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亭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引 言

“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实际运作上,推动变革的都将是互联网络。”[1]数字化生存催生着新的希望和尊严,但也存在新的问题和挑战。互联网技术的繁荣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互联网平台和企业在数字市场中崛起,创造了新的劳动方式,诞生了一批“数字劳工”。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6%”[2]。用户基数的庞大寓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数字时代,实现人际虚拟交往,享受网络线上服务,完成线上工作,成为“数字劳工”。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在其著作《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一书中提出“社会加速”的概念,指的是社会的时间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社会的进程是在加速的,主要表现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其中,科技加速是根本原因,几乎完全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也就是改变了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3]34。在当下不断加速的社会中,人们追求更高效率的工作,但高效率并不是意味着任务量的减少,而是意味着会增加同一时间单位内任务的数量,在追求极致速度的同时,人们肩上负荷的重量反而更重。当前,新媒体已经介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数字劳工”的主要工具,因此有必要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视角,考察“数字劳工”在新媒体使用中的情况。

二、 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数字劳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是在网络媒体广泛运用的新媒体环境下所产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4]。“数字劳工”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2010年欧洲的独立开放式期刊《朝夕：组织中的理论与政治》中的一篇名为《数字劳工：工人、创造者、公民》特刊之上”[5]。国外学者对“数字劳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聚焦于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6]。约翰·兰特指出,传媒产业面临跨国公司和政府的管制,“一些国家的漫画创作者不得不到处打工,同时饱受剥削”[7]。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当下玩和劳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玩已经被商品化,企业的社交媒体、玩和劳工汇聚成被资本积累所剥削的玩工”[8]。第二,是“‘数字劳工’生产和消费的研究”[9]。布莱斯·尼克松将“‘受众劳动’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揭示进行文化消费的受众如何被剥削的过程”[10];乔治·瑞泽尔和纳森·尤根森提出产销合一者时代下资本主义对用户的剥削控制问题,“用户虽然在使用资源生产的权利,但其创造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于企业”[11]。第三,是“对‘数字劳工’在世界面临诸多挑战时应对方法的研究”[12]。凯瑟琳·麦克切尔在信息社会的视角下,认为在劳动市场上的趋势呈现为工人们多做但少得,“不少互联网企业雇佣‘长期短工’来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但这些‘数字劳工’的权益却得不到保障,需要组建工会的力量实现劳工的抗争”[13]260。

当前,国内学者对“数字劳工”的研究存在两大研究方向：“以专业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5]其一,在专业数字从业者的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互联网下的“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问题。姚建华认为互联网与“零工经济”相伴相生,从而催生了以此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在全球化的零工经济下,通过网络直播、付费阅读内容的创作和编辑等新型劳工形式赚取收益”[14]。蒋淑媛和黄彬从文娱产业出发,提出了网络作家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异化,因此“网络作家也是一种‘数字劳工’”[15]。张志安和刘黎明以组织合法性的理论展开了对互联网平台数字劳动问题合法性的探讨,提出了“互联网平台表面‘合理化’自身的剥削过程”[16]。其二,在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受众商品论”角度分析“免费劳动”“情感劳动”等问题。李彩霞和李霞飞认为社交媒体中具有使用动机的用户成了一种“数字劳工”,这个角度成立的逻辑是“个人用自由去换取了便利”[17]。高原基于拟剧理论的视角,提出了表演的劳工形式,在“短视频中具有表演性的小镇青年也是一种‘数字劳工’”[18]。刘懿璇和何建平提出“情感劳动”的“数字劳工”是技术控制下新型的劳动形式,比如“粉丝受众成为情感需求劳动的主体,这种劳动关系建立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基础之上”[19]。

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劳工”的研究重点关注经济领域,或者说是劳动关系本身,更多地从传媒政治经济学视角去看待“数字劳工”背后的经济问题和权益问题,但少有使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去看待“数字劳工”在新媒体中的状态与表现。“数字劳工”是互联网数字经济下的产物,而新媒体也是搭建数字经济的桥梁,因此从新媒体使用的视角可以挖掘出“数字劳工”的新意义,“数字劳工”的发展和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 新媒体使用中“数字劳工”的复杂面相

