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新

(赤峰学院党委宣传部)

〔内容提要〕 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带的部族都保留着浓厚的图写偶像以及图像偶像崇拜的习俗和传统。10世纪初，契丹建立辽朝，不仅上承松漠地区文化传统，又大量借鉴中原礼仪文化，使得辽人从社会习俗风尚到国家礼仪制度，都保持了对图像偶像的热情与迷恋。有辽一代，图写、塑造帝后、功臣肖像并加以祭拜的现象十分风靡，作为其宗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辽朝多元文化汇聚的制度创新。

10世纪初契丹建立辽朝，在中原政权制度文化影响之下，以移植、改造为手段，在太祖、太宗时期开始了国家的宗庙建设①，并在辽朝的中晚期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宗庙制度。相较于中原传统宗庙完整的祭祀体系而言，《辽史》中记载的“庙仪”仅有“告”“谒”两种，且均以“拜容”为释，反映了辽朝宗庙尚未形成严格、系统礼仪制度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即以契丹族偶像崇拜以及其他传统习俗为线索，探索帝后图像拜谒、功臣肖像配享等祭祀仪式的精神内涵，更为深入阐释和理解辽代兼收并蓄、多元汇聚的宗庙祭祀礼仪创新。

一、契丹图写、崇拜偶像溯源

契丹始兴的松漠草原地区有丰富的岩画遗存，创作的年代大致在上迄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下至辽代的时段内②。其中，鹿、马、驼等动物题材内容，反映了先民对狩猎成功和猎物丰足的诉求；着重刻画出眼睛形象的人物、人面像则体现了先民们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此外，在同一区域内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制祖神像、女神像上，细致的面部刻画极具神采，在构图、造型上均具有高度写实的艺术风格。这些岩画及陶制偶像的遗存大致上勾画出本区由来已久的原始信仰和图像偶像崇拜的文化传承脉络。事实上，此后聚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大都保留了图写、崇拜祖先、神灵图像偶像的传统。如匈奴时期就有以金人祭天的故事，《史记索隐》引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又引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③在鲜卑祭天仪式中，也有“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④。

生活在松漠地区的契丹民族，也传承了本区极具现实感的、形象古朴的图写偶像的习俗。此类写实风格人物绘画作品遗存在契丹故地已有多处发现。如笔者在巴林左旗辽真寂之寺遗址调查时，曾于溪水边岩石上发现一幅契丹角觝人物图像，线条圆润，古朴传神，刻画形象。此外，在目前已发现的辽墓壁画中，也保存有很多高度写实的人物形象，如发现于赤峰宝山的1号辽墓，墓室内壁壁画中共绘有10名侍从，每个人的形象都各有特色，人物轮廓线条清晰，面部描绘细致，五官比例准确，须发清晰，造型十分逼真⑤。另据《宣和画谱》记载，契丹东丹王耶律倍是一位丹青高手，擅长画人物肖像⑥。《辽史》《契丹国志》等书中亦记载了耶律褭履、耶律昉等多位契丹族丹青高手，他们都拥有可以凭借一面之缘绘制人物肖像的高超技能。

另据史书记载，辽代社会中对图像偶像崇奉是非常普遍的。如在太祖九年(915年)，君基太一神数见，阿保机即“诏图其像”⑦，用以奉祀；神册六年(921年)，阿保机还曾“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⑧，以对前代卓行者的崇拜来敦促自省；景宗保宁三年(971年)，“居北边前后二十年，善揣知敌情，屡以少击众”的北宋名将何继筠卒，有“契丹人畏伏，多画像拜之”之举⑨。此外，辽初佛教由于统治集团的大力扶植，得以在辽朝迅速发展。佛教中的偶像崇拜也更进一步深化了辽人对图像偶像的崇拜。现存辽代佛教遗迹中发现有大量形象生动、刻画细腻的佛教偶像，既体现了辽时高超的建筑技艺和艺术水平，也反映出辽人崇尚自然、写实的审美旨趣。

