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信芳

1960年秋，上海大同中学高二学生毛国伦迎来幸福的一天，刚成立的上海中国画院在全上海招收五名学生，毛国伦幸运地成为其中一位，自此开启了他的求艺生涯。

圆丹青梦，铸笔墨魂

毛国伦，浙江奉化人，1944年生于上海。虽然家里没有人从事过文艺这一行，可他自小就爱画画，痴迷地做着丹青梦。在那个没有电视节目的年代，他从香烟牌子、小人书中了解武松、杨家将、诸葛亮和岳飞等历史人物，甚至夜里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历史小说，如痴如醉。一开始他是照本临摹，受到了邻居们的夸奖，兴趣倍增。那时，刘继卣的《武松打虎》、刘旦宅的《木兰辞》和程十发的《画皮》，是他最喜爱的连环画。

家住老城厢小西门的毛国伦，最爱去文庙和老城隍庙，那里有许多他喜欢的画。1950年代初，第一届南市区国画展在文庙举行，他省下零用钱，竟买票连看三场。老城隍庙里有不少卖画的店，他时常目不转睛地欣赏橱窗里陈列的画。后来，他开始即兴创作，并尝试投稿了。1958年6月1日，他的《快马加鞭日千里》竟上了《解放日报》的“儿童画专刊”。画作虽稚嫩，但处女作的发表无疑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令他在求艺道上加快了脚步。

大同中学有位教美术的张文祺老师，发现学校里有不少可培养的美术苗子，便组织起美工组，毛国伦是其中一员。老师的用心、学生的努力，让美工组大出风头，学生的画作在市里画展中连连获奖，引起了上海《青年报》的重视，专门撰文作了报道。也许是这个原因，当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急需培养新人时，招聘人员按图索骥来到大同中学，一眼相中毛国伦。于是，他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第一批学生。

1960年12月29日晚上，汾阳路150号上海中国画院二楼的大厅里举行了拜师仪式。时任上海市文化局领导方行、画院院长丰子恺，以及文艺界近两百位嘉宾到会。毛国伦和陆一飞、邱陶峰、吴玉梅、汪大文等首批学员分别站在吴湖帆、贺天健、唐云、樊少云、程十发老师面前。仪式由时任画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汤增桐主持。

上海中国画院1956年筹建时聘请有69位专职和兼职画师，平均年龄超过63岁，且每年时有画师谢世。为了使这些老画师的技艺后继有人，画院参照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教学方法，同时结合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为学生制定了“五写”的国画教学方法：临写、写生、速写、默写、写字。还要学生学古文诗词，并且开设山水、花鸟、人物、篆刻等课目，让学生能够全面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初学阶段，老师安排临摹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和《八十七神仙卷》、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孙位的《高逸图》以及明陈洪绶的《归去来图卷》《隐居十六观》等。除了这些指定内容，凡在画院资料室看到中意且能借到的画作，毛国伦都会借来临摹一遍。三年的临摹，让他打下了笔底功夫，这正是日后他创作中国画的笔墨基础。

毛国伦并不亦步亦趋。他感到临写的内容，在唐宋元那些画风较为严谨工整的作品之外，还可以加入明清的写意画和大写意的作品，这样更能锻炼用墨、用笔、用水的技艺和写意的胆魄。这也使得他日后的作品能含精微于奔放之中。

毛国伦作品《欢乐歌》

要对中国画的特征、特色与创作理念加深理解，学习中国古代的画论极为重要。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经营位置、随类赋彩、传移模写”的六法，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妙论，南朝宋宗炳说的“以形媚道”，唐代张彦远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及司空图说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还有宋代欧阳修所云“忘形得意”……毛国伦认真学习，细细体会，并一一运用到他的创作中。

除了课堂学习，画院每年安排学生两次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并展开写生、速写和创作活动。1964年，赴宝山县罗店公社深入生活后，毛国伦和来楚生先生合作了人物画《双生犊》，这幅画入选第四届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上海美术馆收藏。这是毛国伦进画院后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让他至今不能忘怀。

