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海霞 崔登峰 韦凤琴 赵 敏 秦晓娟

1 引 言

多元化战略作为现代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策略之一，深受实务界与学术界的青睐。近年来，一些涉农企业打着“农”字招牌成功上市，享受着国家惠农政策补贴与税收扶持的同时，却并未专注于农业主业发展，而是纷纷涉足其他非农行业，出现了明显的“背农”多元化趋势（崔迎科，2013［1］）。截止2021 年底，188 家样本涉农上市公司中，有127 家公司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占比67.6%；127 家多元化公司中有74 家公司涉及到非农化经营，占比58.3%。这种现象背离了国家通过支持涉农上市公司发展来带动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经营的初衷和目标，也不符合近年来西方企业推行的“归核化”发展实践以及中国倡导的“聚焦主业”发展理念。是什么原因驱使中国涉农上市公司热衷于实施多元化战略呢？现有研究主要从农业行业的弱质性与比较利益低下、农业经营的高风险性、农业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冗余等方面阐述了相关原因（崔迎科，2013［1］；刘晓云等，2013［2］；苏昕等，2020［3］）。那么，除了上述学者们已经讨论过的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涉农上市公司倾向于实施多元化战略呢？这正是文章想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对于新兴转轨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特殊的制度因素会对企业战略决策行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Alam等，2019［4］）。现代制度学派代表人Peng（2002）［5］提出了基于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al-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IBV）的企业战略选择理论，该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为深入探讨不同制度下的企业战略选择差异性问题带来新的诠释与启示。当前，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正式制度以及政治关联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曾萍等，2022［6］）。鲜有学者从中国独特的儒家文化制度视角来探寻非正式制度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决策的影响机理。

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建设不够完善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文化因素对企业战略决策可能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陈冬华等，2013［7］），而儒家文化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力最为深远和广泛的非正式制度（Hambrick，2007［8］）。儒家文化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最早由著名思想家孔子创立，后经由孟子等人继承与发展。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兴盛，儒家文化成为了上层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学占据了科举考试的主导地位，强化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进一步促进了儒家经典在社会各阶层间的推广与普及。近代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儒家文化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然而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从未被完全否认过。历经两千多年洗礼的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源泉，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制度才是影响中国企业家决策的根源。高阶理论认为，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体认知和价值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决策行为，而高管人员的价值认知体系与其所经历的文化氛围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9］）。儒家文化通过影响高管认知与思维模式，进而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企业决策过程中。烙印理论认为，高管人员的早期成长经历与文化熏陶会在其价值认知体系中留有深刻的印记，这些印记会持续影响组织和个体的决策行为（Marquis 和Tilcsik，2013［10］）。Hou 等（2022）［11］指出中国大部分企业家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反映在其具体的经营决策中。因此，儒家文化熏陶会塑造涉农上市公司决策人员对战略选择的认知烙印。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纪念孔子诞生2565 周年大会上强调，“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因此，从实证角度探寻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决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深化了基于制度基础观（IBV）的多元化战略决策动因理论，现有文献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隐性价值规范对企业多元化战略决策的影响。文章不仅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环境双重视角丰富了转型经济背景下涉农上市公司热衷于实施多元化战略决策的理论与经验证据，而且还探讨了儒家文化对处于不同农业产业链环节的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决策行为的影响。第二，拓展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领域。文章将宏观层面的地域传统儒家文化特性与微观层面的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决策行为有机结合，丰富了“文化和企业决策”的国际前沿研究文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儒家文化之间紧密关联，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影响涉农上市公司战略决策的价值规范与伦理思想。任何文化都具有两面性，这些价值规范与伦理思想可能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起到促进作用，也可能起到抑制作用。通过对儒家经典文献解读，文章认为儒家文化主要通过发挥 “行为导向”和“伦理约束”功能来影响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