二、御容崇拜与奉安制度

事实上，在祖先崇拜的仪式中，相较于严肃的木主文字等形式，鲜活的祖先、神灵图像更能展示所崇拜对象的风姿，也更契合契丹社会的传统。有鉴于此，上承松漠地区文化传统，加之佛教影响，在借鉴中原礼仪文化构建宗庙礼仪中，辽人保持了对图像偶像的热情与迷恋。有辽一代图写辽朝诸帝后肖像，并加以祭拜的现象十分风靡，奉安御容成为辽朝宗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御容崇拜并非辽朝首创。据学者考证，最早在太庙之中置先帝图像祭祀的可以溯源到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时期⑩。其后由于受佛教造像的影响，有塑造、图写帝王御容的行为。到唐朝时期，虽然《唐律疏议》认为，宗庙之中要“刻木为主”，“置之宫室，以时祭享”。但是，在祖先的御容、塑像前献祭已然成为一种流行，如开元八年(720年)，城门郎独孤晏奏曰：“伏见圣上于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圣容，每日寝早具服朝谒。”五代因袭唐制，亦有拜祭先帝圣容的故事。到了宋代，建立了以供奉圣容为核心的祭祀体系，神宗朝之后，形成了以景灵宫为核心的神御(塑像)殿制度。《辽史·礼志》所载“告庙”“谒庙”仪式中均有“御容”出现，后又明确表示“谒庙、告庙皆曰拜容”，这也与“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的中原制度相合。据今本《辽史》记载可知，辽太宗时期已经开始有图写、奉安、祭拜辽太祖阿保机御容的行为，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拜容礼仪，即表明在辽朝宗庙制度构建之初，宗庙祭祀礼仪中凸显的双向融合趋向。

祭祀中所拜之“容”形式尚未固定，有绘画，也有铸像。《辽史·百官志》中记辽廷设有“翰林画院”，当为御容绘制的主要部门之一。此外，辽朝兴宗、道宗时曾有多次携御容卷轴至北宋交换宋帝御容的记载，可见，便于携带的卷轴御容画作，应该是较为普遍的御容样式。从供奉于怀州的《太宗驰骑贯狐之像》、上京的《南征得胜图》，以及兴宗谒太祖庙，观《太宗收晋图》等名称可知，辽时供奉的御容并不以人物肖像画为限，带有歌颂文治武功内容的叙事画作也在供奉范围之内。辽朝时期还在全国多地铸有帝后的偶像，材质有石质、金属质等。如圣宗时，圣宗在南京为景宗修石像，之后又在延芳淀、乾州等地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丙寅，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迁景宗及宣献皇后于上京五鸾殿。西京华严寺中还供奉有诸帝石像、铜像。正如前文所述，辽人为帝后塑像进行供奉，并不是单纯的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其中也含有北方民族的传统信仰。北朝时期，曾有为帝后铸金像，并以此验证是否为天命所归的习俗。清人赵翼在考察后魏以铸像卜立时认为，这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铸像对北魏皇权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且图像本身也具有神秘的功能。可见，辽代拜容礼中，祭拜的对象即包括了平面图画，同时也包括金石塑像，这明显是受到本民族传统、佛教文化及中原制度综合影响的结果。

从辽代告庙、谒庙的具体仪式内容看，遍布于陵寝、京、州等地的诸庙之内都设置有奉安御容的宫殿，以备时祭。例如，木叶山始祖庙中“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这里的南庙、北庙；奉安太祖御容的明殿、二仪殿、黑龙殿、清秘殿；世宗祭祀让国皇帝耶律倍的影殿；奉安穆宗御容的凤凰殿；景宗御容的玉殿；圣宗的望仙、御容殿，以及上京的开皇、安德、五鸾三殿等。从诸多御容供奉场所的记载情况综合来看，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专门供奉某位帝(后)御容的场所，如中京城内的景宗御容殿、承天皇后御容殿，东京城内的让国皇帝御容殿，南京城内的景宗御容殿、圣宗御容殿等；另一种是同时供奉多位帝后御容的场所，如上京城内的五鸾殿(供奉有历代帝王御容、景宗及宣献皇后石像、《南征得胜图》)，中京城内的观德殿(供奉圣宗时前南京诸帝石像)、万寿殿(七庙御容)等。