“数据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共同生产’。每一次高新技术浪潮的出现,势必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解放。”[20]用户不仅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数字和新媒体的使用密不可分,新媒体是数字时代的工具,数字经济使得新媒体蓬勃发展,这些数字用户与新媒体深深捆绑在一起。根据“数字劳工”的表现,可以将其分为显性与隐性。显性的“数字劳工”是在当下易被人察觉到劳动“异化”的劳工,主要是指社会资本竞争逻辑下被资本控制住的“弹性雇员”和“加班劳工”。反之,隐性的“数字劳工”则是不易被人察觉到劳动“异化”的劳工,主要是个人文化动力导向驱使下的数字劳动者,其本身可能不认为自己在劳动,但实际上确实在完成无偿的劳动工作,比如不断被娱乐本能控制的“廉价玩工”和“情感劳工”。在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中,“数字劳工”的面相更加复杂,显性与隐性的特征也正在加速。

(一) 显性加速的“劳工”不断被企业控制

1.困在算法系统中的“弹性员工”。新媒体的使用,让一些“弹性雇员”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打零工挣钱的新方式,同样也将他们不断放置于被新媒体控制的算法系统之中,这些员工使得“数字劳工”显性的一面不断放大。可以发现,“数字劳工”在多数人口中最先被提到的大多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这也是新媒体使用下的一种显化结果,因为骑手、快递员的工作与新媒体密不可分。罗萨提出社会加速的主要动力就是竞争逻辑,社会资本是在市场竞争下不断生长发展,资本通过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来节省时间以加速完成资本循环,这一过程会催生社会加速。2020年,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这篇文章中提到,外卖骑手看似追求时间的快带来了更多收入,实则被困在算法控制下的系统里,由此催生了为跑单而闯红灯等种种行为,才导致遭遇交通事故的案例急剧上升。这些外卖骑手使用的就是美团、饿了么、叮咚等外卖新媒体软件,企业通过算法计算出配送时间来规制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并通过新媒体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全程监控和管理。这种方式,可以让外卖骑手在更短的时间内跑更多的单。企业只给外卖骑手派单,却没有给外卖骑手充足的保障,许多外卖骑手只是弹性工作中的“长期短工”,没有社保、医保的他们,却在数字系统中被迫追求时效,甚至不惜违反交通规则以谋求准时到达。在万物皆媒的当下,被平台控制的雇员愈来愈多,这一类群体范围仍在不断扩大。

2.无休止的“加班劳工”。新媒体给予了加班更便利的社会条件,使得现代加班无休无止,“数字劳工”显性的一面愈发突出。在互联网公司中,“加班并不是以强制性的体制予以贯彻,而是以文化策略逐渐发展形成,领导层参与其中,形成全员加班的文化氛围”[21]。罗萨认为竞争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家无法中断或休息,不能停止竞赛,因为不进则退”[3]40。正是在加速背景下,企业需要不断竞争才不会被淘汰。每个人都需要24小时在线,通过新媒体与企业中的工作小组保持时刻的联系,企业也利用新媒体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996”“007”的加班氛围成为常态。该氛围下的“加班劳工”也是显性“数字劳工”的典型代表。不同于外卖骑手的是,这些“加班劳工”虽是正式的合同制员工,却遭受同样的数字压迫。同时,企业为追求剩余价值,塑造加班文化来控制劳工,让企业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就互联网企业本身的性质而言,更新迭代的速度远远超过其他传统行业,因此在互联网企业中的“劳工”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能力,及时学习新技术和新知识,承受更为紧迫的生产压力。

(二) 隐性加速的“产消者”不断被本能控制

1.数字游戏中的“廉价玩工”。“数字劳工”的隐性特征也正逐渐加深,新媒体使得手机游机拓宽了游戏群众面。手游产业的兴起,满足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文化需求,也滋生了越来越多隐性的“数字劳工”。他们不仅参与手游的使用,并且为游戏付出一定的消费。手游产业的规模愈加扩大,产业链愈加成熟,玩游戏的方式也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劳动。一方面,部分游戏打着“免费”的招牌吸引一批用户下载使用,用户无形之中将自己的游戏劳动化为该游戏产品的流量和内容,为游戏商家创造一定的口碑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免费”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自由的“免费”,而是需要用户置换自身的注意力去换得“免费”。比如,获取某种装备就必须要观看一些广告短视频,看似“免费”,实则是一种物质交换。更不用说,大批愿意为游戏消费的用户,他们一边为游戏创造生产内容,一边为自己的游戏劳动付费,成了游戏中的“产消者”,也就是“廉价玩工”。根据受众劳动理论,“传播媒介是沟通资本与社会个体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重要桥梁,游戏媒介是游戏玩家为游戏公司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22]。所以,游戏中“廉价玩工”的大面积提升,也说明了隐性的“数字劳工”正在加速蔓延。