儒家文化主张的“忧患意识”和“风险规避主义”等价值规范发挥着“行为导向”的功能，会引导涉农上市公司通过积极实施多元化战略来分散农业行业经营的高风险。儒家文化提倡的“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等“忧患意识”体现了人们对未知风险的防范意识；“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等“风险规避主义”思想体现了儒家追求稳妥、厌恶风险、谨慎行事的理念。多元化战略本质上是一种简单的风险防范策略（易行健等，2003［12］），规避风险实现稳定发展是涉农上市公司经营的重要目标（刘晓云等，2013［2］）。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导致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涉农上市公司为了缓解经营风险，会积极实施多元化战略行为，将风险分散到多个行业中，进而增强企业经营的安全性。总之，儒家文化的“忧患意识”和“风险规避主义”等价值取向影响了涉农上市公司管理层的风险意识水平，引导管理者通过采取多元化行为来规避经营风险，进而提高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a：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儒家文化提倡的“忠信”思想和“义利观”等“伦理约束”的价值观有利于缓解企业代理冲突，减少涉农上市公司进行盲目的多元化战略选择。代理理论认为，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代理人与企业所有者的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常常不一致，代理人往往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战略行为。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约束机制可以有效缓解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Chen 等，2019［13］）。儒家文化倡导的“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礼记·儒行》）等“忠信”思想要求代理人忠诚于委托人，信守承诺，坚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敬业工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等“义利观”可以约束代理人的自利动机。总之，儒家文化遵从的“忠信”与“重义轻利”等伦理观念可以通过缓解代理冲突而降低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b：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参照杨兴全等（2020）［14］的研究，建立下列模型（1）检验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其中，i代表第i家涉农上市公司，t代表第t年，Div为企业多元化战略的代理变量，CONF200 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Controls代表所有的控制变量，∑Year代表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Ind代表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ε为回归模型的残差。

3.2 变量定义

（1）儒家文化

衡量文化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North，1990［15］）。随着近年来学者们采用历史信息数据和地理邻近的距离模型法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Du，2015［16］；古志辉，2015［17］；Hou 等，2022［11］；潘爱玲等，2021［18］；陈刚和邱丹琪，2021［19］；居来提·色依提等，2022［20］；卢宏亮等，2023［21］），相关研究成果才逐渐增多。利用历史信息数据度量文化，具有客观性、可重复性与稳定性等优点，而且采用地理邻近的距离模型，最大的优点便是能获取公司层面的数据资料，便于确定所获取的变量代表的是研究对象本身（Du，2015［16］；古志辉，2015［17］）。

文章参考潘爱玲等（2021）［18］的研究，以涉农上市公司注册地为中心，半径200 公里范围内的明清进士数量（CONF200）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并基于量纲考虑，将明清进士数量除以1000 进行标准化处理。源于唐朝的科举体制是历代王朝选拔人才最重要的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儒家经学著作成了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八股制”的应试规定考试内容要以“四书五经”为基础，儒家经典在科举体制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广泛传承与发展。明清进士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是儒学经典的重要传承者，官方对其基本信息的数据记录完整性也更好（潘爱玲等，2021［18］），能较准确地反映历史上儒家文化传播的差异。一个地域的进士人数越多，意味着儒学之风越盛行，该区域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陈刚和邱丹琪，2021［19］），儒家文化对该区域思想文化传播、人们性格养成、地区经济发展等的影响作用越大。这是本文采用明清进士数来度量儒家文化影响强度的历史基础和重要依据。

在稳健性检验中，主要通过变换计算标准与改变计算方法等方式尽可能全面地验证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作用，以确保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具体方式为：①变换计算标准。使用涉农上市公司注册地半径150 公里内的明清进士数量（CONF150）作为度量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②改变计算方法。采用区域模型计算，用涉农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的明清进士人数除以城市面积进行标准化后的明清进士密度（City_js）作为度量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

（2）多元化战略

文章借鉴杨兴全等（2020）［14］、叶德珠等（2020）［22］、孙海涛和李春琦（2022）［23］等的研究，采用熵指数（TEI）、赫芬达尔指数（HHI）和经营行业数（DSN）等多元化程度指标来度量多元化战略。具体方法为：①熵指数。计算公式为：TEI 的值越高，多元化程度越高。②赫芬达尔指数。计算公式为：HHI 的值越高，多元化程度越低。为利于分析，对HHI的值取负数进行逆指标化处理。③经营行业数。指占营业收入10%以上的所有行业数目。经营行业数越多，多元化程度越高。其中，熵指数与赫芬达尔指数中的Pi表示行业i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n为采用三位行业代码计算的企业涉足的行业数。

（3）控制变量

借鉴杨兴全等（2020）［14］、孙海涛和李春琦（2022）［23］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区域特征、治理特征以及政治关联等方面选择控制变量，具体为企业规模（Size，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Age，企业成立年数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例）、政治关联（Pc，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过政府官员则取1，否则取0）、资产可转移程度（Tran，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的比例）、区域特征（Area，企业所在区域为东部地区时取1，否则取0）、行业利润率（IndRoa，企业Roa的年度行业中值）、市场前景（IndTobinq，企业Tobinq的年度行业中值）、行业多元化（IndHHI，企业多元化HHI的年度行业中值）、管理层持股（Msh，管理层持股数量与总股本的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Shr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此外，文章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Ind）和年度固定效应（Year）的影响。

