量,是自给自足的,不会失去和被剥夺的存在。

波伏娃曾说:“我对个体的研究,不在幸福,而在自由。”对于女性而言,抵达这个美丽之境的方式之一便是走得更远,“看见”更多。在诸多观照职场女性困境的小说里,蔡东的《照夜白》显得颇为“异类”。小说里,工作了六年的年轻女教师决定不再发出声音去附和职场成功的定义,她选择退出赛道,渴望坐上那匹名为“照夜白”的骏马,从功利单调的凡俗世界跃升,完成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她关闭自己的演出状态,不再迎合上级领导,不再吐露言语,从往日的迎合、讨好、遵从中抽离,享受失声而至的隐遁而自由的状态。即女性的个体价值可以不必依靠在职场上与男性争得同等的地位,而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男性制定的职场规则上,这样的“超脱”可以换来真正自由的个人意志。

不管是对婚姻的“逃遁”还是对职场的“逃遁”,其实过程都是艰辛的。女性作为“他者”的价值来源往往是外界对自己的评判,在看似简单的“逃遁”过程中,她们不但要摆脱外部对自己的逼视,更要克服内在已被改造了的自我的束缚,蔡东为我们展现了这些女性隐秘而坚韧的内心风景。

二 建构女性生活的意蕴空间

在社会架构中,男性往往被强调其在社会性领域中所担任的角色,而女性的价值定位多拘泥于家庭,或者说以家庭为主。“厨房”“床帏”“货架”框定了多数现实女性的个人生活半径,也成为很多女性写作者的困扰,难以突破性回答“娜拉出走后怎样 ”的诘问。在蔡东的小说中,平凡的日常却不成为问题,反而极力凸显了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在蔡东的文学书写里,围绕着女性和框定着女性的家庭日常尽管有其琐碎和繁复的一面,有值得警惕的一面,但因之与女性本身的细腻和敏锐相连接,这又成为每个女性的一个小小的舞台。器物美、仪式感和细节化共同浇筑出日常生活的质感。《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周素格喜欢喝茶、烘焙和种菜的生活。《我想要的一天》中,各种精致的碗碟有特定的摆放方式。《木兰辞》中,充满仪式感的冲茶过程完全是审美化的。如果说审美化的细节只是对生活的赋魅,那么《她》中,则将女性价值与生活之美牢牢链接在一起。换句话说,生活并非原本就是美的,而是因女性价值的加持才拥有了美的可能性。女舞蹈家放弃了跳舞的权利,这个看出丈夫(男性)内心软弱的女舞蹈家放下了无谓的争执和坚持,如他所愿,安于家中,但当她患病去世后,丈夫在怀念她的旅途中无法忘怀的日常生活细节其实皆有她的“舞蹈”,她并没有真的放下美好的“自我”,而是将生活视为舞台,换一种方式在践行着自己对艺术和对美的热爱。这是温柔却让人战栗的力量。女性的力量可能算不上强大,也欠缺爆发力,但极其坚韧,当她们和生活日常链接,她们就能开垦出自己的天地,哪怕是方寸之间,也依然可以“起舞”。蔡东对女性人物的“看见”体现在一种升华的情感里。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谊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于客观物象表达出来的主观情谊。”②蔡东擅长通过器物、景观、植物及空间的隐喻关系描写女性微妙的内心世界,能将隐秘的内心和外部世界、时代氛围融为一体,营造出浓郁的诗意气氛,凸显女性的灵气与神韵。就像是搭建了一座通感的桥梁,自然之物与女性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交互关系,如同暗涌般的电流通过文字在二者之间穿行,成为可以被感知到的具体的交融。这是蔡东的小说中很能显现其作家天赋的部分,具有较高的审美效果和文学价值,也反映出作者恰到好处的女性主义写作的审美策略。通过崭新的审美观念和视野,让自然与生活产生共鸣,使小说的内容不止展现生活的外部现象,更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存境遇,成为审美现代性追求的依托和载体,成就了一种唯美的、古典主义的诗学。

蔡东在创作中一直秉持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优雅而舒展,这样的小说语言为女性内心世界的书写营造了诗意的氛围。

三 突围与超越

一般说来,女性长期生活在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下,已渐渐习惯于顺从男性的要求,甚至甘愿受他们支配和规训。她们可能连最基本的“单个自我意识”都没有确立,无从认识到自我与身外客体的不同,因为她们本身就是以一个客体的身份存在着的③。如果女性可以短暂脱离“他者”的环境,则有利于她们的个体意识发展,但空间上的逃离太困难,精神上的隐遁是更可行的。

对于女性文本,“向外”的期待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愿意看到女性人物形象在社会上通过与偏见博弈甚至是厮杀最终得到价值的确认,得到自我的肯定,彰显出两性平权的勇气和能力。但蔡东的女性书写是“向内”的,是挣脱了男权凝视下的束缚,是真实的女性。她通过反凝视行为渐具女性主体性,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试图保持独立的精神追求,个体能量如同暗涌,并不张扬,却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如果说获得社会面的成功或者摆脱男性附庸是女性人物成长的第一步,那么“向内”的自我觉察和自我珍视则可以说是女性自我意识真正觉醒的象征,这是蔡东小说中女性的一种“华丽的转身”。蔡东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为女性打开了一扇确定“自我”的窗户,她首先给予这些女性人物以理解和宽容,其次她构建了解决女性普遍困境的建设性方案——短暂地逃离,而非逃避。或许我们很难说短暂的逃离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抽身而出的旅程,是独属于女性个体的,在这个真空一般的时间段里,她可以卸下来自父权、男权的规训和要求,摆脱“妻子”“女儿”“母亲”等多重身份的负累,只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享受没有条件也无代价的“自由”。这种自由空间的设置,使小说并未落入身份焦虑的陷阱之中。并且蔡东在文本中为女性的逃遁找到了一条独特的甬道——艺术,这也是女性书写路径的一种深度开掘。

