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琪

（西藏大学 艺术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0 引言

公元7-9世纪为吐蕃政权时期，丝织品也称“丝绸”“绸缎”，传统上指蚕丝织物。除蚕丝外，还可能兼有棉纱和金银线原料。纹样是一种花纹图案，有写实、写意、变形等表现手法。设计丝织品纹样通常结合织物组织结构特点、织造工艺和织物用途等因素，丝绸纹样是民族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之一。

吐蕃丝织品纹样研究文献综述的论文目的为对前人所作研究进行一个清晰分类，相关吐蕃时期丝织品图案纹样研究现状将何为吐蕃系统做出解释，为后续的研究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厘清吐蕃系统丝织品相对固定的特征模式，为吐蕃时期丝绸判别体系的构建做好准备。

文章的综述范围为国内外至今发表的相关吐蕃丝织品研究成果，专题涉及的学科范围包括考古学、艺术考古、美术史、艺术设计学领域，引用文献起止的年份从1996年至2023年。主要以吐蕃丝织品纹样图案、吐蕃丝织品织造技术、吐蕃丝织品纹样源流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其中对该时期纹样的具体分析阐述资料较为丰富、形式多元，吐蕃系统丝织品纹样源流研究现状中，在部分研究中对丝绸的具体源流进行了分析与质疑。

1 吐蕃丝织品图案纹样研究现状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霍巍，2012）中《近年来新发现的吐蕃丝绸研究》一章中提到，在青海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场热水河南岸吐蕃墓葬中出土的丝织物中，织锦以图案可分为鸟纹锦、建筑与人物图案锦、石榴花纹锦、联珠纹锦、几何纹锦、枝叶纹锦、菱格纹锦等不同样式[1]，纹样元素较丰富。

《丝路之绸》（茅惠伟，2018）中《经锦纬锦》一节将都兰出土黄地瓣窠灵鹫纹锦中的鸟考证为印度金翅鸟，这是一件较为特殊的单鸟图案。鸟正胸对外，双翅平展，两只爪子抓住胸前的一个人形，在克孜尔壁画中也有类似金翅鸟抓着人的图像[2]。

《吐蕃时期的织锦纹样初探》（格桑多吉，2019）一文中，统计分析出流入吐蕃的团窠式、枝花式、连续式三种纹样形式，将团窠式分为联珠式团窠和双层联珠团窠圈纹；花瓣式联珠团窠中有八瓣花形单层联珠圈纹、十二瓣花形双层联珠圈纹和十八瓣花形多层联珠圈纹；联涡式团窠；花环式团窠分为宝花团窠和枝花团窠两种；连续式纹样有几何化的植物纹样和几何纹样[3]。

《中国历代丝绸艺术·隋唐》（徐铮，2021）中《宝花》一节中提到，一些瓣式宝花较复杂，如小窠宝花纹锦，主花八瓣双层，轮廓更细腻，体形更丰满。青海都兰出土宝花纹刺绣锦袜上花蕾直接显露在外，属完全显蕾式；红地宝花纹锦则用如意头形式掩藏部分花蕾，属于藏蕾和显蕾两者掺半[4]，宝花纹中形式与变化丰富。

《中国历代丝绸艺术·隋唐》（徐铮，2021）中《西来织物中的联珠团窠纹》一节中，写到相关出土于阿斯塔那325号墓的猪头纹锦描述，此后还举了三种联珠猪头团窠纹锦——中国香港收藏家贺祈思（Chris Hall）先生的收藏、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的猪头纹挂毯残片、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联珠猪头纹刺绣的实例[5]。以来自多方的同一时期实物材料，以及壁画、方砖上的联珠猪头团窠纹样案例，证明了当时联珠团窠猪头纹锦的流行。

《中国历代丝绸艺术·隋唐》（徐铮，2021）中《中国仿制的联珠团窠纹》一节中认为，仿制之后是消化、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变化，典型的是联珠小团花纹锦的出现。这种织物的分布很广，从风格上看，其联珠环有两种：一种与其他联珠团窠纹相同，呈带状；另一种则是散点的联珠环，仅由圆珠排列成环。无论哪种形式，它已退化到不太重要的位置，其全貌更像一朵团花，宾花则基本采用十样小花[6]。