3.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取

文章主要依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和《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20）》，从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视角界定涉农上市公司，按照样本涉农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的行业将其分为上游涉农上市公司、中游涉农上市公司和下游涉农上市公司，涵盖了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造、流通等环节形成的全部经济活动。其中，上游涉农上市公司包括种子类上市公司、农药化肥类上市公司、兽药类上市公司、农机类上市公司、农用薄膜类上市公司、农资批发和零售业类上市公司；中游涉农上市公司包括种植业类上市公司、林业类上市公司、畜牧业类上市公司和渔业类上市公司；下游涉农上市公司包括农副食品加工类上市公司、食品制造类上市公司、橡胶制品类上市公司、皮革与毛皮制品类上市公司、木材加工类上市公司、酒、饮料和精制茶类上市公司、农产品批发和零售业类上市公司。

通过以下方式筛选样本：①保留当年农业类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大于50%的样本（当各经营业务收入比重都小于50%时，保留农业类业务主营收入在所有业务中最高且占到企业总营业收入30%以上的样本），删除当年主营业务为非农行业的样本观测值，②剔除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③剔除ST等经过特殊处理的样本，④删除年报中未披露分行业收入数据或者行业分类不明确的样本观测值，⑤剔除研究区间内观测值少于3 年的样本。最终选出188 家涉农上市公司。

研究区间选择2010-2021 年。理由如下：2010 年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方式换挡的关键年（王凤荣等，2019［24］）。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2010 年7 月“一行三会”联合发布的《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工作意见》明确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进一步拓宽涉农企业融资渠道。各地政府纷纷响应政策，筛选、拟定并助推涉农企业上市。2010 年之后掀起了一波涉农企业上市的高潮。因此，将2010 年作为文章的研究起点具有其合理性。

（2）数据来源

儒家文化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的儒家文化数据库（CFCN）。计算多元化战略的相关数据是通过对WIND 和CSMAR 数据库的企业营业收入构成中行业和产品的占比进行手动整理测算所得，并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核对和补充数据库中缺失或不详细的信息。其他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 和CSMAR 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公司年报与巨潮资讯网获得。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数缩尾处理。数据处理使用软件stata17.0。

4 实证检验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看出，儒家文化CONF200 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1.148，标准差为2.723，说明不同涉农上市公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存在明显差异。多元化熵指数TEI 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463，标准差为0.415；多元化赫芬达尔指数HHI 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0.234，标准差为0.239。说明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相差较大。经营行业数DSN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6，均值为2.019，说明大部分涉农上市公司都实施了多元化战略，且最多涉及6 个行业。其他控制变量的分布情况与已有研究大致相同。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4.2 基准回归分析

为检验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并验证相应的研究假设，采用混合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儒家文化CONF200 与多元化程度代理变量TEI、HHI、DS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0.006、0.030，并都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设1a 得到验证。

表2 儒家文化与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

4.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虽然儒家文化作为影响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外部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然而，仍可能存在由于样本自选择问题或遗漏变量等引发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文章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和排除遗漏变量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1）工具变量法

借鉴潘爱玲等（2021）［18］的做法，使用涉农上市公司注册地200 公里范围内的贞节牌坊数（Pai200）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儒家文化与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贞节牌坊是儒家文化理学教化下的产物，与儒家文化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贞节牌坊越多的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满足工具变量的“内生性”。而贞节牌坊主要反映的是历史上的婚姻观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其他伦理观念关联较少，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行为与当地的贞节牌坊数应该没有直接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因此，贞节牌坊数（Pai200）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工具变量。

表3 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中，贞节牌坊（Pai200）与CONF200 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贞节牌坊越多的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与预期结果一致。第二阶段回归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CONF200 与TEI、HHI和DSN的回归系数依然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弱工具变量检验F 统计值大于10，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该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2）排除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虽然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区域层面等影响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因素，但宏观经济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多元化战略决策（叶德珠等，2020［22］）。为了排除潜在干扰，通过进一步控制GDP增长指数和人均GDP增长指数等宏观经济因素，来缓解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由表4 可知，在控制了GDP和EGDP的影响后，CONF200 与TEI、HHI、DSN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