2.粉丝社群中的“情感劳工”。同样还有一批隐性的“产消者”逐渐被人重视,这就是在粉丝社群中的“情感劳工”。罗萨所说的文化动力,更多是指人们接受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让生活过得多样化和无穷尽。这在粉丝社群中得以显现。追星狂潮在数字经济下愈演愈烈,但绝大多数粉丝劳动都是无偿的,粉丝属于数字经济下的“免费劳工”,而新媒体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粉丝成为这一类免费的劳工而不自知。粉丝具有主动性与分享性,粉丝之间的内容生产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粉丝是粉丝文化的主体,具备粉丝文化内容的强大生产力,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明星、影视等进行图片创作、视频创作、文案创作和小说创作等,也可以随时转发、评论,无偿地为一个议题造势。“数字劳动过程中累积的情感资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货币化,转换为真实的收益,该过程在情感之外还有着客观制式化的倾向”[23],情感需求是粉丝创作的核心动力,因为个人喜好去生产、消费,资本平台则利用粉丝的情感需求,间接地构建其劳动的氛围,并创造大量消费的机会。以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选秀节目为例,在《偶像练习生》《创造营》《明日之子》《青春有你》等节目中都有要求使用新媒体软件为偶像打榜投票、创造话题互动等行为,这就进一步加强了粉丝群体与各类新媒体的黏性。这些隐性“数字劳工”的规模正在加速扩张。

四、 “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的个体加速之因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提出了社会加速的内在循环机制,也就是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的环环相扣和自我驱动,这已然成为一套循环系统。在当前这个“社会加速”的时代,科技加速催生了新媒体的诞生,社会变革加速使得人们与新媒体的联系更加紧密,生活节奏加速也提高了新媒体使用的频率。人们可以不必亲自去现场,花1个小时的时间就开完一次具有演示文稿、视频、多方发言这样一套复杂流程的线上会议。看似时间被节省了,但是工作量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节省而缩小,人们从朝九晚五的工作状态演变为24小时的时刻待命。这让人不得不去反思,在更快的数字时代,“数字劳工”的生存空间开始变得愈发狭小,个体在使用新媒体时出现了环环相扣的困境。本研究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视角,通过对15位具有一定“数字劳工”的特征的受访者进行访谈,探析新媒体中“数字劳工”的加速原因。

(一) “前台”呈现的隐性捆绑

科学技术加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媒体形式,为“数字劳工”的使用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同时也带来了“前台”呈现的捆绑关系,让更多“数字劳工”付出无偿的自愿劳动。从新媒体使用意愿出发,可以分为“被迫使用”和“自愿使用”。

根据访谈情况,15位受访者对于新媒体持“自愿使用”的意愿,其中有8位访谈者(S1、S4、S5、S10、S11、S12、S13、S14)表示同时存在“自愿使用”和“被迫使用”的两种情况。这就反映了个体具备“数字劳工”的复杂面相,既是显性身份,又是隐性身份。显性身份往往呈现在“被迫”使用的工作环境当中,而隐性身份的表现通常是私人环境当中,在新媒体使用过程中隐性身份在不断强化。“上班的时候必须钉钉打卡,这个时候感觉是被迫的,平时自己刷刷抖音、打打游戏是自愿的”(S1);“为了工作下载了一些工作软件,但是手机内存不够,不得不删掉自己的一些照片和软件”(S4);“送餐必须要用手机,到每个位置都会定位,有时候也蛮无奈的”(S12)。除去工作,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新媒体使用是出于自愿需求。

