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行为研究路径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话题，构建翻译理论的初衷是为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和指导实践服务的。对此，我强调：“‘译者行为批评只是探索译者行为的一条研究路径甚至是具体的方法，其研究并非为理论而理论”（周领顺：《譯者行为研究十周年：回顾与前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22页），“提出译者行为研究‘理论的初衷是尝试发掘新的探索路径或途径”（同上，第25页），“构建理论，不如说就是探索问题的解决路径”（周领顺：《打造翻译理论的中国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28日，第2版）。创立理论不是唯理论而理论、唯体系而体系、为研究而“圈地”的，所以要体现理论的工具性，否则就会显得虚妄或者名曰理论而实际只是“呈现为研究体系”（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中国翻译》2023年第1期，第18页）或研究的领域、研究的对象而与本该放矢之“的”擦肩而过。“套用而不善于进行理论创新是一个极端，但不是旨在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和指导实践却唯理论而理论或者唯系统而系统的理论创新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周领顺：《打造翻译理论的中国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28日，第2版）

周领顺和孙如莹的《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以及杨彬的《辛弃疾词作译者群体行为研究》借用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框架，分别对唐人送别诗和辛弃疾词的群体英译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而彭白羽的《译者行为批评的修辞诗学路径探析——以张之洞〈劝学篇〉英译为例》，展开修辞性译者行为批评新路径的讨论，既有理论上的思考，又尝试与译者行为批评“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新的评价系统（评价模式、分析框架）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