福斯特说艺术“是实现精神价值的最高尚的手段”,是人类“内在灵魂的最壮美的物质表现和延伸”。人可以通过对艺术之美的回应来表现并完善自己。蔡东的小说中,经常性地出现艺术的指引,包括文学、舞蹈、音乐……这些艺术与女性人物息息相关,她们或者从事艺术相关的职业,或者有艺术的爱好,又或者就是冥冥中受到吸引。文化艺术滋养着她们的内心,成为她们的追求。《日光照亮北斗》里,两个女孩渴望的并非只是一间条件更好的公寓,而是被这片公寓名所象征的想象之美、生活之美所吸引。冰冷的、钢筋水泥的楼盘因其取名北斗七星而被赋予了宇宙星辰般的唯美涵义,这种想象被女性的敏感所捕获。如北斗星落于人间的高楼不再仅是生活所需,更是精神抚慰。蔡东的很多小说中,文化艺术都起到了一种类似引领和召唤的作用,它指引女性去追寻和渴望,去远离尘嚣,逃离桎梏,投入温柔而无限的空间中。可以说,艺术唤醒了自我意识——个体对自由与美的向往,借由艺术,女性最终可以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文化艺术的能动性让女性得以摆脱苦闷和压抑,与艺术的情感共鸣可以深入到人类生活本质的认识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确实处处面临束缚,但在艺术的世界里,女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艺术帮助女性成就其视野的宽阔和内心的富足。在艺术的屏障中,外界的束缚以及规则无法影响到她对自由的向往。正是在一次次对艺术的感知和追随中,女性得到了喘息的契机,为女性意识的最终觉醒提供了前提。 艺术的超越性使女性进入另一个与充满压抑与束缚的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④。蔡东没有让艺术的追求仅仅成为女性的一种生活麻醉剂,让笔下的女性人物单纯地陶醉其中,而是将其力量扩大到女性的整个生活中,使这些女性的无意识逐渐向有意识转化,促使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总之,艺术在蔡东笔下对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女性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完善。

蔡东的女性书写中另一个有所突破的是对姐妹情谊的表达。

男权中心主义社会文化语境下,女性一直处于缄默不语的客体地位,需要依赖他人来证明“我是谁”,孩子或者丈夫是女性的首选。而女性之间的情谊处于长期被忽略、压抑、扭曲的状态,在不少女性书写中,女性自身困境的源头有时候是指向同性的。蔡东笔下的同性情谊,不是女性争夺权益时的长矛,也不是为了获取个体利益而可以随时牺牲的工具,而是真正意义上纯洁的情感慰藉,相似的处境本让她们惺惺相惜,在感情上互相关怀、互相支撑。这样的真情是女性心灵世界的避难所。小说《月光下》,刘亚从小和小姨亲密无间,但随着无力改变自己底层命运的小姨在日复一日艰难生活的泥淖里苦苦挣扎,这份姐妹情谊也逐渐充满了误解,但她们最终还是能跨越时光怀抱对彼此宽容。就像小说最后的乡村马戏团表演,虽然是草根的,低端的,甚至是不堪的,但在皎洁的月光下,在刘亚深情的注视下,小姨完成了一场浪漫的“飞天”表演,得以以坚韧而超脱的姿态书写自己平凡而独立的生活。

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说:“姐妹情谊成了一个明确的对女性文化空间的勾勒与女性社会理想的表达。”姐妹之间的感情为女性提供了探索、反观和确认自我的机会。在蔡东的笔下,女性之间强烈的认同感、支持感和满足感,足以让女性架构起自己的精神城堡,而不需要男性的介入,但这份感情既珍贵又脆弱。鲁迅认为,女人天生具有“母性”,后天逼出了“妻性”,但不管是“母性”还是“妻性”,都难容姐妹之情。蔡东对独属于女性情感世界的书写是细腻而美好的,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也是一片精神绿洲。在小说《日光照亮北斗》中,赵佳、徐璐、欧佩君这几位深圳女孩的生活虽各有各的方向,但都身处于逼仄的、寸土寸金的都市空间中,理想被现实挤压得所剩无几,但依然足够顽强,她们一起仰望天空,畅想着外来,为那一小时的阳光而着迷和鼓舞。父母探访时,赵佳和徐璐彼此体谅、相互帮助的细节令人动容。在大城市中打拼的女孩们的孤独、无奈与执着,只有在与自己命运相通的同性身上能够得到真切的体会。

对女性现实处境的“关切”是女作家的一种写作自觉,但似乎普遍认同需以强势的批判姿态出现,才让女性面对尘土飞扬的世界尚能看得清自己应该要走的路。现代文明社会给了娜拉们足够的机会“出走”,但走后的命运也许依然不容乐观,不管是踏入男性主导的职场,还是回归婚姻家庭,女性的身份负累不减分毫,或者更甚。蔡东的女性书写寻回了原本天然存在的女性力量和被岁月风尘所覆盖的温情,她的写作正像是擦亮了一面通透的镜子,捕捉和折射出温暖的光芒,因为只有光,可以穿透尘埃与暗夜,可以指引希望。

注释：

①岳彩阳:《女性主体意识的呈现与独立身份建构 》,《南腔北调(周一刊)》2022年第3期。

②刘丽佳:《论晏殊词中的女性描写》,《文教资料》2008年第28期。

③崔晶:《觉醒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女性研究》,黑龙江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崔晶:《觉醒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女性研究》,黑龙江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