寺庙也是供奉御容的场所。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将祖先图像供奉于寺观之中的现象，将对祖先的祭祀与宗教信仰相结合。虽然雷闻认为，在唐代大肆崇道的背景之下，供奉帝王图像的佛寺不具寝庙性质，但是，寺观之中奉安御容的制度却被五代及北宋沿袭，成为其时宗庙制度之中的一项内容。辽太宗时期迎白衣观音，于木叶山上建阁祭祀，封为家庙，更是奠定了佛教在辽朝的地位。加之受中原传统的影响，到辽朝中后期，境内的佛寺也成为供奉诸帝御容、塑像的重要场所。作为辽朝祭祀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承载了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因此具有宗庙性质。

除固定建筑的御容奉安场所之外，为适应辽朝行朝的政治特色，皇帝的行营之中也设有专门用于供奉、祭祀御容(神主)的宫帐。如世宗曾祭让国皇帝于行宫；圣宗在南征途中，“率从臣祭酒景宗御容”等。据《辽史》可知，辽朝有专门用来载神主的大舆、神纛车等。如统和四年(986年)六月乙卯，“皇太妃、诸王、公主迎上岭表，设御幄道傍，置景宗御容，率众臣进酒，陈俘于前，遂大宴”。此举与中原政权于太庙举行的献俘礼十分相似。临时设置御容，也符合契丹游牧涉猎居无定所的传统习俗。正因如此，宋人在辽帝行营之中看到的专供祭祀之用的数辆奚车时，才得出了“太庙行宫”的结论。

据《辽史·礼志》称，拜容最初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其后，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如供奉了诸帝石像的中京观德殿，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六月甲子，有“诏月祭观德殿，岁寒食，诸帝在时生辰及忌日，诣景宗御容殿致奠”。辽朝奉安御容场所繁多的现象，与诸帝四时巡幸的政治生活节奏相合，事实上，诸帝谒拜御容的行为十分频繁，远远超出了节辰的限制。如皇帝纳后仪式之中祭拜先帝御容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平定重元之乱后，皇帝皇后率臣僚命妇诣仁懿太后殿，拜谒先帝御容。再如，统和四年(986年)，圣宗置景宗御容的献俘告捷等。太宗灭晋之后，迁晋出帝于黄龙府，途中至锦州，有卫兵迫出帝拜太祖画像之举。此举大抵有明确晋帝亡国，当为辽之辖民，宣示辽国宗正的用意。

三、绘容代殉与功臣配享制度

传统契丹社会，存在以人为殉的丧葬习俗。刘浦江在《契丹人殉制度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一文中指出，契丹社会的人殉制度始于何时，目前亦无从详考。虽然如此，从诸家史籍中保留下来的有关契丹史事的记载中，仍可看到10世纪之后契丹社会中人殉习俗的痕迹。

例如，在《新五代史》中详细描述了阿保机死后，皇后述律平杀人为殉：“乃杀其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隧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其后，《辽史》中也有“(阿保机)及葬，(述律后)欲以身殉”，后因亲戚百官力谏，而断右腕纳于柩的记载。至于将葬世宗时，耶律颓昱向穆宗请求“陪位”、圣宗时“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等记载，均可足证契丹传统丧葬中人殉习俗的确存在。

