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良,邵 蕾

(1.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威胁人类生存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各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担忧。2021年,一项涉及10个国家共1万人的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84%的人对气候变化有中度或重度的担忧,63%的人因气候变化而感到焦虑[1]。生态焦虑正在席卷全球,成为最大的流行文化潮流之一。2011年,Albrecht首次提出“生态焦虑”(Ecoanxiety)概念,认为这是一种因环境的变化与不确定性而引发的焦虑情绪,并且这种变化通常指危险的气候变化或生态系统的破坏等消极的环境变化[2]。2017年,美国心理学会将生态焦虑(Eco-Anxiety)定义为对环境灾难的慢性恐惧,包括高温、干旱、暴雨、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等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危机[3]。概括地说,生态焦虑是个体因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心而出现的恐惧与担忧,属于一种情境性的焦虑类型。

从个体层面来看,生态焦虑可能降低人们的幸福感,甚至引发失眠、恐慌等心理健康问题;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生态焦虑是唤醒人们保护环境的基础,促使人们增加亲环境行为,通过行动缓解自身焦虑,以实现改善生态环境的最终目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由此看来,生态焦虑不仅是个体对环境变化的知觉,而且反过来也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进而起到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符合社会生态心理学的核心观点,即强调自然和社会环境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相互塑造过程。基于此,本文采用社会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对生态焦虑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见图1),旨在探究生态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塑造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有效的干预手段。

图1 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探析生态焦虑前因后果的框架图

一、 生态焦虑的影响因素

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生态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渊源,主要用于解释人类的发展过程,强调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最终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因此,生态系统理论可以从前因角度为探究生态焦虑的影响因素提供理论框架,即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以及历时系统的各因素出发,并加入对个人因素的考察,以理解生态焦虑出现的原因。

(一) 微观系统中影响生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微观系统包含能够直接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环境因素。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是微观系统中最为重要且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的生态焦虑水平呈现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父母对孩子未来生存问题的担忧可能增加父母的生态焦虑。另一方面,父母对待生态问题的态度影响孩子的生态焦虑。例如,父母无法理解孩子面对环境变化所产生的焦虑,或认为这种焦虑是过度的或没必要时,都会加重孩子的生态焦虑[4]。

在家庭之外,对儿童、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大学生来说,学校是最大的微观系统,学校中的环境教育者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是决定他们如何看待环境问题以及是否会出现生态焦虑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环境教育可能增加学生的生态焦虑。一方面,环境教育的出现是基于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环境教育者对环境的担忧很可能会感染学生,使学生出现相似的担忧情绪。另一方面,环境教育增强了学生对生态环境知识和生态危机现状的了解,引发他们对生态问题的担心与焦虑。但是,环境教育者正确的应对方式反而有助于缓解学生的生态焦虑。例如,鼓励学生正视负性情绪,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有效的生态行动,都将有效减少学生的焦虑情绪。

同时,考虑到生态焦虑的特殊性,个体所在地区的环境问题是个体能够切身感受,并对其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客观环境因素。例如,所在城市的空气污染以及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通常当人们所处地区更易遭受环境灾难时,他们的生态焦虑水平相对较高。此外,切身经历过环境灾难的人在灾难后的生态焦虑水平明显更高[5]。但是,地区性环境问题与当地人的生态焦虑水平并非呈线性关系。当环境威胁超过某一临界值或当个体正处于较为严重的环境灾难中时,个体的生态焦虑感知反而会下降。自我防御机制的启动会使个体出现对环境问题的否认,以在严重的环境压力面前保护自己[6]。

(二) 中间系统中影响生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构成中间系统。中间系统中最为典型的是由家庭与家庭之间相互联系所形成的社区。尤其是在面对各地区不同的环境问题时,社区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环境和气候的特异性,因地制宜地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由于社区的重要媒介作用,如果某个社区缺少充足资源以有效应对环境问题,那么这对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将是直接且重大的。例如,对于因地理位置或经济条件限制而出现水资源等生态资源短缺的社区,人们会出现恐惧、担忧等生态焦虑情绪[7]。除硬性条件外,社区应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举措也会影响居民的生态焦虑。社区开展的环境适应计划,可以提高人们应对环境问题时的适应能力,这不仅可以缓解女性在面对气候变化威胁时的心理健康问题[8],而且有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减少焦虑情绪的同时增加环境友好行为[9]。

