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子旖,马 丽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一、问题提出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指出,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1]该文件的发布将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相关主体研究推向新的高潮。有学者对我国课后服务的产生根源、发展历程、概念界定、功能效用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分析。[2]然而,我国课后延时服务比较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为梳理我国课后服务的研究现状,给相关研究者提供思路,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为来源,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科学合作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等方法,对2011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6日课后延时服务相关领域的306篇样本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厘清课后延时服务研究现状、热点、发展趋势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CSSCI为文献样本来源,检索时间跨度为2011—2023(检索时间截至2023年5月6日)。在检索栏输入“课后托管”或者“课后服务”或者“课后延时”的主题词,文献类别选择核心期刊与CSSCI,剔除与本研究无关的文献后共得到306篇有效文献。

(二)研究工具

使用CiteSpace引文分析软件绘制课后延时服务的可视化图谱分析重要作者与核心期刊文献,可以呈现课后延时服务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以期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研究提供借鉴。

(三)研究过程

首先,将样本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转换,时间设定为2011—2023。其次,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作者、机构共现分析功能,网络裁剪区选择网络寻径,以及合并网络裁剪。最后,通过以上操作可得到可视化图谱。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年度分布

考虑到数据不完整,此时不对2023年的文献做年度分布分析。2011年以来,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相关领域的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2011—2020年,课后延时服务的关注度较低,到2020年发文量仅为16篇。随着教育发展改革及“双减”政策的颁布,课后延时服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22年的发文数量激增,达到165篇。

图1 发文量趋势图

(二)演进趋势

时间线图谱能够从时间维度分析相关主题研究热点的演进趋势,如图2所示。梳理文献发现,2015年以前,我国处于课后服务摸索阶段,主要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对该领域探索主要局限在表层;2015年之后,学者更加关注学校本身,研究具体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该模式利弊。2020年开始,课后服务相关文献的数量增长明显加快,学界对该领域关注度加强。因此,课后延时服务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图2 研究演进趋势图

1.初步萌芽阶段:课后托管服务借鉴试错阶段(2011—2014年)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儿童福利”“教育服务”“美国”“托管费”等关键词展开,文献内容主要是分析我国课后托管产生的背景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课后托管班。2011年康丽颖等人针对中美托管教育社会背景、基本理念、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论述,分析了我国课后托管服务需解决的问题,引起了更多学者对我国托管服务现状的多视角思考。[3]

研究发现,家庭变迁背景影响儿童课后托管的需求,不同供给主体提供该项教育服务以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看顾的问题。2010年到2012年间,我国大量培训机构兴起,该类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该类机构的费用普遍较高。据统计,在此期间,民办培训机构有20155所,有860.64万人接受培训,在各类民办教育中占比最大。[4]同时期,学校也逐渐开展学生课后看护服务,以补充市场供给,并对课后看护时间、内容、收费标准做出规定。但有学者指出,学校在课后服务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存在看护时间短、管理分散、政策不完备等问题。[5]总之,虽然该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但该阶段的文献研究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深入拓展阶段:课后服务政策系统化阶段(2015—2019年)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课后服务”“弹性离校”“教育公平”“学校管理”等关键词展开,相关文献主要针对课后服务过程的各项工作进行研究。

在课后服务管理方面,一方面,学者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小学课后托管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课后服务相关概念、政策、动因等方面的研究总结了政策重点,为我国课后服务提供了经验,以完善我国的课后服务方针。另一方面,学者提出了多元共治的管理方案,采用政府掌舵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即由政府主导,做好大框架指导工作,鼓励学校、社区、校外机构建立多元合作关系,发挥各方力量,解决课后服务难题。[6]

课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因家庭经济导致的学生课后生活差异,为不同家庭提供了较为公平的服务内容。但研究发现,“无区别”的课后服务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课后服务需求得到了缓解,但农村课后服务资源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7]另外,弹性离校在这一阶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该主题旨在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接管的问题,学者主张要从学生、教师、家长、学校的实际出发,更好地赢得各方支持与配合。[8]该阶段的研究主要为课后服务的实施提供理论和实际经验指导。

3.快速发展阶段:课后服务内容精细化阶段(2020—2023年)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双减”“体育教育”“课程建设”“教育质量”等关键词展开。学者紧跟时代背景,主要讨论了课后课程的具体内容建设。2021年“双减”政策的颁布为课后服务研究提供了政策导向。该阶段的研究主张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例如面对学生较重的学业压力和作业负担,学者普遍支持在课后服务中开展体育活动。在这一阶段,学者对学校课后课程治理的内涵、价值、内容体系等进行了分析,运用“双减”政策这一有力工具,提出了课程治理的优化策略,鼓励学校拓展课后服务渠道,提出可以采用多元协同模式完善课程建设、提高课后服务教育质量,以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该阶段基于之前的经验基础,跟随政策导向,进一步完善课后服务体系。

(三)作者合作分析

1.核心作者测度

2.作者合作情况

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作者合作图谱,结果如图3所示。图中作者对应节点越大,表示该作者发文量越多;连线表示作者间有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表示作者间合作程度越强。课后延时服务的作者合作图谱中共有节点173个,连线69条,密度为0.0046。从图中看出,课后延时服务研究领域的各作者间合作强度较低,现有作者合作群体主要为2—3人,多为个人研究。