表1 受访者信息表

科技加速导致了新媒体的丰富,也使得个体在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前台”呈现的隐性捆绑问题。在工作中,人们要展示工作“前台”,不少环节都需要使用新媒体。在生活中,人们要呈现生活“前台”,更多的也还是在新媒体中。但生活中的“前台”呈现,是一种自愿劳动。“自愿”背后的心理动因与新媒体使用中自我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密切相关。美国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提出了“前台”与“后台”的概念。“前台”往往是个人构建自我形象的区域,具有表达和展演的功能;“后台”则是与“前台”相对的,展现的是更为真实的个人形象。正是出于新媒体使用的自愿性,新媒体中的数字劳动则变得隐秘,多数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默默成了“数字劳工”。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不断把“后台”前置,导致“后台”的空间被无限压缩。

“前台”呈现的隐性捆绑实则是加剧了“数字劳工”自愿的无偿劳动,从而导致个体困境的产生。“互联网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即文本表演,人们可以通过标记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目来向他人展示品味。”[24]个人出于文本表演的需求,将自己的衣食住行、兴趣品味有选择地释放到互联网平台之上,成为互联网平台最大面积的内容生产群体。比如微博的内容,大部分还是由用户自己发出的。“我经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日常,吃过的美食,用过的好物,还有一些心情的表露。有时候我会很emo(情绪化),就会半夜发微博煽情一下,有时候会有一些网友来跟我互动”(S2);“我喜欢在微博分享我的爱豆,他们的日常生活我都会转发,经常带话题发图文。想让别人觉得我追的星真的很优秀”(S6);“看过的电影我一般都会去豆瓣、朋友圈写影评,也没有收益,纯粹是自己想要表达对电影的看法,可以显得我的观感比较深刻”(S10)。文本表演成为新媒体“前台”呈现的重要手段,同样它也是自愿无偿劳动的一种形式。

(二) 被迫同步的显性捆绑

社会变迁加速是由科技加速所导致的社会所有事物及信息时效性的逐渐变短,也意味着社会中旧事物被新事物更快取代。在社会变迁加速的逻辑下,“数字劳工”面临被迫同步的捆绑关系,在新媒体使用中会产生不断去追逐更新媒介的焦虑,这其实是加速显性捆绑的主要原因。

从新媒体使用产品来看(如表2所示)微信的接触率最高,涵盖当前所有受访者,同时微信的接触时长也居于绝大多数受访者的前列。其次是抖音、微博、淘宝。除了排在前列的新媒体产品,还有多种其他的新媒体产品,如王者荣耀、大众点评、网易云音乐等。根据访谈发现,受访者的新媒体产品使用种类丰富,前列的新媒体产品较为统一,主要是微信、抖音、微博、淘宝。可以看出,当下新媒体产品使用渗透在日常社交、信息获取、影视娱乐、购物消费等方面。同时也可以发现,新媒体产品的使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媒介追逐。比如抖音的使用,S9认为,“我不喜欢看抖音,因为我不喜欢被碎片化的东西洗脑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家都在用抖音,有时候抖音传出来的消息比任何渠道都快,甚至令人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也下载了抖音”。由此可见,虽然新媒体产品的功能多样,使用品种丰富,但一旦有更新的产品被普及,多数人就会产生追逐媒介的焦虑。

表2 受访者新媒体使用产品时长排序

社会变迁加速催生了“数字劳工”被迫同步的焦虑感,导致个体不断加速。个体在“自愿”使用新媒体之后,还会面临一种保持“同步”的压力。如果没有及时使用某种新媒体,则无法与他人的步调保持一致。“尽管我很反感王者荣耀,但是我的朋友都在玩,每次出去聚会都要打一把,如果我不下载去玩,就会显得不合群”(S4);“我不喜欢刷抖音,但是我喜欢的明星在抖音直播,粉丝们都用抖音看直播的话,我就只能去下载了”(S5);S15认为新媒体使用“存在一种道德绑架”,而且“不下载什么软件就好像被社会淘汰了一样”。可以看出,有部分人群并不是自己想成为免费的劳动力,而是因为要与他人保持同步,所以同步的焦虑感会导致他们成为数字时代的“牺牲品”,牺牲自己的时间、情感去适应这样的新媒体追逐,这种现象拓宽了“数字劳工”原本的显性范畴,从显性的工作领域延伸到隐性的私人领域,将私人领域与被迫感相互捆绑。