关于吐蕃系统丝织品纹样细节的划分，有多种组合方式以及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正是由这些提取总结出的该时期独特规律性质，汇集成判别丝织品是否为吐蕃系统丝织品的主要依据。相关吐蕃时期丝织品图案纹样研究现状将何为吐蕃系统做了解释，对东西方现存雷同的吐蕃系统丝织品纹样进行了跨国界的分析比对，以图像学的方法证明学术猜想。总结了出土吐蕃系统丝织品主要纹样样式与还原了当时服饰上的装饰位置，对丝织品纹样辅纹花纹进行了具体解析，对主纹的图像学分析上也有不少相关范式及内涵研究。

2 吐蕃丝织品纹样源流与技术研究现状

《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许新国，1996）一文中对多种含绶鸟图像进行复原，将含绶鸟总体分为“粟特锦”与“波斯锦”两类，并据其织造方法指出应归入西方系统，图案则属于“萨珊式”系统[7]。

《青海都兰出土伊斯兰织锦及其相关问题》（林梅村，2003）一文对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的鹰纹凤纹织锦进行了探讨，鹰是伊斯兰教保护神，都兰所出鹰纹图案锦属早期伊斯兰织锦。孔雀纹曾是早期伊斯兰艺术中最流行的题材之一，而孔雀纹织锦在都兰也有出现。经比较，伊斯兰孔雀纹与波斯火祆教“森穆夫”形象相差甚远，与凤凰则基本一致[8]。

《秘境探古：西藏文物考古新发现之旅》（霍巍，2014）中《吐蕃时代：一个古老王国的历史背影》一章，对中原汉族地区织造的丝绸如何来到西藏西部进行了讨论。从历史上看，吐蕃人时常从西域一带获得中原地区丝织品，不排除是通过吐蕃腹心地带向西将丝绸传到西藏西部[9]。由于吐蕃统治下的于阗在历史上未曾中断丝织品织造生产活动，于阗一直是“胡锦”的重要产地。此处提及吐蕃人从西域获得丝织品，或是根据吐蕃高原道路中的“于阗道”进行推断。

《中外设计史》（沈爱凤，2014）中《吐蕃》一节提到青海都兰墓葬出土丝织品多从中原地区引入，也有从中亚、西亚等地引入，其中也有吐蕃本土仿造外来丝绸而制造的产品。吐蕃丝织业并非域外丝织业的附庸，而是有着自身发展轨迹。如中晚唐时联珠纹在中原地区已逐渐退出人们视线，却仍流行于吐蕃统治的敦煌，这或许对后来的契丹纺织品产生了影响[10]。

《秘境探古：西藏文物考古新发现之旅》（霍巍，2014）中《锦衣华裳起惊鸿：寻访流传海外的吐蕃织物》一章，吐蕃人喜爱色泽艳丽的织锦，但却从未学会制作这种织锦。当时唐代成都的织锦工人每年要织造二百件如阎立本《步辇图》中吐蕃使臣身着的“蕃客锦袍”上贡，专供赠予远来长安朝贡的使者或作为赏赐给周边“四夷”首领的特种礼品[11]。

《德令哈吐蕃墓出土丝绸与棺板画研究》（许新国，2015）一文中对红地团窠含绶鸟锦、红地中窠联珠含绶鸟锦、黄地中窠宝花对狮纹锦、黄地中窠联珠对鸭纹锦、黄地团窠联珠骑士纹锦这批织锦做了组织、装饰纹样的详细介绍，对中亚系统、中国系统做了各自的比较分析。龙凤、雉（野鸡）、羊，两两相对或交错相见的动物、人物纹样，横立于轴线两侧的均齐纹样，均属蜀锦[12]。

《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文物追记》（霍川，2018）一文，以都兰县博物馆吐蕃墓出土文物为例进行介绍。其中两件丝绸残段均为联珠团窠纹锦，一件具有西方意匠母题。文中指出并非直接西方传入，可能属中原内地织造后专门外销西域的定制产品。在西方出土的丝绸纹饰上，中亚地区马头上象征波斯王族贵族王统的“日月”纹饰改造为“胜”状纹饰与花朵，中西合璧。文中两件丝绸残段均被认为产自东方[13]。

《丝路之绸》（茅惠伟，2018）中《丝路织锦》一章，提出经线的捻向是判断联珠纹锦产于中原或西域的重要证据，中原仿制的波斯锦也采用西方斜纹纬二重组织，但S捻产于中原；Z捻者图案多具明显西域风格，产地约为中亚。图案设计上，中原联珠纹造型更加饱满圆润，圆珠外花卉纹样经过精心设计[14]。

