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 苇 张 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0009；.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 00084）

一、研究背景

（一）中学生心理健康议题（特别是抑郁）凸显，家庭关系既是保护因素也是风险因素

抑郁是青少年自杀的重要风险因素，《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1]指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父母的陪伴支持以及和睦的家庭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家庭关系既是保护因素也是风险因素。

（二）青少年自杀需要进一步加强关注

相关研究显示，2012-2021年，重庆市7～17岁人群自杀死亡率呈现上升趋势，重点为城市人群及15～17岁青少年。2019年对10～24岁青少年（湖北省）研究发现，自杀位居青少年伤害死因的前两位，不存在显著地域、性别等差异，需要全域广泛防控，加强自杀预防与干预[2-3]。

（三）心理危机干预家校沟通环节的父母议题及支持对策

家校沟通是心理危机干预关键步骤之一，也是危机干预工作的难点。父母自身的特质、对孩子的养育方式、家庭关系等因素可能是危机的成因，也可能是危机干预的障碍。结合过往研究[4-10]，梳理了在危机干预过程中，父母自身存在的议题及支持对策。

在危机发生后，学校跟家长的沟通中，家长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家长由于病耻感以及对孩子未来的担心，不信任学校，对孩子的心理情况不如实告知。第二，家长不认同学校的危机评估方案，不重视孩子情况，不愿意转介。第三，家长对学校进一步的干预方案不配合。第四，家长自身也有一些情绪议题，如担忧顾虑、焦虑不安、否认回避、质疑挑刺等。

针对以上问题，过往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

第一，针对不同类型的家长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与焦虑不安的家长沟通，发掘家长自身资源，提升其胜任力，指导其寻求其他家庭成员支持；与质疑挑刺的家长沟通，引导话题在解决问题上，同时保持中立，边界明确清晰；与有担忧顾虑的家长沟通，就其担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供专业支持，制定可行方案。除了以上分型，还有部分家长是多种类型混合的情况。因此，学校工作者要“有备而来”，充分了解情况及储备专业知识，及时变通策略，准备多套可行方案以随机应变。

第二，具体的应对方法，如焦点解决的赋能模式，把焦点从“原因”转向“解决”，聚焦未来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探索而不是探索过去。将问题外化，家校和学生共同应对问题。保持同理接纳和赞美肯定，寻找资源和例外，促使家长发掘自身及周边可用资源，提升家长力量。还可以采取非暴力沟通的方法，从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等方面具体实施。

第三，提倡系统合作。家校双方需要调整沟通理念：（1）共同育人，家校双方不是利益的矛盾体，而是有着一致目标的共同体。（2）家长不是只有问题，可能只是爱的方式和能力出了问题，家长爱孩子的心始终都在。（3）提倡人文关怀，由利益驱动换成情感驱动。（4）双方保持双向、长期的合作和沟通，而不是局限于短期应对。家校联动，在“危机”中发现“契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构建“家校社医”联动系统。

二、研究设计及过程

基于家校沟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一步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在理解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对策，更能收到“治本”的效果。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的方法，选取全国九所中学（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三所中学、华中地区省会及边远城市各一所中学、西部地区省会及边远城市共三所中学、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一所中学）的12位心理教师进行访谈。这些心理教师至少有一次处理自杀未遂中学生危机干预的家校沟通经验，同时，心理教师跟这些学生的家长也至少有一次的详细沟通。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信息

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访谈内容包括：心理教师在学校参与自杀未遂学生危机干预的具体情况（家校沟通情况、家校沟通中遇到的困难、在跟家长一对一沟通中对家长提及信息的补充等），具体应对策略和效果，以及心理教师对危机干预过程复盘后新的思考等。

三、研究结果

通过访谈发现，自杀未遂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家校沟通环节的主要困难集中在中学生父母的相关议题上，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父母有负罪感（孩子自杀=我不好）

孩子自杀未遂之后，一些父母会有很强烈的负罪感。父母的这种强烈负罪感也可能承袭于自身的原生家庭，同时孩子也习得了与父母同样的态度去自罪自责。

编号1的心理教师提到：“从孩子妈妈身上我感觉到了强烈的负罪感，她会反复强调‘是我做得不好，我也没办法了，都是我的错’，当孩子把自己不想活了的念头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会跟孩子说‘妈妈跟你一起去死’。妈妈还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说孩子外婆也总是在她耳边抱怨自己这不好那不好，小到女儿写错一道题，大到人生选择，每当一些事情女儿没做好的时候，外婆都会十分自责。”

编号8的心理教师提到：“我遇到过一位妈妈和另一位爸爸，他们和有些孩子抑郁情绪里自罪自责的状态很像，在交流中情绪一直很低，话也不多，会一直强调孩子变成这样都是自己的原因，自己不是好父母。这位妈妈还哭着说‘我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孩子，就像我的妈妈’，这位妈妈在情绪不佳的时候，她的妈妈也常常跟她一起哭，并告诉她，妈妈什么也做不了。”