迷时师度，悟时自度

毛国伦拜的是樊少云、程十发两位老师。请樊少云做导师是程十发提议的。樊少云（1885—1962）字浩霖，上海崇明人，他是晚清画坛名家陆廉夫的学生，兼擅山水、花鸟、人物。他善于用羊毫笔在生纸上作画，表现出山水滋润浑厚的效果。可惜樊少云先生只教了两年便仙逝了。所以，程十发足足当了毛国伦47年的老师。

发老离世已经16载，谈起自己的老师，毛国伦唏嘘之余，依然感激不尽。

他清楚记得，拜师第二天，程十发先生就讲了中国古代两个画院学生及他们作品的故事：一是五代南唐画院学生赵幹的《江行初雪图》，二是北宋画院学生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两幅画被称之为千古绝唱。很明显，这是老师借题向学生提出的努力方向。毛国伦心领神会，决心不负老师期望，努力攀登画坛的“珠穆朗玛峰”。

程十发的教学，贯穿在他的言传身教中。他对祖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抱着非常虔诚、敬畏之心，对古代的优秀艺术品和绘画作品的面貌、特点如数家珍。在教学上，则通常是根据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授业方式。平时，他大多是平和地启发，点到为止，而必要时，他也会及时棒喝，使人猛醒。

每次检查作业，程十发都会从一整叠作业中挑出几幅比较好的给予讲评，甚至曾亲自为学生补笔、修改——

1963年，老师发觉毛国伦画的一幅《走遍山村》中有个年长的货郎少了一条腿，画中毛驴的眼睛周围也没有留白，就亲自动手为之补上，还在毛驴的眼睛周围加上了白色。

1978年，老师看到毛国伦画的《祖冲之》，高兴地说：“恰到好处。”

1983年，毛国伦从长江三峡深入生活回来后，创作了两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彩色连环画《秭归》《巫山神女》。老师翻阅后，只说了一句：“不容易。”

1992年，苏州古吴轩出版了毛国伦的第一本个人画册《毛国伦画选》。老师看了之后，指着画册中的一幅《达摩图》说：“这张不错。”

印象特别深的，是当老师发现毛国伦某一个阶段的人物画用笔拘谨、畏缩，不由大声地对他说：“小毛，你要吃一个老虎胆，壮壮胆了！”一声棒喝，顿时把他叫醒。

“程家样”是程十发先生独创的绘画艺术。老师的绘画之道也成了程门弟子毛国伦极宝贵的财富。

1950年代，中国绘画艺术面临新时代“转型”的课题：如何继承传统艺术之精粹，并表现出艺术个性和情感。这时的程十发已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连环画，令画坛刮目相看。但他心里明白，他的艺术还没有抵达他所梦想的自由之境。

1957年春，程十发随文化部组织的美术工作团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写生。他发现，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别适宜用中国写意画潇洒多变的笔墨线条来表现，这不仅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才情，同时又符合表现新中国生活的要求。

程十发先生说了他首次用国画手法创作的《召树屯》：

在一次晚会上，一个端庄秀丽的芒市小学的女学生进入我的眼帘，她的形象正符合我创作《召树屯》连环画中孔雀公主的模样，我就请她当模特儿，并在这基础上加以想象和夸张。

从创作《召树屯》以后，我感到中国画和西洋画的构图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便不再拘泥于解剖、透视的束缚，而设法表现我从生活中感受到的意境，也注意到如何渲染和夸张形象等问题。

这时，一首幽婉的民歌竟让我痴迷：“月亮出来亮旺旺，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我听着，哼唱着，一种用灵魂来演绎的爱情绝响和用生命来诠释的旷世恋歌的感觉油然而生。

1959年10月的一个晚上，程十发听着歌，欣然挥毫，如有神助……一个戴着斗笠，挑着担子和陶罐蹚过小溪的傣族姑娘，怕水沾湿裙子，回头用手轻轻拎起裙摆，栩栩如生，跃上画面。这就是后来让人过目难忘的佳作《小河淌水》。就这样，程十发找到了表达自己真性情和真笔墨的自由之境。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画《小河淌水》，正式宣告其独创的“程家样”绘画艺术的问世。他开拓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在画坛一炮打响，成为当代中国画的一大流派。