(三) 外层系统中影响生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外层系统指的是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系统。例如,网络和媒体上与环境问题有关的资讯,以及国家和政府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态度与政策。首先,网络和媒体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公众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等环境问题的关注。挪威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在媒体上看到全球气温平均升高1.5℃的新闻报道后,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并增加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关注,进而导致焦虑、抑郁情绪的增加[10]。其次,由于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全球性特点,各个国家和政府的应对态度也将对民众的生态情绪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前,不是任何个体的力量能够改变的,只有各个国家和政府的积极应对和有效的政策支持,才能引领民众并给予他们安全感。但从Hickman对美国、芬兰、印度等10个国家(未包含中国)的调查结果来看,人们对于政府的环境政策持较为消极的态度,认为政府并没有为解决环境问题做出有效举措,尤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政府的不作为与对民众的背叛,由此导致他们出现更严重的生态焦虑情绪[1]。

(四) 宏观系统中影响生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在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和外层系统之外,是一个更大的宏观系统,它包含了能够影响以上三个系统的文化及全球性环境问题。根据格—群文化理论,文化影响人们与自然的距离,并进一步影响人们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认知与行为[11]。在某种程度上,生态焦虑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建构的威胁。例如,原住民文化非常重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增加他们对自身生存的担忧,尤其当个人与土地之间的联结断开时,他们的心理健康将严重受损,出现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12]。另外,从感到压力后的社会支持角度来看,集体主义文化可能会给予个体更多的社会支持。个体在环境变化这一巨大而不可预测的环境压力面前,来自集体的支持会给予个体更多的希望,减少其面对环境问题时的焦虑与压力[13]。除社会文化的构建外,我们无法否认真实的环境问题正在发生。联合国2021年统计报告显示,自前工业时代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升高1.1℃,造成干旱、风暴潮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14]。“人类世”时代,人类的活动正在严重影响着全球环境,空气污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与日俱增。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目前还并未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强烈影响,甚至会对此感到怀疑,但不管怎样,正在实际发生中的全球性环境恶化是人们出现生态焦虑的重要客观因素。

(五) 历时系统中影响生态焦虑的主要因素

在四个环境系统以外,生态系统理论还包含了时间维度上的历时系统,其将时间作为探究环境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参照体系。首先,环境问题与时间密切相关,依据时间长短,可以将环境问题分为：地震、飓风、洪水等突发性环境问题,干旱、高温等较为长期的环境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等缓慢变化的长期性环境问题。随时间变化,环境灾难的不确定性、多发性以及持久性都可能加重个体对未来生存的担忧,从而引发生态焦虑。其次,从个体发展角度,环境问题可能会随着个体的成长带来持久的影响。尤其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童年期的环境压力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长期且持续的影响。并且,由于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的环境压力甚至会影响其大脑结构。

(六) 生态系统外影响生态焦虑的个人因素

在五大生态系统之外,个人因素常被忽视。虽然环境灾难是人们产生生态焦虑的客观条件,但人们对环境灾难的感知才是导致生态焦虑出现的根本原因,个人因素调节各生态系统对个体的影响。目前,研究较多的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和环境易感性。

首先,人们对环境变化的关心与担忧程度被认为与年龄呈负相关。相比于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更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年轻人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感相对较低,加剧了他们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不确定性。因此,在长期的环境变化压力下,年轻人更易出现生态焦虑。此外,从信息来源上,年轻人往往会通过学校教育以及网络媒体等渠道接收到更多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信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会增加生态焦虑。

其次,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对环境问题的易感性更高,在环境压力面前更易出现焦虑情绪。女性之所以表现出比男性更高的生态焦虑,一是因为女性本身普遍比男性更易出现焦虑、抑郁和恐惧的情绪体验[15]。二是女性的生存与自然环境联系更密切,在面对环境压力和风险时对灾难的想象更生动,导致情绪反应更强烈[16]。尤其是成为母亲后的女性,她们往往比男性更担忧孩子的未来,而对后代的担忧是生态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

除年龄与性别外,个体特质上的环境易感性将直接影响个体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感知。根据压力易感模型,对于环境易感性较高的个体来说,他们平时就会表现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心,在面对生态系统中相同的环境威胁时更易出现生态焦虑情绪[17]。从社会认知取向的视角来看,环境易感性较高者通常持有生态取向。相比自我中心取向和社会—利他取向的个体来说,生态取向者会感知到更多的生态环境压力,表现出更高的生态焦虑和更多的亲环境行为[18]。

