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玥

兰州交通大学

一、礼乐制度的内容与发展

众所周知，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内核之一，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认为“礼”和“乐”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要素。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关于乐在《礼记·乐记》中有记载：“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2］也就是说乐是情感的表达，礼是事物之理不可轻易改变的内在体现，乐是用来统一、集中民心的，而礼是用来辨别不同的，礼乐的学说是人情事理的内在表现。

礼乐制度除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巩固国家政权，也在人的道德教养层面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和规范作用，孔子强调礼乐思想的原因并不是从其表面形式出发的，其核心其实是孔子的仁义观。孔子提出礼的价值观为“仁”。在《论语·八佾篇》第三章中，孔子就指出了礼乐制度和礼乐精神的关系：“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强调了人心之仁是礼乐的根本，礼乐作为一种外在形式，如果失去了内心的仁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孔子主张用内在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4］作为一名君子，一方面要“博学于文”，广泛地汲取知识文化，同时，也要“约之以礼”，用礼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到了，才能做到“弗畔”，也就是不悖离道。

礼乐制度历经千年，其演变与发展通过很多艺术形式得以记载并流传。古人讲“文以载道”，艺术也能反映出礼乐文化的兴衰，艺术作品以其视觉冲击力更直观地体现礼乐文化的很多侧面。其中甘肃敦煌壁画作为历史文化艺术的遗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意义，对于礼乐文化的传承和研究也具有实际性意义。

二、礼乐文化的艺术形式展现—以敦煌壁画为例

在不同统治者的统治时期，礼乐文化制度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其不同时期的变化和风格也会体现在艺术作品中。以我国的艺术瑰宝敦煌壁画为例，其发展经历分为早期、中期、盛期、晚期，其发展也折射出礼乐文化制度的发展。敦煌壁画规模宏大，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522 个石窟历代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将古代的音乐制度、机构、系统以及乐舞制度的信息记录下来。敦煌壁画的题材、内容和主题多与佛教有关，这与敦煌壁画的起源有关，也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密切相关。

佛教传入国内时，正是统治者将儒家学说奉为治国之纲的时期，佛教中原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宗教内容都面临挑战。自进入中国以来，佛教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进行融合，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儒、释、道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领域也有所体现，其对乐舞和壁画艺术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便是受到乐舞的影响。儒家对乐舞的影响体现在其礼乐制度思想对乐舞的制度化影响上，规定制约了乐舞的表现方式。释与道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寄托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追求，提供了对人生思考的参照，也影响了文人的思想与审美意趣，这种审美与情感又通过乐舞的形式进行表达和传递，最终促使乐舞具有宗教色彩的艺术特征。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在敦煌壁画的风格、内容、人物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表现了中国礼教、乐舞、佛教文化恢宏的发展史。

早期的敦煌壁画包括北凉、北魏、西魏、北周，这个时期的舞姿特点相似，西域风格浓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受到玄学和佛教的影响，敦煌壁画的风格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加入了很多佛教元素，如天宫伎乐、金刚、飞天、菩萨、莲花等。人物形象多是身材短壮、线条简练。结合曹魏时期的礼乐制度来看，当时，时局纷争，礼崩乐坏，战争频繁，曹魏掌管乐舞制度的清商官署推行的清商乐舞反映了盛世太平的美好景象，因而受到底层人民的喜爱。与先前的人物形象相比，这个时期的人物形象延续了西域风格并加入了中原的元素，如第251 窟的《释迦说法飞天图》，飞天的面部已经出现汉化的特征，在脸型、服饰、体态上已经出现明显的汉化。

