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安

四川音乐学院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

一、科技和工艺发展对艺术的影响

清代科技和工艺的发展无疑对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本部分以当时的制瓷工艺、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为例进行概述。

（一）制瓷工艺

清代的制瓷工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和创新，成就斐然，以精湛的技术和极高的艺术价值闻名于世。

清代制瓷工艺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瓷土筛选、釉料制作、瓷器成型技术、烧制技术、釉上彩绘技术几个方面。

瓷土筛选。为确保瓷器的纯净度和质地，瓷土原料经过了严格的配比和筛选，去除其中的杂质，留下最适合作为原料的部分；同时，改良过去瓷土的配比，依据瓷器的不同类型调制配方，以得到更为理想的瓷土原料。

釉料制作。清代发展出更多种类的配方和工艺，调整了釉料的颜色、黏度和透明度等，使得釉料能够与不同瓷体更好地融合，形成光滑、均匀的釉层；同时，通过对添加剂和颜料的配比进行不断尝试，使瓷器的釉色种类更为繁多，且具有更高的透明度，颜色更加纯正。

瓷器成型技术。清代对传统的瓷器成型技术进行了改进，掌握了更为精湛的工艺技巧，成型技术得到精细化发展，瓷器外形更为稳定、规整，瓷体更薄且厚度均匀。

烧制技术。烧制技术在清代日趋精湛，尤其是优化了窑炉的结构和设计，提高了瓷器烧制时的稳定性和效率，使得窑炉能够更准确地控制燃料、温度等，烧制过程更加可控，瓷器的光泽、色彩、质地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得以保障。

釉上彩绘技术。随着绘画技法的进步，清代釉上彩绘技术中的线条及色彩效果得以提高，绘制者掌握了颜料的叠加和过渡技巧，使得彩绘作品具有丰富的色彩和层次，釉上彩颜色雅致、线条流畅，其上的人物、花鸟等更具表现力，其中的精品有五彩、粉彩、珐琅彩瓷器等。这些绘制技艺的创新提高了瓷器的观赏性和艺术性，使得清代瓷器呈现出更加丰富、精美的装饰效果。

“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我国制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1］如，青花、釉色和烧制水准超越明代，单色釉工艺超越宋代，还恢复了铜红釉和釉里红瓷器烧制，开创出更多的新品种。清代以江西景德镇官窑为瓷器制作中心，又在地方建有各类民窑。在清前期，景德镇官窑产出的瓷器就已代表世界最高水平，其工艺精湛、外形华美，深受国内外艺术市场的欢迎，订单数量居高不下，使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成为清代制瓷业的鼎盛时期。

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品类繁多，其特点为胎体较厚，在仿古代名瓷和仿古礼器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如，模仿宋、明时期的名瓷精品，以及尊、爵等古代铜器造型，再施以前代名窑的釉色和纹样。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任命江西巡抚郎廷极兼任景德镇御窑督陶官，郎廷极在任时，不断仿古创新，发展出很多风格各异的新品种，尤其是对釉色进行创新，使当时的官窑烧造到达高峰。康熙年间，“硬彩”工艺广泛流行，其釉色微凸于瓷器表面，具有纹饰鲜明、色泽明亮的特点，其中，“康熙五彩”类瓷器为这一品类中的精品。“康熙五彩”的绘画题材多为花鸟、山水、人物、动物，再辅以纹饰，颜色为白釉上施以红、黄、紫、绿、蓝、黑等色。这一时期的大件瓷器采用分段成型技术，组合处可做到不留痕迹，技艺精湛。康熙年间，珐琅彩制法从国外传入，受珐琅彩的影响，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产生出“粉彩”类瓷器。相较于“硬彩”，“粉彩”类瓷器的颜色显得淡雅柔和，故又被称为“软彩”。