图3 作者合作图谱

(四)研究机构分布

从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排名前四,表明这四所高校在课后延时服务研究领域起着领头作用。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是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11篇,且在该领域首篇文献发布时间最早,表明该机构为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研究做出努力。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相关文章的首发时间分别为2017年、2018年、2021年,表明这三所高校近年来对课后延时服务领域关注度较高。另外,从研究地域来看,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研究力量相对薄弱。

研究机构合作图谱如图4所示,从图中机构来看,我国课后延时服务研究形成了以师范类高校为主要研究力量的形势。图谱中节点为106个,连线为22条,密度为0.0040,表明各机构间存在较为微弱的合作关系。

图4 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五)关键词分析

1.关键词频次统计分析

通过关键词中心性,可以清晰把握该领域研究热点。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累计生成236个节点,388条连线。根据关键词共现图谱可知,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课后服务”“双减”“中小学”等方面。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课后延时服务研究关键词

2.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对课后延时服务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关键词聚类图谱中的序号越小,表明该聚类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具体如图5所示。本研究选择排名前11的聚类,结合其中的重要内容进行分类,深入探析课后延时服务的研究热点。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1)探索服务模式

在#0课后服务、#3课后托管、#5弹性离校的类团中,主要围绕“课程建设”“托管服务”“学校管理”“可行模式”等关键词展开研究。课后服务课程设计与建设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要求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进行重新规划。除了开展作业辅导的托管服务及兴趣培养课程,学校应丰富课后课程类型,加强开展过程中保障学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管理。学者对德国课后服务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梳理其历史发展趋势及现实模式,寻找其价值取向,以期为我国课后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10]

近年来在课后服务政策的推动下,弹性离校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弹性离校是指三点半放学后,针对家长接送困难的学生提供弹性延时的托管服务。目前开展弹性离校的地区中,受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为南京。学者可以根据该市的发展路径、类型、收费标准等方面,进行反思总结并提出更加可行的模式。

(2)紧扣时代大背景

在#2双减、#4义务教育、#6作业负担的类团中,主要围绕“全面发展”“教育公平”“体育锻炼”等关键词展开。“双减”政策的目的不仅在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更在于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提质增效。在学校教育中,要坚持“五育融合”理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新生态。学者研究发现,“双减”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摆脱了校外培训机构的挟持。但与此同时,教育质量不高、服务主体单一、监管方式简单等问题接连出现。[11]

“双减”政策出台之前,各地小学生存在放学后受教育时间差异较大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家庭经济收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参加校外机构的培训。而课后服务的政策面向全体学生,其目的同样在于缩小学生差异,进一步促进学生受教育的公平化。另外,由关键词可知,面对学生书面作业的负担,加强体育锻炼成为被广泛支持的服务模式,相关研究也在逐渐增多。

(3)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在#1中小学校、#8多元主体、#9教师成长的类团中,主要围绕“学校教育”“校外培训”“专业特长”等关键词展开。针对课后延时服务的工作开展,学者提出了“一主多元”的制度选择,主张多元主体协同,强调以政府为主,构建多方参与的保障制度,规范平衡各方责任,发挥整体联动效应,保障课后服务的有序运行。[12]学校应积极响应教育部要求,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打造独特的课后服务。学校可以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丰富课程内容,拓宽服务场所。另外,教师在课后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成长能够促进课后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教师应加强专业特长的培养,针对课后服务课程深入研究。结合上文“体育锻炼”关键词可知,体育教师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4)借鉴国外课后服务政策模式

在#7韩国、#10美国的类团中,主要围绕“保障机制”“组织场域”“公共价值”等关键词展开。目前,国外关于课后服务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分析美国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视角较为全面,例如美国课后联盟每四年会发布一次报告,通过图表、数据等形式直观呈现各州课后服务参与的情况。相关学者主要针对美国课后服务的发展背景、现状、成效、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究。

韩国课后服务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例如,尹雅丽等人对比了韩国和日本的课后服务政策,分析其组织场域的制度、实践逻辑和价值进路,深度剖析了韩国公共政策价值视域下小学课后托管服务的经验借鉴。[13]研究各国课后服务演进历程与实践模式,对完善我国课后服务体系、实现教育公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加强学术团体合作研究

目前我国课后延时服务领域主要为个体研究,作者、机构间合作较少,且仅限于同区域合作,这不利于学术资源共享。一方面,各学者间应加强交流,形成更多的合作网络。不同领域的学者应开展跨学科交流,扩大合作群体成员的数量,拓宽视角,全方面地探究课后延时服务。另一方面,各机构间也要加强跨区域合作,了解不同地区课后服务现状。各大高校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优质资源共享,带动更多学术机构进行更加深入专业的学习交流。

(二)深入解决乡村小学课后服务实际问题

无差别课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乡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的教育差距。虽然已有学者提出了建设性策略,但这些策略多为理想化的理论建议,较难落实。政府应积极鼓励乡村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制定公益性政策,以减轻学生家庭负担。乡村小学可以深度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开展乡村特色课程,助力教育推动乡村振兴。对于乡村小学与城市小学教育资源共享的问题,未来可以探究教师下乡福利保障机制、线上课程资源供给和教学课程内容等。

(三)加强与小学的合作

已有学者对当地小学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通过收集各项数据分析学校课后服务的开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但该类研究周期较短,缺乏长远的计划措施。未来学者可建立与当地小学的长期合作关系,深入解读当地教育政策,对学校课后服务的相关措施、教师活动、学生反响及家长态度等进行实地调查。同时,教师要突破因追求研究热点造成的思维定势,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创新性、操作性建议,并在学校内开展追踪研究,定期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加强对学校阶段性成果评估,以优化完善课后服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