二、 生态焦虑的社会效应

生态焦虑效应指的是在生态环境问题的作用下,生态焦虑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持续影响,最终反作用于生态环境。生态焦虑的社会效应包括心理效应与环境效应。

(一) 生态焦虑的心理效应

生态焦虑是生态环境变化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内在机制。生态焦虑的心理效应包括对个体心理健康和亲环境行为的双重影响。

1.生态焦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目前,关于生态焦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威胁,因此个体对生态环境的担忧是理性的,生态焦虑不会导致病理性的心理健康问题[19]。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焦虑会导致人们的认知、生理和行为功能受损,引发病理性的焦虑、抑郁、恐慌、食欲不振、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降低个体的幸福感[20]。虽然,《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还未给出生态焦虑的具体诊断依据,但通常将因对环境问题的关心而表现出的惊恐发作、失眠、强迫思维或食欲减退等症状作为生态焦虑的诊断标准[21]。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态焦虑暂不属于一种精神障碍,但是依据生态焦虑的大小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例如,在面对真实存在的环境变化威胁时,适度的生态焦虑是“健康的”,具有适应性意义。但是,当这种焦虑变得过度而难以控制,并且对人们的睡眠、工作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时,这种原本针对生态环境而出现的特定焦虑,则会转化为临床意义上的一般性焦虑障碍,并伴随其他的心理健康问题。

2.生态焦虑与个体行为的关系。综合已有研究发现,生态焦虑既可能激发个体的亲环境行为,也可能抑制亲环境行为,甚至导致一些与环境无关的行为的出现。

多数研究者认为生态焦虑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2019年,美国心理学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表现出生态焦虑的人之中,87%的人表示愿意通过亲环境行为减少环境变化等问题的发生[22]。其中,亲环境行为指的是能够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甚至做出对环境有益的行为。生态焦虑之所以能增加亲环境行为,可能是因为生态焦虑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态共情能力[4]。生态共情能力高的人会认为自己与地球、其他人或其他物种的联系非常紧密,当生态环境问题出现时会产生更多焦虑或痛苦的情绪,并且,这种共情能力可以促使个体做出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行为。

此外,也有研究并未发现生态焦虑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可能与个体面对环境问题时的自我效能感有关。环境认知压力模型认为,在面对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时,人们对于自己应对威胁时的能力评估将决定个体的行为表现,包括问题解决行为、自我保护行为和情绪反应行为[23]。而这种对自身应对能力的评估属于一种特定于生态环境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低的人更少出现亲环境行为。这也说明,生态焦虑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受到个人因素的调节。

除与环境直接相关的行为外,生态焦虑还会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女性的生育意愿等与生态环境无直接关系的行为或行为倾向。2018年,瑞典曾暴发一项“飞行羞耻”运动,出于对生态环境的担忧,人们会减少乘坐飞机出行[24]。此外,《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对气候变化的焦虑导致的对孩子未来生存环境的担忧,11%的女性表示不想或不确定是否生育,33%的女性表示会比理想状态下要更少的孩子[25]。

(二) 生态焦虑的环境效应

不同于其他的情绪研究,对生态焦虑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生态焦虑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

1.个体行为与生态环境。如前所述,在生态焦虑效应的影响下,个体所做出的与生态环境直接相关的行为被称为亲环境行为或环境友好行为,是个体为改善生态环境所做出的直接行为,包括骑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改变饮食习惯、节约空调和照明等方面的能源。根据有限的实证研究结果,某些亲环境行为确实能对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例如,有研究者通过综合评估模型计算出,当人们在饮食中减少肉食时,不仅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减少,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牧场和农田用来种植植物吸收二氧化碳,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化[26]。另外,在各种出行方式中,自行车被认为是最低碳的交通方式。研究显示,内燃机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自行车的30倍,电动汽车是自行车的10倍,甚至骑自行车时个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步行时还要少;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出行方式从汽车改为自行车,那么,他每天可以减少3.2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27]。这也使得生态焦虑者会优先选择自行车作为出行工具,以促进生态环境的友好发展。