(三) 虚实界限的双面捆绑

生活步调的加速是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的第三种范畴,表现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内行为事件与体验事件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也是最惊人的一面。生活步调加速的测量有两种方式：一是测量可界定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或“单位”的缩短;二是测量行动时间和体验时间的压缩。

通过这第一种方式来测量“数字劳工”,从新媒体的使用时长来看(如图1所示),15位受访者每天接触新媒体的时间达到6—12小时,其中平均每个人达到10.2个小时。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将一天24小时划分为7个使用阶段,分别为早上(5：00—7：00)、上午(7：00—11：30)、中午(11：30—14：00)、下午(14：00—18：00)、晚间(18：00—22：00)、深夜(22：00—2：00)以及凌晨(2：00—5：00)”[25]。新媒体使用时长集中于上午、中午、下午、晚间和深夜(如图2所示),这5个时间段是我们生活的主要时间段,可见新媒体几乎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之中。受访者S7认为,“现在手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APP,拍照用相机,修图用美图秀秀,发布用小红书,看新闻用微博和微信,感觉这些早就成为我的习惯,我已经离不开这些了”。这说明新媒体的功能不只满足个人简单的娱乐需求,还具备强大的学习、工作功能。“本来一直觉得剪视频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我不太会用pr这个电脑软件。但是后来我发现手机很方便,很多软件可以直接上手,门槛很低,后来我就用自己的手机剪辑一些美妆的视频”(S8);“现在找工作也很方便,手机下载一些求职软件,简历就可以直接发送出去”(S14)。由此可以看出,数字时代下新媒体与人的关系日益紧密,个体与新媒体出现了虚实关系的相互捆绑。

图1 受访者每天的新媒体使用时间

图2 受访者在7个时间段的新媒体使用时间

从测量的时长来看,生活步调加速下的“数字劳工”更加依赖新媒体使用,显示了虚实界限的双面捆绑困境,显性与隐性的边界感逐渐模糊交融,新媒体的使用依赖加剧了“数字劳工”的复杂性。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著名论断,该论断的具体含义是：“媒介是人体器官及其官能的放大和强化。”[26]在以人为中心的媒介观的主导下,媒介的发展几乎满足了人的需求,延伸了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现在,以人为中心的媒介观依然是主流,但媒介在一步步走进人类生活的中心,人对于新媒体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这是一种生活节奏加速催生的过度依赖,实质上是把“数字劳工”和新媒体更深地捆绑在一起,强化显性、隐性的双面捆绑,造成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不清。本次受访对象中,9个受访者都明确表示人需要依赖新媒体(S1、S2、S3、S5、S9、S10、S11、S13、S14),其中有人表示新媒体带来了一种强迫感,这主要体现在工作上：“下班之后还要工作,私人空间时常会被干扰”(S5);“以前的人下班很简单,到点了就回家了,电话也联系不上。现在不行了,回家也是24小时待命,我的领导经常晚上10点还要临时开小会”(S10);“微信虽然可以让我时刻联系朋友,但是工作也可以时刻联系得到我,确实还蛮无奈的”(S11)。同样,新媒体还会带来一定的不适感,“有时候玩游戏能玩到凌晨3点,玩完之后觉得很空虚,身体又很疲惫,不知道是我玩游戏,还是游戏玩我”(S1)。这也可以说明,生活节奏加速时新媒体的依赖更明显,虚拟和现实相互交织。

五、 “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的社会加速之因

(一) 社会空间的异化

“异化”是指“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坐落’于世界当中的存在方式遭到了扭曲”[3]117。罗萨认为,人自身是世界空间的一部分,过去的社会亲近性是依靠物理邻近性决定的,而现在的远程数字化使得我们的空间发生改变,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邻近。空间的异化体现在物质环境仅仅是一个社会生产生活的空间,人们难以与空间建立亲密关系。这在显性的“数字劳工”中也可以体现。对表2中新媒体“被迫使用”意愿的受访者进一步访谈,探究“被迫使用”的新媒体使用场景,发现“工作”场景带来了更多的被迫感。过去,劳动场景往往处于实体空间,离开该实体空间意味着工作结束,比如工人在工地上搬砖,离开工地就不用搬砖。但社会加速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效,劳动场景不再仅限于实体空间,还包括了虚拟空间,离开实体空间之后还需要在虚拟空间里继续待命,也就意味着新媒体创建了新的劳动场景。比如“数字劳工”的日常工作,在公司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下班回家还需要继续完成剩下的工作任务。因此,新媒体使用在“工作”场景中给多数受访者带来了不适感,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空间的异化。