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程家样”艺术得到了打造与提升。“文革”结束后，程十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创作热情空前释放，艺术理念也日趋开放。一批人物画的精品力作问世，如《橘颂》《礼忠魂》《东坡拨琴图》《钟馗嫁妹》《游园惊梦》《金玉满堂》等。这批画标志着“程家样”绘画艺术的最终确立。

程十发的绘画艺术，是打破古今中外艺术的鸿沟而深深植根于民族艺术审美的产物，是人物画坛耸起的一座别样高峰。毛国伦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了大时代的脉动。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毛国伦也用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美好事物，创作了《小站新风》《游春图》《晚晴图》《欢乐歌》《苗家欢歌》《苗寨嫁女》《草原轻骑》等一批受欢迎的作品。

以形写神，以神写形

毛国伦是上海中国画院的一级画师。赏读他的人物画作品，那种随意挥洒的笔触，常常让我们有一种“画得毫不费力”的错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他谈论自己画作时，我们发现，在看似逍遥的笔墨背后，却别有一番辛苦。

“人人都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但这条路你不能忘记中国的笔墨传统。”毛国伦一直谨记着老师程十发的教导：笔墨笔墨，笔中有墨，墨中有笔。民族绘画的结晶是笔法，笔墨是中国画民族性的根本。无论现今的画坛如何日新月异，对笔墨传统的传承是万万不可丢弃的。

毛国伦的人物画承袭了程十发描写生动的特点，而有意识地弱化了老师笔墨上的大开大合。毛国伦的画中对比强烈的线条和墨块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依靠熟练飞动的线条构形搭物，支撑画面，加上他擅长的空白背景处理，使得画面在写实之余，又多了一份轻灵的动感。他的人物画近来越发趋向于清新明快、笔墨畅达的境界，这是他数十年绘画功力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

毛国伦作品《游春图》

毛国伦的人物画大致可分三部分：古代圣贤名士、戏曲人物和现代人物。

从诸葛亮到王羲之，从杜甫到李清照，无不形象生动，而如诸葛亮之闲定、王羲之的洒脱、杜甫之忧思、李清照的浪漫，都在他的画中巧妙直观地得到体现。平时，毛国伦手不释卷，读老庄经典，背禅语偈句，颂唐诗宋词……虽不求甚解，但每有会心，便把这种感受融入画作，题上纸面。

理性地对待绘画，严肃地对待创作，是毛国伦一贯的艺术态度。他对中国人物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不管艺术家有怎样的理念、怎样的观点，都必须以自己的绘画实践体现出来，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才能令人信服，而中国画理论的最直接载体就是笔墨。

如他的《孔子》《岳飞——池州翠微亭诗意》《诸葛亮》等人物画作品着意于笔墨意趣的阐发，而这种意趣绝不是凭空无依或者纯粹地玩弄技巧，它是紧紧依附于物象的表达。

敦厚朴实的毛国伦早期画风严谨写实，亦能于笔墨间抓住人物的姿态和表情，以形写神。而在近年的创作实践中，他有意更加主动地将书法笔意掺入画面，在人物画的线条处理上使之更具有书法的意味。抑扬顿挫间起承转合，勾搭呼应，笔势流转，有一气呵成的痛快感，令人荡气回肠。尤其是他的写意戏曲人物画，如《宇宙锋》《断桥》《齐天大圣》等，不仅将角色的动作姿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就连他们的身份、性格及情状，也跃然纸上，这庶几称得上是以神写形了。

为此，饶宗颐大师看了毛国伦的画，不由在香港的报纸上撰文《笔墨性情 大家风范》，其中写道：“毛国伦先生十分尊重中国写意画的审美传统，他能以一种洒脱不羁的笔墨传达出一种精妙入微的精神，笔墨的张力被他舒展到了一个无限宽广的境界，这是一种大手笔传达出来的大气魄。”“先生对传统中国写意画的造诣颇深，他的线条运用得非常精彩，他能深刻地体察到画面意境中的线条运动，且将它赋予了一种诗化的处理，使其韵律感十足，神采飞扬处，情致德操尽显其中，以有形的笔墨传达出无形的内在精气。”