雍正时期，制瓷工艺达到清朝最高水平，在瓷器造型、彩绘和胎釉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各类“粉彩”类瓷器和“胭脂水”瓷器最为著名。雍正时期的瓷器造型相较于康熙年间更为轻盈，风格更显精致典雅、轻巧俊秀。这一时期，“粉彩”类瓷器取代了“康熙五彩”。因粉彩胎壁薄、质量轻、外形圆润、色彩浓淡相宜、线条更加柔和，并采用渲染等绘画技法，使画面相较“硬彩”更加准确生动。这一时期的大件瓷器较康熙年间亦更为轻盈秀丽、端庄典雅，小件瓷器则颇为实用美观。值得一提的是，雍正时期的“胭脂水”瓷器是当时的名品，其胎质极薄，瓷器内为白釉，外施以红釉，因其釉色红中带粉，故被称为“胭脂水”，其釉色独特、造型秀美，故而名扬中外。这一时期，珐琅彩瓷器工艺相比康熙年间更加纯熟，品类更为丰富，绘画题材也更为繁多。雍正六年（1728 年），任命唐英监管景德镇御窑，唐英著有《陶成纪事》一书，书中记录的制瓷工艺多达五十七条，并记载了景德镇御窑的制瓷概况，是研究清朝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宝贵材料。唐英在任期间，生产出更多釉色的瓷器，并将青釉的烧制技术发展至顶峰。

乾隆时期，瓷器种类繁多，从文玩摆件到饮食器具、室内陈设无所不有。受出口外销影响，瓷器造型既承袭历代传统，又进行了创新。得益于火候的熟练控制和釉料的准确配制，许多特种制瓷工艺产生，如发展出仿竹器、仿木纹、仿金属器、仿漆器等象生瓷。这一时期，珐琅彩瓷器亦发展繁盛，瓷胎画珐琅彩瓷为其中的精品。

（二）造纸术和印刷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造纸、印刷工艺的发展和完善，是清朝书画艺术兴盛的原因之一。

清朝的造纸术在明朝工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使得纸张质量得以提升。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竹纸造纸术。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宋应星记录了福建竹纸的制造工艺。到了清朝，黄兴三撰《造纸说》，其中对明代的造纸术进行了改进。此外，宣纸、绢纸等的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提升和改良。这些种类的纸张在吸墨性、韧性方面表现不俗。书法艺术注重笔墨骨法的运用、风格的多样化及运笔的流畅。由于造纸工艺的提升，书法家可以在质地优良的纸张上呈现出更加细腻、流畅和具有表现力的书法作品；画家也可以使水墨、颜料更好地和纸张相互融合。纸张质量的改良为书画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使他们能够呈现出更加细腻的艺术效果。同时，纸张质量的提升也为书画艺术的发展和流传提供了重要条件。

除了以上纸类，蒲草、马莲草、麦草、乌拉草、稻草秆、蔗渣、芦苇等也是清代的造纸原料，其与清代的印刷工艺相结合，使得版画、连环画等在民间得到迅速普及。首先是清代的制版工艺。制版是版画制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其技术和工艺在清代取得了显著提升。清代主要采用木刻技术进行制版，通过在版面雕刻出图案和线条，达到创作目的。为呈现出预期的表现效果，制版时要求制作者对图案进行准确把握，且具备精湛的雕刻技艺。清代的木刻技术较前朝更加精细，在制版原料的选择上也更加严谨，通常采用密度适宜、质地均匀的木材，提升了版画的最终呈现效果。除了制版，清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为版画的制作带来了更丰富的印刷方式和效果。清代的版画印刷工艺主要为手工印刷，其顺序为：首先在印刷台上放置制好的木版，然后用刷子在版面上均匀涂抹颜料，之后将纸张放置于版面上进行压印，压板时需要熟练控制力度，以确保图案和线条的印刷效果，使得版画中的线条和图案更加清晰地转印到纸张上。通过不同的印刷技术，如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和水印术等，清代版画呈现出多种印刷效果，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代印刷术的发展促进了版画艺术的流行和传承，使得版画、连环画等艺术作品能够得以大规模生产和传播，提高了艺术影响力。

总的来说，清朝造纸工艺和印刷工艺的进步对书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与书画艺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经济发展与艺术市场

清代艺术发展受社会经济的影响。如清朝中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财富的累积、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院画及各类工艺品的创作和收藏进入繁荣阶段。其中，文人雅士、商贾和城市中的富裕阶级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古玩、字画、瓷器、珠宝等受到藏家的追捧，种类繁多、题材广泛。清朝初期的艺术市场以书画为主，到中后期，古籍、碑帖等也成为市场热点，艺术市场愈发呈现出规模化和成熟化的特征。

