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泽楷

一、刘知几与《史通》

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5，第17 页。史官之设，可谓尚矣；史书之备，可谓足矣。二十五史，记载着中华民族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艰辛历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印记。中国史学的高度发达，主要体现在史书撰述的绵延不绝、可贵的直笔原则等方面；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史学在理论层面的建树寥寥无几。直至唐朝，我国首部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才横空出世。令人唏嘘的是，下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研究专著的出现，就要到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了。正因如此，《史通》更是具备了重要的研究价值。刘氏于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有不可磨灭之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谓之子玄，岂不甚切欤？

“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第4519 页。按，礼不讳嫌名。又，二名不偏讳。唐太宗时，“世”“民”二字不相连者不需讳，尚能存古义。此处，刘知几需避“基”讳，说明玄宗时的避讳制度已逐渐逾越古制。笔者当时不知其字曰子玄且以字行，故初读两《唐书》，寻《刘知几传》而不得。后偶于目录见一人曰刘子玄，其有一子曰刘秩，又有一子曰刘餗。幸而笔者对此二人稍有印象，秩作《政典》，杜佑因之而继作，撰成《通典》；餗有文才，撰有《隋唐嘉话》。秩、餗正是刘知几的儿子，那么刘子玄应为刘知几。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史通》和两《唐书》本传中，主要有史家三才、六家二体、五志三科、求实录、扬名教等。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刘知几还有一种重要的史学思想，即反神学思想。准确而言，是成熟但尚不彻底的反神学思想。

二、刘氏的反神学思想

（一）进步之处

刘知几反神学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史通》的《书志》《采撰》《〈汉书·五行志〉错误》《〈汉书·五行志〉杂驳》等诸篇中。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钟，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③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5《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8 页。

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④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5《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8 页。

夫以国家恒事，而坐延灾眚，岁月既遥，而方闻响应。斯岂非乌有成说，扣寂为辞者哉！此所谓影响不接，牵引相会也。⑤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9《〈汉书·五行志〉错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07 页。

刘知几认为，将自然灾害与人事联系起来，实在是迂阔而不切实际。此诚为高论。以上这些都反映了刘知几对于神学思想的反对，显然有其进步意义。

（二）局限性

刘知几的思想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一方面，刘知几认为，将两件相隔甚远之事联系在一起是“扣寂为辞”；另一方面，他又言：“案其后七年，王室终如羊舌所说，此即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谓徒发首端，不副征验也。”①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9《〈汉书·五行志〉错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02 页。于此处，为了批驳《汉书·五行志》中“不副征验”的问题，刘知几又肯定了两件相隔七年之事确有联系，令人疑惑。

第二，刘知几于上文所引的“至于蜚蜮蝝螽”一句之前，言“其事也如江壁传于郑客，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后之祥；桂树黄雀，新都之谶”，是“举夫一二，良有可称”。②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5《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8 页。同属谶纬，为何评价不一？以笔者之见，应是前者（“江壁传于郑客”云云）不常见而后者（“陨霜雨雹”云云）习以为常，故致此异。惜乎子玄可暂破传统之限，却终难脱窠臼之困。

（三）刘知几反神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种思想绝非凭空产生的，仔细考察刘氏所处的时代，就会明白其产生之背景。刘知几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享年61岁。“证圣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③刘昫：《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第3168 页。，但“后嘉其直，不能用也”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第4519 页。。证圣初，可能是刘知几初次在朝廷显露头角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当时武则天刚称帝不久，尚处于大肆屠戮宗室、大臣之时。朝野昏暗，人人自危；大道不行，伪瑞频呈。刘知几敢于在这种时候忤逆武后，说明其性格正直刚烈。《史通》始撰于何时？揆诸史籍，有相关史料如下：

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魏元忠为中书令，中宗神龙二年五月，与左散骑常侍武三思、礼部尚书祝钦明……等，以《则天实录》二十卷上之。（《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三·采撰门二》）

《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小注：魏元忠、武三思、祝钦明、徐彦伯、柳冲、韦承庆、崔融、岑羲、徐坚撰，刘知几、吴兢删正。）宗秦客《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

开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元⑤清避“玄”字讳，改“玄”为“元”，中华书局本《唐会要》未予改回。（笔者按，清避“玄”字讳，改“玄”为“元”，中华书局本《唐会要》未予改回）、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成。（《唐会要》卷63《史馆上》）