《海外藏对鹿纹挂锦所见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郑炳林、朱建军，2020）一文对流散海外的对鹿纹挂锦中的两件尺幅巨大者做了具体分析。在图像学分析部分，发现其中一件团窠外环与一件同样在海外现藏于瑞士的红地大窠对立狮纹锦相似。从文献学的角度，判断这两件均为“番锦”[15]。但认为番锦就是粟特的“赞丹尼奇”锦，产自中亚而非敦煌，此观点与林梅村先生相关“番锦”的研究有出入。

《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齐东方，2021）中国丝绸博物馆经纶讲堂丝路专家《第五讲：吐蕃大墓发掘记》中谈到如何以科学发掘丝织品来断定都兰热水吐蕃墓的年代。如一件残破丝织品上绘制阔叶折枝大花，据花纹本身特点，应为公元8世纪中期之后的纹样，因此该座吐蕃墓不可能早于8世纪中期[16]。

关于一些丝织品的纹样源流辨别，需谨慎对待。在对吐蕃系统丝织品纹样源流研究现状中，此处对丝绸的具体源流进行了分析与质疑。此时有一部分丝织品的纹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的单独一段装饰纹样特征，使得吐蕃系统丝织品的判断有所依据。当时有以中国织法采用萨珊式纹样的织锦，也有使用萨珊织法和萨珊式花纹的仿波斯锦，不能凭借某一单独特征来判断丝织品的源流，有一些纹样仿制西方的织锦可能是投其所好专门销往西方的出口订单丝绸产品。由于丝绸轻便易于携带的性质，沿着丝绸之路，丝织品上的纹样远跨亚欧大陆来到东方，给当时的人们也带来了视觉冲击惊喜与对远方无限的遐思向往。而在丝织品内在组织结构技术判断上，中原系统为夹经S捻，中亚系统为加强Z捻，已在学界达成共识。

3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当丝绸是黄金的时候》（詹姆斯·瓦特、安妮·沃德维尔，1997），对公元8世纪至9世纪的珍贵丝绸及其背景进行了详细研究，其中基本为流散海外的珍贵藏品。吐蕃时期萨珊人在丝绸上编织着他们自己的设计，萨珊图案获得了声誉和流行。尤其在中亚，来自中亚的突厥商人向亚洲各地提供这些丝绸，并充当了这种贸易中最重要的中间人，在亚洲各地引入了“丝绸形式的新黄金”。9世纪中叶，吐蕃成为“中世纪纺织品巨大仓库”[17]。吐蕃帝国由于当时雄霸一方的强盛统治，他们的喜好对世界经济贸易均有影响力，此处提及当时的萨珊纹样甚是兴盛，应为丝路贸易上的追捧对象，由此可见中原或吐蕃本土对萨珊纹样的仿制可想而知。

《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阿米·海勒，2003）一文中提到，在粟特织物设计中，把源于波斯萨珊（Sasanian）单个珍珠徽章塑像图案风格换成了成双的动物、飞鸟、人像。并根据北魏、晚隋至初唐材料，成功仿制“波斯织品”[18]。

《吐蕃王朝的丝绸纹样》（瑞古拉·肖特，2020）文中直接将青海出土织锦称为“都兰式织锦”，纹样织锦历来是极其贵重的商品，都兰古墓出土的数量不少的丝织品展示了塔克波斯坦岩画和阿弗拉西阿卜壁画中的全部纹样。文中重点讨论了如带巴列维语铭文织锦残片、红地团窠含绶鸟纹织锦、绣宝座上戴皇冠的国王形象纹饰织锦、两块团窠鹿纹挂锦、联珠纹对鸟纹童衣及靴子、绣狮、鹿、牛和山羊纹以及藏文的带假袖披风等丝织品的纹样[19]，进行了详尽的图像学分析，以上丝织品均为流散海外织物或明确带外语铭文。将岩画、壁画图案纹样与丝绸纹样图像学互证，将挂锦有相同联系的外轮廓单独绘制，重新复原仿袖式披风或外套的纹样线图。