劳动场景除了在显性的“数字劳工”中发生异化之外,在隐性的“数字劳工”身上也可以体现。数字时代下,用户扮演双重角色,是内容消费者,同时也是内容生产者。这样的用户劳动是没有报酬的,但生产的内容可以帮助某一个平台吸引更多的流量,自己的个人数据又被平台收集并且打上标签贩卖给广告商,平台和广告商都完成了资金的变现,而用户全程是免费的“数字劳工”。斯麦兹提出“受众商品”的概念,认为媒介播放的电视节目最终目的是吸引受众观看广告,相当于把受众卖给了广告主。媒体体系的生产链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商品经济逻辑,即“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经济过程,受众的劳动从根本上只生产了一种商品：受众自身”[27]。这就说明隐性“数字劳工”的消费场景和劳动场景是重合的,在消费时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劳动的能动性被消解,社会的工作空间异化。

根据新媒体使用产品的性质可以发现,排在前列的产品几乎和“商品消费”有巨大的联系。微信不仅可以用来联系和社交,“微信钱包”还具有支付功能,同时朋友圈时常有信息流广告嵌入在朋友发的动态之中。抖音可以开通“抖音钱包”,发布大量“团购”的活动来促进消费。微博也一样,常见的是一些微博的商业推广。“有时候点赞了一个洗面奶的微博,之后经常跳出一些信息,安利(推荐)给我洗面奶,乍一看以为是我的好友发的,但我根本没有关注这个人,才知道这是广告。”(S7)由此可以推断出,居于使用高位的新媒体产品,背后暗含着巨大的消费流量,通过工作空间的改变不经意间渗透到消费者的日常中,使其为之劳动生产。但这个过程实则是通过新媒体实现劳动场景的新建,以此不断加速社会劳动进程。

(二) 社会时间的异化

时间异化是指“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3]139。罗萨的研究得出结论,物理时间和体验时间很难达成一致,并且往往成反比。在过去,社会生活节奏较慢,工作形式单一,劳动的时间长,体验感也长,比如一天8小时在地里只是种田,可以体验到的也是种田了很久的时长。但现在人们的时间体验模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的加速使得一个时间单位内的工作形式更复杂、工作量更多,注意力被打散,无法全身心投入精力,形成不了较长的有意义的体验时间,于是造成了大量的碎片化体验。加速显性的“数字劳工”的时间异化尤其明显,数字经济下的主要特征是追求时效性,新媒体恰恰是追求时效的主要工具。

福柯提出“规训”的观点,认为“规训技术的目标则是使人成为驯顺的人,以此为基础实现所需要的社会秩序”[28]。资本和平台通过新媒体来改变人们传统的时间观念,对人进行社会时间的“规训”。社会对“数字劳工”进行时间“规训”,实则反映的是新媒体使用中社会时间的异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今天,各方联结日益紧密,加速循环就变成一个封闭、自我驱动的系统。互联网企业在竞争原则下采取多种形式争夺网民的时间,并且在时间上控制网民的劳动。网络时代,“互联网企业把时间作为权力导管,尽可能延长‘数字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时间,同时又能实现远距离的劳动监视与劳动规训”[29]。比如,外卖骑手的送货时间是严格被平台控制住的,“取货时间、配送时间还有配送区域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一单挣个3块钱,在路上来不及的时候还要闯红灯”(S12);“最头疼的还是差评,取单的时候明明是店家还没做完,但是时间上又不管店家出餐的速度,顾客不能准时拿到就给差评”(S13)。实际上,外卖骑手的接单越多,同一时间内要处理的外卖单子就越多,其体验时间则会被拆分为碎片,失去原有的完整注意力。