“而武三思等不听”说明魏元忠领衔修撰《则天皇后实录》时，刘知几即有参与。《则天皇后实录》撰成进上于神龙二年五月，则其修撰时间是武后驾崩（神龙元年［705 年］冬十一月壬寅）到神龙二年（706 年）五月。刘知几是参与修撰《实录》而不得志后才开始修撰《史通》的，故其开始修撰《史通》的时间亦在神龙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到神龙二年五月之间。至于动因，其一，刘知几在武后一朝时，屡次上书极言，而终不为所用。其二，刘知几作为史官，理应秉笔直书，而又为三思所阻，意有所郁结而不得通其道。这些可以说是刘知几写作《史通》的直接动因。

高宗、武后二朝，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伪瑞频呈”。高祖、太宗，不甚措意祥瑞。此等风气，实开自高宗，观其“龙朔”“麟德”“仪凤”等年号便知。武后朝祥瑞，更是蔚为大观，但细细考察，殊为可笑。《唐会要》卷28《祥瑞上》、卷29《祥瑞下》言之甚详，兹不赘述。刘知几身处“伪瑞频呈”的时代之中，却能坚守史官秉笔直书的使命，上承太史公人本史观之余绪，下立破除谶纬邪说之典范，将武后一朝连带之前诸书所载之谶纬迷信一一批驳。其功之大，诚可叹也欤！

笔者以为，谶纬之学得以兴盛是有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的。谶纬可以分为祥瑞和凶兆。一方面，君主希望用祥瑞来显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士大夫又希望通过凶兆来警醒统治者要时刻为政以德，不可荒淫无道。正是因为君臣两方面都希望借助这一方式来实现某些目的，所以它才会被广泛地接受。所以谶纬之学的产生与盛行确有其合理性，而且其在某些方面的积极意义也应当肯定。但到后来，伪瑞频呈，而凶兆却几乎无人敢提，这种谶纬被单纯当作统治者宣扬政权合法性和愚民之工具，更何况谶纬带有太多的迷信色彩。

三、“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述论

（一）《新唐书》批评刘知几“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

刘知几说自己的《史通》“多讥往哲，喜述前非”⑥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0《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71 页。。以史家而言，刘知几对上至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下至几乎与自己同时代的史学家共计二百六十多人提出了批评。无疑，刘知几的批判精神值得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于本传之赞中讥其“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第4542 页。。宋祁的批评虽然不免有些苛刻，但绝非无稽之谈。研读此书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著作，在子玄对前辈时贤的批判之中，除了诸多令人信服的批判之外，亦有不少吹毛求疵之处，读来每每令笔者啼笑皆非。笔者认为，学术批评应该是建立在足以服人的论证之上的。一些吹毛求疵、荒诞无稽的学术批评，非但不能促进学术的交流与进步，反而只能徒添笑柄、贻笑大方。

（二）四库馆臣对《史通》的评价（见表1）

表1 ②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88《史部·史评类》，中华书局，1965，第750-751 页。

由是观之，四库馆臣对《史通》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也对其提出了一些批评。笔者认为，刘知几才华横溢，惜乎性格过刚；《史通》乃恢宏巨著，失在诋诃太甚。

（三）原因分析

揆诸史籍，现罗列史料如下：

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又尝自比扬雄者四：“……雄准《易》作经，当时笑之；吾作《史通》，俗以为愚。……”（《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

除了前文已经说到的“刘知几的性格十分刚烈倨傲”的因素以外，这里也提示了一些原因：第一，刘知几才华横溢，自视甚高。第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可谓贴切道出刘氏著《史通》时候的心态，馆臣干脆称其为“发愤而著书者”。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之下，刘知几任意褒贬，以致失于详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史通》是中国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系统地探讨了唐以前史学的很多问题。在其众多史学理论中，反神学思想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思想有其进步之处，亦有其局限性，如将自然灾害与人事联系起来，实在是迂阔而不切实际。同时，该思想亦有其局限性。该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有：第一，高宗、武后二朝的伪瑞频呈。第二，刘氏对秉笔直书这一原则的坚守。第三，刘氏性格刚烈倨傲，同时才华横溢却志不得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