表4 排除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4.4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使用涉农上市公司注册地半径150 公里内的明清进士数量（CONF150）与涉农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的明清进士人数除以城市面积的明清进士密度（City_js）分别作为度量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5 可知，CONF150 与TEI、HHI和DSN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City_js与TEI、HHI和DSN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以上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

表5 儒家文化与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替换CONF200 为CONF150 或City_js）

（2）变更样本

在基准回归中，为了尽量保留样本公司数量，在选取样本涉农上市公司时，仅删除了主营业务发生非农变动的所在年份样本。将只要发生过主营业务非农变动的样本公司删除掉，重新进行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 报告了使用删除了主营业务发生过非农变动的公司样本时，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由表可知，CONF200 与TEI、HHI 和DSN 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以上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

表6 儒家文化与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变更样本）

4.5 拓展性检验

（1）基于正式制度环境的交互效应检验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会对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二者既可能是彼此竞争的替代关系，也可能是相互依赖的互补关系。文章进一步检验了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

经济转型中正式制度环境建设的完善主要表现为市场化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健全，正式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呈现出区域特征，集中反映为市场化程度的区域性差异（曾萍等，2022［6］）。因此，文章借鉴曾萍等（2022）［6］和杨博旭等（2021）［25］的研究，用涉农上市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MD）来衡量正式制度环境。由表7 可看出，CONF200 和MD 的交互项与TEI、HHI、DSN 的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影响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时，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环境存在互补效应。

表7 正式制度环境与儒家文化的交互效应检验结果

（2）基于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后会产生一种对抗和竞争的状态，这被称之为文化冲突。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会相互融合，也可能是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不管怎样，其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力都会被削弱。借鉴戚聿东等（2023）［26］的研究，用企业高管（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Oversea）来衡量外来文化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冲击。由表8 可知，儒家文化和外来文化交乘项CONF200×Oversea 与TEI、HHI、DSN 的回归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外来文化削弱了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

表8 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3）基于不同农业产业链环节的异质性检验

处于不同农业产业链环节的涉农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重点与面临风险等方面都是不同的。上游农资生产经营类上市公司更侧重于技术竞争，研发投入大且周期长、风险较高；中游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类上市公司受自然环境影响更大，经营风险更高，商品同质化严重，利润低且波动大；下游农产品加工流通类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细分领域较多，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因此，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可能会因企业所处农业产业链环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表9 可看出，上游涉农上市公司中，儒家文化与多元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15，并在5%水平上显著；中游涉农上市公司中，儒家文化与多元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31，并在5%水平上显著；下游涉农上市公司中，儒家文化与多元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008，并在10%水平上显著。分析结果可知，儒家文化对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在中游农林牧渔业涉农上市公司中体现的更显著。（限于篇幅，文章仅列出多元化熵指数TEI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赫芬达尔指数HHI 和经营行业数DSN 的检验结果与表9 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9 基于不同农业产业链环节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4）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处于转轨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企业具有特殊的产权制度背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二者在资源禀赋、经营目标、市场竞争和政府干预程度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文章进一步检验了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是否会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表10 结果显示，民营涉农上市公司样本中，CONF200 与TEI、HHI、DSN 的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国有涉农上市公司样本中，CONF200 对TEI、HHI、DSN 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儒家文化对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在民营涉农上市公司中体现的更明显。

表10 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5 结论与启示

文章围绕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儒家文化与中国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实证检验得出，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的涉农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多元化战略。儒家伦理的风险规避主义思想促进了涉农上市公司为缓解农业经营风险而选择多元化战略的行为。拓展性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环境在影响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时存在互补效应，中国总体上滞后的正式制度建设水平与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共同作用促进了涉农上市公司选择多元化战略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涉农上市公司热衷于多元化战略选择的深层次制度动因；外来文化会削弱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作用，具有外来文化背景的高管在参与企业决策时会削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高管对决策的影响力；儒家文化对中游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最大，由于中游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更大，因此儒家文化风险规避主义思想在中游涉农上市公司中体现的更明显；儒家文化对多元化战略的促进作用在民营涉农上市公司中体现的更明显，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天然的关联性，使得政治因素对国有企业决策的影响更大，进而导致儒家文化对国有企业多元化决策的影响变弱。

文章在儒家文化的度量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中可尝试采用多种度量方法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例如采用公司注册地一定半径范围内的儒家书院数量、孔庙数量等，或者直接考察历史信息数据对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这将有待于在进一步研究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