2.群体行为与生态环境。虽然生态焦虑首先作用于个体行为,但是个体行为毕竟有限,尤其在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巨大的环境问题面前,个体作用的渺小,以及可能付出的昂贵而看不到回报的代价,都会阻碍人类的行动。因此,在面对环境变化问题时,群体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在个人的短期利益和社会的长期利益面前,只有通过人类合作将个体行为转变为群体行为,才可能对改善生态环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结合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出现生态焦虑后,除个体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直接作用外,个人还可以通过反作用于家庭、学校、网络、政府等,从更大的系统层面改变更多人对待生态环境时的行为,从而形成群体性的亲环境行为。例如,根据联合国对气候变化的统计数据,以家庭为单位的能源消耗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家庭通常作为最小的群体单位,父母的消费决策将影响整个家庭的环保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超过个人的重要影响。由此,家庭可以放大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个体行为,并将其转化为环保效应更强的群体行为。此外,在气候变化等重大的环境问题面前,政府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国家以人民福祉和未来发展为起点,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以尽可能降低人们在环保和非环保物品中权衡的难度,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28],将环保行为从个人意识提升到助力国家发展的群体层面。相比于从下向上地改变每一个人的环保观念,从上向下地改变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更为有效且快速的方法。

(三) 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

基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视角,在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和历时系统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下,生态焦虑的心理效应与环境效应又会反过来影响各系统中的社会生态因素,即本研究提出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见图2),从宏观视角展现和拓展了生态焦虑效应。

图2 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注：同一圈层内,有* 标志的因素属于同一系统,如社区属于中间系统,文化和全球性环境问题属于宏观系统。

首先,从该模型可以看出,个体的生态焦虑被各个环境系统和多种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层层包围,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生态焦虑都不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多种焦虑中的一种。相比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来自日常生活中家庭、学校、同伴等微观系统的压力,具有更高的紧急性和更近的心理距离,使得个体对环境问题的焦虑很可能会被其他更近端的焦虑掩盖。因此,在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研究中,生态焦虑的潜在影响应得到更多关注。其次,从社会生态的各系统来看,目前对历时系统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环境变化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将如何影响生态焦虑的长期效应,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关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绝不仅仅是图中各箭头所示的几种关系,而是各个圈层之间更为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

三、 生态焦虑的干预与应对

相比于一般性的焦虑障碍和其他的焦虑类型,生态焦虑最为特殊的一点在于,它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身心健康,而且会对环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干预生态焦虑问题时,我们应始终坚持人类健康和生态文明之间的均衡发展,既不能为了人们的心理健康而忽视环境问题,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忽视心理健康问题。为此,首先,我们应从理论层面加强对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生态焦虑研究,“摸清家底”才能“对症下药”。其次,从实践角度,我们基于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从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媒体、政府和国家等多层面提出干预和应对举措[29],致力于提高人类社会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能力,由“心”而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 关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生态焦虑现状

目前,生态焦虑研究存在较大的国家间差异,发达国家对生态焦虑的研究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学者对生态焦虑的研究还处于接近空白的状态。这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还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对学业、就业、住房等生活压力的焦虑可能要远高于生态环境问题。第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支持,给予人们较强的心理安全感。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焦虑水平较低。第三,受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在环境灾难面前人人互帮互助,来自他人的支持以及应对环境问题时的集体意识,能有效缓解个体的生态焦虑情绪。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生态焦虑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未来研究有必要了解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生态焦虑现状,并加快开展中国特色的生态焦虑研究。

首先,了解中国人的生态焦虑现状。虽然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逃避,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灾难面前更易受到负面影响[30],环境不正义现象严峻[31]。根据研究者对25个国家的生态焦虑与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发现,中国人因气候变化问题而出现失眠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均处于较低水平[32],这可能与中国人的生态焦虑水平较低有关。不过,也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对环境的关心水平并不低,但存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33],以及这种对环境的关心是否等同于生态焦虑,还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未来应首先建立有效的生态焦虑测量工具,并尽可能在实测过程中涵盖各个地区、不同阶层等各类人群,以全面了解中国的生态焦虑现状。

其次,分析生态焦虑的地区差异。当前对生态焦虑的地区间比较主要以国家层面的比较为主,包括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比较之下形成两种假说,一是“富裕假说”,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人们有更多的资源去关注环境问题,生态焦虑水平相对较高;二是“恶化假说”,即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与当地环境问题的恶化程度呈正相关。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地域辽阔、气候多样、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多样的地理位置上各地区环境问题的巨大差异,使得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态焦虑问题差异巨大。因此,未来研究还需细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态焦虑情况,并检验两种假说的适用条件。