隋朝时期是敦煌壁画发展的中期，也是承上启下的时期，隋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成为大一统王朝。因此，隋朝的敦煌壁画逐渐摆脱了西域风格，增加了中原技法，开创了本民族的独特面貌。这个时期的飞天形象更加飘逸轻盈，天宫伎乐、金刚逐渐消失，出现了世俗乐舞，即俗乐。由于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推崇佛教，这个时期的敦煌飞天数目骤增，满窟皆画飞天，敦煌飞天艺术达到一个高峰，与朝廷的大力推崇有重大关联。如莫高窟第244、390窟，都凸显了隋代飞天变化的时代性特征。其中莫高窟第276 窟的“反弹箜篌”，其中的人物形态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想象力。总体上说，隋代敦煌壁画正处在文化交流与创新的过渡时期，也处于礼乐文化逐渐兴起的时期。

唐朝国力强盛，统治者崇尚儒学，礼乐文化发展繁盛，而且思想开放，对外来文化也十分包容，形成了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盛世。在这种开放包容的环境下，宗教文化也通过乐舞的形式传入唐朝，形成了丰富多元的艺术形式。唐代“乐舞”的发展对壁画的舞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朝时期是敦煌“飞天”的全盛时期。在唐朝之前，敦煌壁画中是没有经变乐舞的，大多是飞天伎乐、天宫伎乐等，人物形象均为高鼻深目，画风线条粗犷，具有西域风格。而唐朝时期的敦煌壁画无论是人物形象刻画还是服饰造型、舞姿动作，都极具中原风格。从敦煌壁画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佛教逐渐融入本土文化的过程，唐朝早期，儒学和本土道教受到统治者重视，由于武宗的反佛运动，反佛之风一度盛行，佛教的传播遇到了困境，经变画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的。经变画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深受中原儒家礼乐思想与道家学说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

唐朝时期敦煌壁画中乐舞形象及舞姿美感最强的当数飞天伎乐，舞姿优美、轻盈，造型独特，如盛唐莫高窟第148 窟的六臂飞天伎乐图，飞天伎乐有六只手臂，两只怀抱琵琶，另外两只分别执横笛与响铃，整体画面繁盛，飞天形象仪态万千、灵动飘逸，完美地展现了盛唐风采。

唐朝中后期，受唐玄宗喜爱胡舞的影响，敦煌壁画也对这个时期的乐舞进行了展现，如莫高窟第220窟北壁的《药师净土变》，描绘的是当时十分流行的胡旋舞，不仅展现了胡舞棱角分明且雄伟的特点，还展现了本民族女性柔美的一面，这都反映了唐代乐舞包容创新的特点。

唐朝时期，敦煌壁画的人物造型都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圆润丰满，极具生命力。其他时期的壁画更加注重人物身形姿态的挺拔，如唐朝著名的供养人壁画《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共画了十二个人像，无论是主人还是奴婢，都具有曲眉丰颊、丰肌腻体的特点。主人们雍容华贵、神情肃穆，流露出恭谨虔诚的心态；与主人相比，奴婢颇为活泼，生动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也塑造了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生气蓬勃的唐代美人形象。

宋元时期，敦煌壁画逐渐走向衰落。这个时期建窟很少，造型越来越精细，但用笔的精神力量逐渐衰退，失去了蓬勃的生命力。受到院体画、宫廷画的影响，壁画内容、题材、形式基本上沿袭传统，缺乏创新，人物呆板、缺乏生气。描写社会生活的内容也逐渐减少，都是图案化的千佛和成行的菩萨。色彩没有唐朝富丽，多呈现出冷清的色调。这种变化与宋朝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宋朝民间礼乐繁荣发展，宫廷礼乐相对衰落，另一方面宋朝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佛教衰落，而敦煌壁画大多以佛教为题材，随之逐渐没落。宋朝时儒家礼乐思想已经脱胎换骨，形成了以理学为主流的新儒学。加之宋朝重文入仕，推崇程朱理学，佛教对读书人的吸引力大大减弱，理学之风逐渐盛行。元朝时期，统治者信奉藏传密宗佛教，对敦煌壁画的创新和新建很少。至明清两代，禅风不振，而脱胎于理学的心学却大放异彩，至此礼乐衰落，敦煌壁画也成为绝响。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的整个发展历史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也反映了各个时代历史的兴衰变化，更反映了礼乐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演变和接受进程。