但从诸例殉葬史实看，自10世纪以来，这种以人为殉的习俗已经摆脱了最初的原始性。虽然阿保机死后述律后杀诸酋长及近臣以殉，但是，明显的涉及契丹政权最高权力之争，而殉葬不过是述律平排除异己势力的绝佳借口。此后，除了圣宗时以近幸、伶人殉葬景宗之外，几例著于史籍中的殉葬，基本都未能成功。如圣宗时期渤海挞马解里乞为景宗殉葬，但并未得到圣宗的允许，仅赐物旌其忠嘉；耶律延宁在“景宗皇帝卧朝之日，愿随从死”，同样也未获允，圣宗皇帝亦以其赤忠，给予其奖励。这些都说明了，即便是在辽朝中后期，传统的殉葬习俗仍然存在，但是，真正用以殉葬的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或近侍之类，殉葬成为臣子向帝王效忠、帝王施恩于朝臣的托辞。

或许不用血腥的杀戮也能实现陪位大行皇帝的夙愿。在20世纪初庆陵的发现中更能体现这个涵义，鸟居龙藏曾这样描述庆陵东陵壁画上的人物画像：每个人的画均为写生的风貌，绝不是想象画，是以实际存在的人描绘的。不止如此，在这些人物壁画的肩上都有这个人用契丹字亲笔写的签名，这是“以画像的形式来代替殉葬”。的确，写实风格的人物肖像画出现在墓葬的壁画上，而且还标注有字体风格不一的墨书题字，带有浓烈的陪伴、侍奉先帝的意味。

此外，还出现一种形式，《辽史》中记载，统和元年(983年)二月丙申，皇太后诣(景宗)陵置奠，命绘近臣于御容殿。当时的近臣应指景宗在位时期辽朝统治集团之中的部分成员，圣宗即位是按照本朝帝位传承规则的合法行为，得到了统治集团的认可，并不需要大肆的血腥镇压异己势力。虽然有殉葬之遗俗，但无因由的对统治集团成员的杀戮，在王朝政治生活有序进行的时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承天太后采取了绘近臣画像的方式来代替殉葬，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已经在观念上与契丹传统有明显差别，更贴近于中原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由天子近臣的影像在另一个世界继续陪伴、侍奉景宗皇帝。

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七月，“癸丑，诏写大行皇帝御容……丁巳，上谒大行皇帝御容，哀恸久之，因诏写北府宰相萧孝先、南府宰相萧孝穆像于御容殿”。萧孝穆圣宗时期累任北府宰相、知枢密院事、南京留守、东京留守等职，封燕王，获赐佐国功臣之号；萧孝先为萧孝穆之弟，太平十一年(1031年)，帝(圣宗)不豫，钦哀召孝先总禁卫事，孝先是钦哀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此两人均出身后族，在圣宗、兴宗两朝均身居高位，获封王号。而此时兴宗于永安山太平殿为圣宗治丧，虽时为南北府宰相的萧孝穆、萧孝先不能亲为帝殉葬，但是，图其影像于圣宗御容之侧，既表达了两人随侍圣宗之义，同时也说明两人于国有功，因为是众臣之中的佼佼者，所以，获得以影像随侍先帝的殊荣。

由此可见，兴宗时期于御容殿中对功臣影像的图写，已经摆脱了契丹社会原始的殉葬遗俗，在实际上实现了对中原传统宗庙祭祀之中的“功臣配享”制度的借鉴与效仿。

“功臣配享制度”，即把有功之臣附祭于帝王宗庙的制度。早在三代之际即已出现，《尚书》中即有“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的记载。其后，皇帝宗庙祭祀中的功臣配享制度成为定制，历代相沿奉行不衰。在中原封建王朝之中，死后配享太庙是为人臣者的至高殊荣，是朝廷对其功勋的极度肯定。辽朝建立以后，在借鉴中原宗庙礼制的同时，也将“功臣配享制度”引入国家礼制生活之中。如曾于遥辇时期任北边拽剌的台押，在宣简皇后及诸子罹难之时有回护之功，其后代耶律欲稳又率门客首附太祖宫卫，为了旌表其忠，太祖于是“诏以台押配享庙廷”。

配享制度与功臣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中原唐宋帝国功臣配享宗庙的情况看，均由继任君主为前朝皇帝指定，并遵循了以其臣配其君的定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朝所有的功臣都有死后配享宗庙的资格。因而配享功臣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标准，这个标准大多与当时国家的政治诉求、功臣本身的官方评价，甚至与当朝皇帝的喜好密切相关。