编号12的心理教师提到：“我遇到过好几位爸爸妈妈都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孩子这个情况他们也特别难受，还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埋怨自己没有早点儿发现，一直询问老师该怎么办。”

（二）父母有羞耻感（跟社会地位有关）

孩子自杀未遂之后，一些父母，特别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父母，会产生羞耻感，不愿将孩子的情况公开让更多人知道，也担心进一步影响自己和孩子的未来。

编号3的心理教师提到：“我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很多父母在面对孩子自杀未遂的情况时，都存在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不愿提供详细诊断，甚至不愿意带孩子就医，他们觉得孩子这样的情况让更多人知道的话，会有诸多不利影响。比如一位爸爸觉得诊断书肯定会影响孩子的升学和未来发展。另一位妈妈也提到‘我们不去医院做检查留档。这是贴标签，本来孩子啥也没有，说得好像事儿挺大的一样，我孩子可不能作为同事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在单位一直都积极正向，而且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都是正面形象，特别是我父亲。’”

编号6的心理教师提到：“虽然邀请父母双方一起参与家校会谈，但是孩子爸爸两次都找各种理由不参与，妈妈反馈，爸爸知道孩子这个情况之后无法面对，不能理解孩子怎么能走到这一步，说家族里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是名门望族、世家子弟，这成了家族的‘奇耻大辱’，没脸给孩子爷爷奶奶说。”

编号10的心理教师提到：“孩子妈妈自己也在医疗系统，说什么也不带孩子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只是找自己近身的中医朋友针对孩子的具体症状开中药治疗，她说不能让同系统的人知情，自己兢兢业业走到今天的位置，孩子病成这样太丢人了，孩子妈妈还提到他们一家人都好面子，孩子外婆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是强调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让外人听了笑话。”

（三）父母早年经历的强迫性重复（原生家庭的养育方式平移给孩子或者反向形成新方式）

强迫性重复是不断复刻之前的一些经历，弗洛伊德发现孩子们在经历一些快乐的或痛苦的事情之后，会不由自主地反复创造同样的经历再次体验类似的感受。如果没有专业介入和自我反思能力，人们很难走出这样的重复[11]。自杀未遂青少年的父母，大都早年也经历了一些家庭带来的创伤，会下意识将这些方式平移给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会体验到父母当年类似的痛苦，也有些父母会以自己父母的方式为蓝本刻意避免并反向形成新的方式，但也可能掌握不好火候，对孩子造成影响。

编号4的心理教师提到：“一些家长早年在原生家庭中也有很多创伤经历，有位妈妈提到‘那时候谁知道产后抑郁，我妈生我没多久就自杀了。我生下孩子的时候也很难受，当时看世界都是没有颜色的，看着孩子的小脸确实有些可爱和治愈。但是转过头去面对的还是一片漆黑，没有希望。现在孩子说自己不活了，我早都不想活了。’”

编号5的心理教师提到：“有位妈妈很努力做跟自己的父母完全不同的父母，但过度的忽略变成了过度焦虑的全方位呵护，孩子更加喘不过气来。这位妈妈提到‘我的爸妈从小不管我，忽略我，让我受了很多伤。我竭尽全力想要避免这一切，我不能让我孩子体会到任何我体会过的痛苦，我非常非常努力对孩子好了，但是没想到我的孩子依旧和我那时候一样痛苦。’”

编号9的心理教师提到：“有位妈妈也提到‘当孩子说不想活了的那一刻，我想到了当年的我自己，我也是在家长的高压下很痛苦，更邪乎的是，孩子的舅舅就是在孩子这么大的时候自杀的。’”

编号7的心理教师提到：“有位爸爸的态度让我很震惊，当孩子已经发生了如此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之后，爸爸听了只是淡淡说了句‘这就是小屁孩儿在那里瞎折腾，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遗书也写了不少封，他只是故意求关注罢了。’后来了解到，当这位父亲在中学时期有类似困惑的时候，他父亲的态度和他现在的态度如出一辙。”

（四）父母自身感到绝望无助（长期跟孩子相处父母也无力无望）

在经历孩子自杀未遂之后，支持、陪伴和养育孩子是长久的功课，一些父母会专门辞职陪孩子，一些孩子也因此休学全天候在家，在每天的相处中，孩子的情绪也会进一步影响到父母，一些父母也开始感到绝望无助。

编号11的心理教师提到：“长期陪伴支持有自杀倾向的孩子，父母也会感觉无力无望。有位妈妈提到‘加上孩子休学的时间，我带着孩子持续服药就医三年了，我也因此专门辞职在家陪伴，但孩子的状态每天就像在一潭死水里。我带着就医、照顾、监护、安慰等，所有能做的都做了，我都要被拽进去了，孩子也还是那个死样子，丝毫没有好转，整天不想活。所以有次吵架的时候，我也是在气头上，直接对孩子说：你怎么不去死？我也好累、好煎熬。’这位妈妈独自带孩子，爸爸在外工作，家庭支持有限，她也提到自己父母不找她麻烦已经很不错了。”