最后,关注环境教育中的生态焦虑。我国的环境教育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起初为了环境保护的教育,到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再到现在的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环境教育始终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34]。但是,当前环境教育往往只注重对环境知识和环保行为的学习,很少有教育者会关注人们内在的情绪状态,甚至对自身的情绪状态也不甚了解。此外,教育者不仅要能够识别环境教育中的情绪问题,还应适当地激发受教育者的焦虑情绪。因为个体的情绪状态是决定个体行为的内在动机,当个体发自内心地为环境问题感到担忧和紧张时,更可能达到“知行合一”,主动地增加环境友好行为。综上,未来环境教育应将生态情绪的识别与干预作为重要部分,教育者面对生态焦虑应形成正确的应对态度,对适应性的生态焦虑保持开放态度,对病理性的生态焦虑及早干预。

(二) 形成系统性的生态焦虑干预网络

鉴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持久性特点,对由此衍生的生态焦虑情绪也必须树立整体观和系统观。依据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模型,下面分别从个体、群体、社会和国家四个层面提出应对生态焦虑的有效举措。

第一,增强个体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面对相同的环境问题,不同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存在明显差异。从影响生态焦虑的个体因素来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女性,本质上都属于环境易感性较高的易感人群。因此,从个体层面,应以增强高环境易感性者面对环境压力时的主观情绪调节能力为主,缓解生态焦虑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例如,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增强个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或经历环境灾难后的心理复原力和自我调节能力;通过正念训练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35]。此外,未来研究还应关注其他保护因素,培养更多专业人士,帮助人们提高自身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

第二,加强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是当前应对生态焦虑问题的重要干预策略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让人们通过学习环境知识,了解当前的环境问题,并能从自身做起,为改善生态环境付出行动。目前,环境教育主要集中在学校和家庭,作为联系学校与家庭之外的中间系统,社区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并不完善[36]。未来应在坚持以学校环境教育为主体、家庭环境教育为情感支持的基础上,在社区投入更多的环境教育和环境治理资源。例如,为社区提供更多的环境教育专业人员,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提高居民以及整个社区在面对环境压力时的复原力;加强社区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充足的外部资源支持。

第三,发挥网络媒体的正向引导作用。在网络媒体信息逐渐“侵占”人类生活的当下,媒体对环境灾难的报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风险感知。当媒体报道通过夸大气候灾难来增加流量的同时,很可能会扩散恐慌和担忧情绪,形成“媒介传染病”,不利于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激发有效的生态保护行为。为此,媒体从业者应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了解生态焦虑等生态情绪的引发机制。例如,通过减少一味强调环境灾难的“镜像风险事实”的客观报道、增加告知民众“面临风险如何行动”的解释性报道等方式[37],在社会营造适度的生态焦虑氛围,保证人类健康和环境和谐的平衡发展。

第四,以环境政策实现国家和政府的引领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政府在环境问题面前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长期且不可预知的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国家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最能给予民众安全感,缓解人们的生态焦虑情绪。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始终被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中国人对环境问题的过度担忧。未来在此基础上,国家和政府还需进一步权衡社会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完全地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而忽视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能一味地为保护人们的心理健康而掩盖环境问题,而是要始终秉持人类健康与环境健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健康中国建设新理念。

四、 结 语

在全球生态环境威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生态焦虑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担忧,既是影响人们能否将意识转化为行动的重要心理因素,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本文基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框架,概述了生态环境与个体心理和行为反应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人们的生态焦虑情绪不仅受气候变化等客观环境问题的影响,而且还与家庭、学校、社区、媒体和国家政策等社会生态因素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因素密切相关。生态焦虑作为个体内在的认知与情绪反应,一方面可能会损害个体的心理健康,使其因过度担忧而出现失眠、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适度的生态焦虑可以促进个体或群体的环境友好行为,通过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等方式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为此,应对生态焦虑问题应平衡个人健康与生态文明两方利益,既要通过了解当前国人的生态焦虑现状及分布特点,加强环境教育中的情绪觉察和心理支持,以保护个体在环境恶化问题下的心理健康;又要通过增强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补充学校、家庭和社区的环境教育资源,监管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规范,以及国家明确的环境政策指引等,在社会营造适应性的生态焦虑氛围,以激发个体的环境友好行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