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颁布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化教育政策，提倡兴学设教，在全国各地兴建起大批书院，这一政策促进了清代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化的发展进一步使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艺术品受到人们的追捧。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颁布了“一口通商”的政策，规定“广东十三行”为从事对外贸易的机构，这使得清代的各类工艺品，如丝绸、书画和陶瓷等远销海外，在西方国家中掀起一股中国风尚，同时也掀起了国内工艺品的创作热潮。由此，艺术品成为清代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当时，富裕阶级大多拥有古玩、字画、陶瓷、玉器等艺术品资产，艺术品消费人群超越前朝。此外，在艺术品市场中，促成商品交易的艺术中介应运而生，他们不仅作为中间人收取部分交易佣金，还兼具估价、鉴定等相关职能。

从清代艺术市场的特征来看，当时盛行“尚雅”之风。不仅是权贵商贾和文人雅士在艺术品的品鉴、收藏中崇尚风雅，市井中的普通商贩也以风雅为由吸引顾客，这股“尚雅”之风同样影响了艺术创作者的审美趣味。从地理位置特征来看，扬州和北京是清代两大艺术市场的所在地。在扬州艺术市场，书画是最主要的交易品。早期，已有龚贤、石涛等画家打开扬州的书画市场，至雍正和乾隆时期，扬州的书画市场又因扬州画派的作品而进一步繁荣，在当时，郑板桥、金农、黄慎等名家作品受到市场追捧。扬州画派的画家还制定出一套书画交易的商业模式，规定了诗、文、书、画的具体定制价格，这种对作品的估价形式，在当时被称为“润格”。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激发了扬州画派的创作热情，随后，扬州的艺术市场又扩散到上海等地。清代后期，北京琉璃厂海王村附近的艺术市场愈加兴盛，书画和古玩是当时北京艺术市场流通的主要交易品。另外，清代金石学、考据学的兴盛促使书法作品中的古墨迹与拓本受到收藏人士的喜爱，价格不断高涨。从绘画作品来看，清初六家的作品在同治、光绪年间盛行，与上海等地吴门画派的审美趣味形成对比。至晚清，北京艺术市场的趣味则转向乾嘉名家的字画作品。在古玩交易中，受清代摹古之风的影响，各地历代名窑出品的瓷器受到藏家推崇，其中尤以宋瓷和明清官窑为代表。此外，古青铜器的收藏也受到金石学的影响，涌现出许多收藏名家。

除了国内的艺术市场，清代的艺术品在海外也拓展出巨大市场。由于“广东十三行”为清政府指定的从事对外贸易的机构，广东由此发展为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众多帆船停靠在通商码头，将书画、陶瓷、珠宝、丝绸等精美的艺术品运往西方各地。其中，瓷器尤为受到海外藏家的喜爱，在当时有“英国、美国人爱钧窑瓷器，法国人爱法花釉，日本人爱龙泉窑瓷器”［2］的说法。受西方的审美风格影响，中西合璧式风格的各类艺术品应运而生，销量居高不下。

三、文化艺术交流

清代在多地修建有寺院，如乾隆年间在承德避暑山庄北面修建的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寿庙，是仿照了西藏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的形制。另外，唐卡和金铜造像等藏传佛教艺术品也在清代大受欢迎，清宫廷监制了一大批工艺精湛、制作精良的唐卡、利玛佛像等工艺品，作为与藏传佛教地区的高僧的往来酬谢之物。这些工艺品的制作采用了精细的雕刻、镶嵌和铸造技术，加以丰富的装饰和纹饰，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同时，也有许多藏传佛教工艺品受到中原传统艺术形式的影响，如粉彩莲纹甘露瓶、青花瓷酥油灯等。

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程度也在清代达到高峰。从明代开始，中西国家间的艺术文化交流频繁，到了清代，这种往来更为密切。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后成为清代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 余年。他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光影等写实技法引入我国，突出所画对象的立体感，又结合我国传统绘画的构图、布局和审美趣味，如画面中的留白，文人画中常见的竹、石等绘画元素，促进了极具个性的中西融合艺术风格的诞生。而中国式的审美和艺术风格也经由贸易往来在西方国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技法进一步影响了后来的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等极富时代特色的艺术团体，艺术风格呈现出丰富的局面。

综上所述，清朝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背景紧密相连，这对当今艺术文化的发展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其中，科技和工艺的进步是艺术发展的外在动力，使艺术技艺走向成熟、精湛；艺术市场的繁荣，既能激发艺术从业者的热情，带动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又能提高全民的艺术素养；文化的融合、交流是艺术创作呈现出多样性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能促进艺术生命的延续及艺术风格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