三、礼乐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影响

敦煌壁画成为礼乐文化历史的见证者，也为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政治、生活、文化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形象资料，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礼乐制度的衰亡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消亡，礼乐文化在融合演变和接受中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传承下来，也使得人类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如今，由于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在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和艺术创作，形成了当代具有特色的文化衍生品。

在当今社会，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经过“去粗取精、创新融合”，在不同的领域得到继承和发展。早在1959 年，设计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顶灯造型时就借鉴了敦煌壁画的造型，灵感来源于敦煌莫高窟盛唐第 31 窟的藻井图案。藻井位于天花板的最顶端，常位于洞窟的中心顶部，再配以华丽的装饰图案，寓意“天外之天”的美。

除了建筑外，敦煌文化对数字媒体也有深远影响，在早期的儿童动画《九色鹿》中，许多故事情节都是取材于敦煌第257 窟北魏佛教经典故事《鹿王本生图》，其中的人物形象“小字脸”也借鉴了壁画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的脸部造型处理风格，通过线条的处理表现人物的善恶两极。在色彩方面大胆借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及隋唐时期敦煌壁画的赋彩风格及手法，对其进行了融合运用。

敦煌壁画中优雅灵动的飞天形象为舞蹈戏剧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和素材，梅兰芳先生编创的《天女散花》中的人物形象就借鉴了飞天伎乐的形象。据其所说，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自己看到的一幅“散花图”，他巧妙地将敦煌壁画的元素融入戏曲创作中。壁画中灵动飘逸的飞天舞姿在现代舞蹈中得到了呈现，现代舞蹈家经过对敦煌壁画乐舞元素的整理编排，形成了现在独具特色的“敦煌舞”，代表作有戴爱莲的《双飞天》、高金荣的《飞天》等，“飞天”作为敦煌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舞蹈中占据重要地位，形成独具代表性的舞姿，又被称为“飞天舞”。除此之外，还可通过在敦煌沙漠户外直播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敦煌舞，进而掀起他们学习敦煌舞的热潮。

近些年，随着“国潮风”的不断兴起，敦煌文化不断出圈，河南卫视在七夕晚会上表演了敦煌飞天舞蹈，甘肃敦煌的“丝路飞天”等将敦煌飞天的乐舞结合现代舞蹈形式进行创新，引得全网关注，让传统的乐舞文化重现大众视野。这些网络数字化的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敦煌文化以“活性”，借助“科技+文化”的手段，让敦煌文化有了更多的呈现方式，使其具有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

随着敦煌文化热度的提高，为了使敦煌壁画继续流传下去，很多美术学院也增设了壁画专业，以培养壁画创作和修复人才。“朝圣敦煌”全国美展两年举办一次，这使得“敦煌壁画”题材成为美术界中难以逾越的话题。敦煌壁画不仅在人物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还影响了山水画的发展，很多山水画家创作的画面中也出现了敦煌元素。2023 年6 月29 日，“朝圣敦煌——全国美术作品展”在贵州开幕，大量美术工作者去观摩、了解敦煌壁画文化，激发美术创作者与传统壁画文化进行对话，从而使得传统礼乐文化得到传扬。

四、结束语

中华传统礼乐文化以及礼乐文化的艺术呈现——敦煌壁画，历经千年仍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积极意义，对于现代社会仍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在未来代表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当然，礼乐文化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尽善尽美，我们只是吸取礼乐文化中许多普世的价值内容。如孔子倡导的“仁爱”思想，以及“温、良、恭、俭、让”的处事原则都具有跨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对外文化传播，通过孔子学院等教学机构传播敦煌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使得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孔子提出的“和为贵”是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基本内涵。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不断地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