六、 “数字劳工”的减速抗争

以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审视“数字劳工”,可以发现新媒体的使用加剧了“数字劳工”的重重压迫与剥削。纵然相较于过去,媒介与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帮助人提高工作效率,但这些问题也愈演愈烈,“数字劳工”规模的扩大成为一种必然。对此,罗萨提出了“共鸣”的概念,“‘共鸣’是与‘异化’相对立的形式。‘共鸣’强调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30]。罗萨认为,通过建立共鸣轴迈向美好生活,并将共鸣系统地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共鸣的社会面向、物质面向和存在面向”[30]。在罗萨这里,“与共鸣对立,会产生问题,因此需要批判的异化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31]。但罗萨的共鸣理念主要是呼吁性的美好生活理念,缺少一定实践性的力量,在加速的新媒体环境中,则需要社会多方帮助“数字劳工”从“异化”转为“共鸣”,突破当前困境以完成减速的抗争。

(一) 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防止工具“异化”

罗萨“共鸣”的核心理念是构建美好的社会生活,以此来抵抗“异化”带来的负效应。“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之所以被“异化”,是因为身后嵌入的是资本无形的控制。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为创造“共鸣”的氛围奠定合理的劳动基础,防止新媒体作为工具持续地“异化”。

一方面,需要政府在制度上有所保障,保护“数字劳工”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政府提升预防意识,形成预防和补救互补的新媒体治理机制。比如,设立专门监管部门以解决“数字劳工”的劳动纠纷,同时“监管部门需要及时明确监管态度,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32];要厘清权利和责任的关系,对于肆意收集、泄露、篡改用户数据信息的情况予以量化的标准,对于不合理监控员工、变相过度加班等问题明确惩处内容,以此维护劳工与企业之间良好的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劳动关系的维护还需要劳工个体的重视。在新媒体使用中,面对显性特征的不断加速,个体需要明确自身劳动的范畴,主动捍卫自身权利,敢于抗争新媒体使用下过度劳动的问题,合理维护自身劳动权益。面对隐性特征的不断加速,个体也需要加强辨识能力,意识到隐性加速背后的商业逻辑,对于内容生产的各项劳动保持警惕,自我及时觉察是否超出普通劳动的范畴。

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大部分劳工可能对于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没有清晰的认知,很难做到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所以这也需要社会媒体和政府做好相关的科普工作。利用新媒体发布劳动法知识、过度劳动的相关案例等,发挥出新媒体作为工具传播的功能,从信息渠道给予劳工们一定帮助,这在当前已有所体现。比如新京报在《“大家都加班”,公司也该把加班费算清楚》一文中指出不合理的劳动关系,引发网友共鸣;澎湃新闻也在《“下班也得紧盯微信”算不算加班?法院这样判》一文中给出了明确的判决案例。有网友提出,多数人对隐形加班的意识很浅淡。正是因为这样,相关的案例信息、知识普及等工作需要媒体做到位,真正帮助劳工们突破当前的困境。

(二) 营造和谐的劳动环境,弱化显性的控制

显性的控制体现在人与新媒体之间连接过于紧密、过于频繁,从而导致人机互动失衡、失调、失控。数字劳动过载与劳动异化会带来人的精神压力与认知偏差,同时也“会产生生理层面的负面影响,比如腰、背、眼、手等身体部位”[33]。因此,需要及时弱化显性的控制。可以借助罗萨提出的两条“共鸣轴”,营造和谐的劳动环境,推动“共鸣”氛围的塑造。

一条是水平“共鸣轴”,指的是“人际关系之间的‘共’,比如亲情、友情、爱情”[31]。当下新媒体带给人过多的负荷,导致人际关系呈现一些负面的趋势,出现社交倦怠、同步焦虑等问题。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化解其中的被迫感,创建更为舒心的新媒体劳动场景。“平台经济领域具有极强的专业壁垒和天然垄断性,企业的自我规制可以极大弥补行政执法部门在人力物力以及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34]这需要各大平台积极发挥专业性提供辅助性方案,尊重人性化需求,开发符合社交需求的新媒体功能,及时听取用户对产品的反馈评价。比如,针对被迫加入各种社群导致信息过多的问题,微信开发出折叠群聊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际关系中的过度连接问题。