编号2的心理教师提到：“我听到父母最多的表达就是‘真的太折磨人了、太累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已经尽我所能支持了’，父母其实也挺无力的，干预过程中我看着一些家长自己都变得越来越沧桑，白头发多了不少，他们还都是很配合我们的家长。他们常常也很耗竭，我只能多鼓励这些父母无论如何也记得好好爱自己，有时候我问父母有哪些爱自己的方式，他们好久都回答不出来一条，但对孩子的情况如数家珍。这些父母的父母同样不知道怎么好好爱自己，也是一心为了子女奉献。”

编号9的心理教师提到：“一位孩子的母亲提到，‘我有时候想，这么久了都好不了，要不算了吧，我和孩子爸爸也沟通过，如果孩子真的走了怎么办。确实早年我成长不好，也不是一个好妈妈，但是孩子病了这么久，我已经尽力了，真的太难了。’”

四、总结与讨论

（一）家庭创伤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

家庭的创伤可能会在亲子之间直接传递[12]，代际传递是指一代与下一代之间进行的情绪情感、价值观等多方面的传递或交换[13]。访谈发现，自杀未遂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家校沟通环节的主要困难集中在中学生父母的相关议题上，表现为：父母有负罪感，有羞耻感，有早年经历的强迫性重复或自身也感到绝望无助。

以上四种父母的状态，其实都跟家庭创伤代际传递有关，这些广泛性的创伤包括家庭成员的情绪情感状态、攻击行为、亲子互动与养育方式等。在自杀未遂青少年的核心家庭，很多父母的养育和应对方式都承袭自上一代，创伤也代际传递到了孩子这一代。对照父母的原生家庭，从父母教养方式、情绪情感状态等表现中，可以发现上一代模式的传递对下一代的深刻影响。

（二）具体支持对策

结合以上具体困难，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分析，进一步提出可采取的支持对策。

1.宏观层面

在国家层面实施自上而下的系统的父母工程，进行家庭生命周期的全程观测，在父母结婚前、结婚中、部分父母离婚后等阶段全程干预，比如在父母结婚前指导他们如何去做父母、如何经营关系。婚姻中如果父母关系遇到困扰，通过伴侣咨询等方式进一步提供支持。对关系无法调和的父母，也可以通过心理支持教育引导他们将离婚对孩子的影响降低。同时，聚焦儿童成长和发展，从母亲怀孕之前，以及孩子在婴幼儿时期开始就提供及时的专业干预及支持，协助父母修复原生家庭创伤，处理父母的情绪议题，进一步用心理学知识支持整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有利于亲子和谐，让细胞重生，机体也会重新焕发活力。

宏观层面的核心是设置父母资格证，父母需要受训才能上岗，需要接受教育才能具有生孩子的资质，把准生证替换成父母资格证。国家从源头开始支持，从根本上阻断创伤代际传递的模式，实施自上而下的父母工程。

2.中观层面

家庭、学校、社会及医院各层面应形成合力，开展落实相关工作，建立中学心理服务家校社医联合防控体系。

如图1所示，中学心理服务家校社医联合防控体系主要包括学校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医院层面四部分，以学校层面为核心和主导。

图1 中学心理服务家校社医联合防控体系图

学校层面：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校内联动各部门、年级组、班主任、学生等提供专业支持，同时建立学生心理志愿服务队，校外联动家庭、社会、医院等。

家庭层面：学校联合家委会，引入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等专业人士支持，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家委会是家校合作重要的桥梁，需要充分发挥家委会的功能，并进一步延伸到社区、单位等。

社会层面：开展学校社会工作，引入驻校社工，联系社区和家庭，并进一步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建设。

医院层面：开通绿色通道，及时支持和干预中学生心理健康，推动重点学生就医，医教协同，确保在校生出现心理危机时可以第一时间通畅转诊。

中学心理服务家校社医防控体系，涉及家校社医多方调配，需要教育部、全国妇联、社工联合会等支持，同时需要政府主导。政府力量是推动学校社会工作等多项工作深入发展的原动力[14]，政府支持能促进相关系统工作进一步开展和落实。

3.微观层面

提供一些具体的实操方案对家长会有切实帮助。聚焦自杀未遂中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家校沟通，学校可以促进完善家长学校工作，组建家长间的互助团体，让有相似经历的家长彼此支持。也可利用元宇宙技术，实现亲子间的实时虚拟换位，把父母放在孩子的位置上，在虚拟情景中体会孩子的感受，增强父母的反思能力。也可运用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思路，保持中立、多边联盟，在理解父母的基础上，进一步跟进父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