据有关学者研究，辽朝自太祖时期开始即有功臣封赐，功臣制度贯穿辽代始终。虽然受到唐宋制度影响，但是，辽朝时期有较大程度的创新，且授予功臣号的官员身份有很大的随意性，多集中于耶律、萧及汉人世家大族，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反映了辽朝自己的政治特色。同样辽朝也存在着生前功臣号的获得与死后配享宗庙资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也能反应前后两朝政治动向。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只能在零星片段的记载之中，得窥一角。同时，据《辽史》记载，乾统年间，追封萧延寿、耶律撒剌、萧速撒、耶律挞不也、萧挞不也等人，并绘像宜福殿。这说明至少在天祚皇帝之时，辽朝已经效仿唐朝的凌烟阁、北宋的景灵宫等例，建立了绘功臣之像于宜福殿的制度。

与众多的获赐功臣相比而言，见诸史文记载的辽朝配享宗庙的功臣数量十分稀少。《辽史》中仅有兴宗于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八月戊子，以“太尉乌者薨，诏配享圣宗庙”的记载。1969年出土于北京的辽《张俭墓志》中记张俭有“画像先寝，配座而飨庙食哉”之殊荣。张俭出身于清河张氏，统和十四年(996年)举进士第一。圣宗时宠专柄用，拜左丞相，获封韩王。兴宗即位之后，赐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拜太师、中书令，徙王陈。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薨，其墓志铭有“烟阁图像，云台议劳”之赞，即是对张俭功臣身份的赞美，而配座飨庙食当是指张俭死后有配享圣宗庙的殊荣。道宗清宁八年(1062年)耶律宗政薨，“备卤簿之仪，归葬于乾陵，祔祖宗之寝庙”。耶律宗政为景宗之孙，此处言耶律宗政死后祔于景宗之庙，说明辽朝时期在功臣配享制度之中也有所创新。

由此可见，契丹族传统的殉葬之俗，虽然在辽代社会中仍然存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已经开始摆脱其原始的野蛮性，更多掺杂了隐晦的政治因素。辽朝中期后，随着王朝制度的健全，以人为殉的遗俗渐趋废止，更有以图写近臣影像以侍先帝的举措。这种臣僚影像的图写，同唐宋时期一样，成为功臣表彰的手段之一。辽朝时期的功臣制度与功臣配享制度虽然仿自唐宋，但是，也有结合自己特点的创新。这些内容既与辽代政治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了辽朝时期宗庙制度的建设情况。

综上可知，契丹社会中以高度写实为特色的图写偶像技艺和普遍的图像偶像崇拜习俗，是在对松漠地区历史文化传统承继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佛教文化、中原传统祭祀文化的深刻影响。基于此习俗的图写偶像、绘容代殉又成为辽朝国家祭祀中御容拜谒、功臣配享等制度构建中的重要内容与形式，并通过对中原礼仪制度的吸收与借鉴，改造与创制，既较为完整地体现了辽代兼收并蓄、多元汇聚的宗庙礼仪制度创新，也凸显了辽人对中原礼仪文化的高度认同。

注 释：

① 李月新：《试论辽朝太祖时期的宗庙制度构建》，《赤峰学院学报》2018年第12期；李月新：《试论辽朝太宗时期的宗庙制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李月新：《辽朝中后期的宗庙设置述论》，《赤峰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

② 田广林：《内蒙古赤峰市阴河中下游古代岩画的调查》，《考古》2004年第12期。

③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09页。

④ 《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985页。

⑤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⑥ 〔宋〕《宣和画谱》(一)卷8，《丛书集成初编》第1652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1—232页。

⑦ 《辽史》卷1《太祖上》，中华书局2016年，下同，第10页。

⑧ 《辽史》卷2《太祖下》，第19页。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开宝四年(971年)七月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