《青海新见非科学出土奢华艺术品：吐蕃统治区域的伊朗图像》（康马泰，2020）通过对青海新见非科学出土奢华艺术品与伊朗装饰主题进行图像学比对分析，得出结论：典型的伊朗装饰主题呈现在珍珠圆形框架内，如有翼的马，有植物元素的鸭子或嘴中的项链，有分叉角的公羊，等等。在青海纺织品中经常出现。它们在公元7-9世纪非常受欢迎，这些纺织品可能是在中亚生产并出口到国外的。珍珠圆章里的野猪头，这在粟特人的绘画和中亚佛教徒中很常见，但在青海的纺织品中完全没有。它的缺失可以根据时间顺序来解释：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纺织品是在伊斯兰时期的中亚生产的，那时对野猪的描绘变得有瑕疵（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20]。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的艺术珍品》（大卫·托马斯·普利兹克，2020）一文中，认为吐蕃时期丝织品上流行的动物纹样各有其美好、权力、富贵、强盛的象征意义[21]。统治阶层认为穿着类似带有鸟、天马、狮、鹿、格里芬等图案形象的丝绸制品，自身也将获取这些动物的高超非凡能力。

国外吐蕃丝织品的类型学研究现状。《纺织与服装》中《中亚和西亚地区的絣织物》（埃尔迈拉·久尔Elmira Gyul，2023）一文认为，公元6-8世纪的中亚粟特（或吐火罗斯坦Tukharsitan）和塔什干（或花剌子模）的絣织物与奈良、都兰样本织造方法相同。公元7-9世纪大量织锦样品保存至今，出自中东、伊朗、粟特和中国。文章认为留存至今的絣织丝绸大部分出自青海都兰与新疆，有些可能出自印度，所见该类型并不多[22]。

国外对吐蕃系统丝织品的图像学研究现状，第一，思路条理清晰，针对丝织品上出现的具体形象分析其背后的内涵与形象来源地，触类旁通、旁征博引，其研究具备时间线上的脉络延续性特点。第二，对古文献的研究结合相关史料实例物证，如实例中将相关丝织品古文献资料结合伊朗遗址石刻上的纹样进行比对分析，试图寻求问题的结论。借助高科技手段对古丝织品进行科学分析，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对学者的猜测进行进一步明确证实。高科技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辅助手段，在不伤害文物的前提下，能够以科学实验实践来证实主观研究猜想。目前已知国外对吐蕃丝织品的技术研究案例，如瑞士阿贝格基金会采用科学技术手段对吐蕃织锦进行“Wear and transformation”、吐蕃系统丝织品“成为丝织和金属结合艺术品的分析”。根据丝织品上检测出的金属元素残留，从而证实当时的丝绸或是以与金银饰品缝制的形式结合的。

4 结语

吐蕃艺术综合吸收不同类型美学语汇，模仿西方工艺，又将审美因素转化为适合藏族的审美，这种能力成为藏族美学观念发展进程中的特征。前人所作关于吐蕃丝织品纹样研究，所涉及的纹样元素较丰富，对出土丝织品进行了一个依据图像造型元素的分类。对吐蕃时期丝织品纹样的划分细致，并依据其形式的具体量化呈现进行综合统筹划分。但除了单一靠纹样类型来支撑，依然需要多方面考证，方能得出一个无法质疑推翻的结论；前人对吐蕃时期丝织品技术与纹样源流研究中，对吐蕃时期织物技术、织物源流以及含绶鸟纹、太阳神纹等均作了具体梳理，对都兰吐蕃墓出土丝织品整体做了详尽的研究、绘制复原图与分析比对工作，较全面地对都兰吐蕃墓出土丝绸进行了整理。

就吐蕃系统丝织品发展脉络研究现状而言：第一，用出土丝织品上纹样的流行时间来判断墓葬大致时间是一种较可行的方法；第二，由于吐蕃的丝织业是在东西方多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纹饰发展也相应受多元文化糅合与冲击；第三，吐蕃系统丝织品的历史变迁与时代更迭发展脉络清晰，并对后来周边民族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相应影响。

国外相关吐蕃系统丝织品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在萨珊波斯、粟特、伊朗、中亚艺术影响背景下，藏族丝织品艺术作为其中的一股支流，在民族属性源流问题上，都与自己的国家或自身个人研究方向有一定的学术观点倾向性。在丝织品纹样图案来源地与使用用途方面，国外专家学者提出了新探讨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争议。对出土丝织品图案纹样的定性上，采用西方惯用的思维和方法套用在西藏不同时期丝织品上，有可取之处，也为国内科学研究提供、开拓了一些新思路方向和将先进科技引入参与科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