另一条是对角“共鸣轴”,指的是“人与身边的物质世界、物体、场景以及自我的身体之间的关系”[31]。合理的数字劳动,需要达到数字劳工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处,构建对角关系的共鸣,将“强制性”慢慢过渡为“自主性”。这就需要确定数字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昭示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35]。同时要积极利用新媒体的功能,反向制约当前过度加速的负荷,必须要求互联网平台内部治理与社会治理步调保持一致,将“以人为本”贯彻在数字使用环境之中。互联网平台的治理依然要从人出发,构建一个人与数字和谐相处的场景,避免平台在“数字劳工”问题中的失能与缺位,以此弱化数字劳动的显性控制。

(三) 探索形成“自然媒介”,打破隐性的延伸

从宏观角度看,人造世界中社会的进程是加速的。罗萨提到的第三条“共鸣轴”是垂直“共鸣轴”,指的是“人与宗教、自然、艺术等超越性对象的关系”[31]。可以发现,不少“数字劳工”加速隐性之因是自愿但不自知的,从而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异化。从第三条“共鸣轴”来看,劳工在使用媒介时也可以跳出原有的媒介观,让媒介控制的问题呈现在前台,而不是幕后。

“自然媒介”虽是一种呼吁,但也是一种有效的“减速”方式。如果持续在加速逻辑下不断参与竞争,那么社会则会逐渐趋于病态,这在经济领域中很常见。自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媒介,供我们与世界相互联系,只不过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自然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是透明不可见的,比如海洋、火、天空之类的自然媒介”[36]。加拿大学者彼得斯以自然为媒介的观念,说明了自然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传递着一种深层的生态意识,这与罗萨的第三条“共鸣轴”可以相呼应。探索形成“自然媒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新媒体环境对“数字劳工”带来的压力。媒介观不再追逐于狭义的媒介的功能性,而去关注它本身的意义,甚至是广义范畴的媒介。比如,罗萨口中的“减速绿洲”,即有些地区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角落”或“绿洲”,这些地区还没有被现代化的加速逻辑染指。挪威的索马若伊岛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一座没有时间的岛屿,人们没有按时上班的要求,过得自由且悠闲。

诚然,当今现实社会已经是一个和数字紧密联系的社会,大多数地方无法像挪威的索马若伊岛一样,因此,“减速绿洲”的搭建仍然需要人为的控制,不仅需要看到“自然媒介”的透明性,还应该注意当前的新媒体这一媒介背后的隐性控制。适当的“不使用”,可以减轻一些加速隐性的“数字劳工”在精神需求上的渴望,化解被隐性控制和无偿剥削的现实问题。“接口关闭,意味着作为互联网入口的移动设备被关闭,用户通过关机、断网、锁屏、卸载应用、转移手机功能等方式”[37],关闭某些新媒体功能、限制使用新媒体的频次、屏蔽某些易上瘾的内容。在当前,其实可以发现隐性的“数字劳工”们已经开始对控制问题进行减速的抗争,比如在小红书、豆瓣等帖子中,有不少网友征集戒游戏瘾的同伴,也有很多网友提到了游戏带来的人机超负荷问题和被困在游戏任务中的情况,以此来显化背后的游戏控制问题。同样,在粉丝群体中,也有网友剖出了商业资本运行的逻辑,让更多的控制问题暴露在了阳光之下。总体来说,隐性的控制更多地在于不自知,这就需要更多的个体及时诉说,引发同伴的共鸣,才能将隐性的控制显化,以还原“数字劳工”原本私人空间的自由度。

七、 结 语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社会陷入加速循环之中,资本凭借新媒体的迭代更新不断扩张,渗透人的肉身、思想和行为。新媒体时代下,“数字劳工”呈现显性加速和隐性加速的复杂面相。由此探讨他们劳动加速的原因,可以发现,“数字劳工”在新媒体使用中确实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因此,要考虑到个体的三重捆绑原因和社会的两重异化原因,发掘当前显性、隐性之间的变化关系,制定相应的路径去摆脱困境。我们需要从宏观的自然视角去看待新媒体与人的关系,实现“反连接”,打破隐性控制的层层延伸,在研究层面要跳出原有的以“人造物”为中心的媒介观,重回自然媒介,弱化显性控制的重重加码;同时,在微观的主体上调节相应的劳动关系,防止新媒体使用下“数字劳工”加速困境的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