薪火相传，笔墨传承

1971年12月，毛家喜事降临，女儿毛冬华出生了。现在已是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毛冬华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作为出生在这个画家家庭的独生女儿，父亲没有放任自流，而是引导她对绘画产生兴趣，努力将其培养成有用的人才。

对此父亲毛国伦没有否定。他补充道，当时自己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大概是女儿两三岁时，一天，他用毛笔画了一面红旗的轮廓，让女儿在线条里面涂红色。毛冬华像模像样还真完成了。夫妇俩啧啧称赞女儿：“笔握得真好！”被表扬的毛冬华喜笑颜开。

自此毛冬华的艺术启蒙之路开始了。父亲让女儿临摹连环图画，《草原英雄小姐妹》《杨门女将》等小人书，她看得很起劲，画得也认真。后来便逐渐进入实物写生。九岁时，她速写一个放在桌上的梭子蟹，画得生动且细致。当她被称赞时，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她对画画越发热爱了。此外，书法也列入了她的课程。一本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她足足写了六年，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学魏碑。

自然，报考上海美术学院附中成为毛冬华努力的目标。在父亲的传授下，她在中国画的白描勾线、写实能力等方面，已经有了一点基础。然而，学校要考的是用明暗方法处理的素描和水粉画一类，她从没学过，无疑败下阵来。但毛冬华并不气馁，开始全身心地补学素描和色彩。每天上下午加晚上的素描和水粉画课，不管风霜雨雪，她从不缺席。第二年，毛冬华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上海美院附中，毕业后又直升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毛冬华对我说，因家学的影响，她从小受正宗中国画的笔墨练习，中学又开始接受学院的绘画基础学习，经历了东西方两种模式的绘画基础训练，这使她更明确什么是属于自己的绘画理念。

现代性转型，创造性转化

毛冬华是幸运的。自小有在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的父亲的亲授，而后又有专业学院的老师和领导的指导。北京《美术》杂志主编尚辉是毛冬华艺术道路上的一位重要的贵人。2009年，与毛冬华素不相识的尚主编慧眼识珠，将毛冬华的中国画作品《多云转晴》用在了当年12月号杂志的封面上。这位中国美术理论权威，称这幅作品为“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一件成功范例”。

毛冬华称尚辉是她的贵人，正是由于他的发现和引导，让她在守正中国画传统基础上，开创了传承与发展积墨没骨语言的中国画现代性之路。

2018年9月，由上海民族乐团、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共同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Christian Jost）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献演于上海大剧院。音乐会由《东方韵味》（Oriental urban perfume）、《浦江明珠》（Pearls reflecting Towers）、《伊甸园之桥》（The Garden Bridge）、《中华第一街》（East Nanjing Road）及《外滩》（The Bund）五个篇章构成。充满律动和画面感的音乐，跳脱出民族音乐的惯性表达思路，以一种新的色彩和活力尽情展现中外文化的交相辉映及现代和传统文明的兼收并蓄，也让听众在有限的声场空间得到无限的遐想与陶醉。

毛冬华的中国画《外滩心影》是音乐会的主要视觉呈现之一。这也是外滩主题当代绘画与民乐的首次结合，外滩和上海其他的经典建筑以及人文印象，通过她手中的画笔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乐团将毛冬华的《外滩心影》制作成多媒体全景版，具有中国传统工笔和写意的画风，其精细的线条勾勒精至毫发。多媒体制作团队将《外滩心影》作为主线视觉，通过技术手段虚实结合，使静态的绘画艺术，随着音乐的流动起伏变化，尽情舒展，体现了上海符号，彰显了工匠精神，以经典与当代元素表达上海人文创新之城的建设理念，引起观众强烈共鸣，他们纷纷表示，这场音乐会给他们带去的是耳目一新的视听觉体验。

玻璃幕墙引来的新视角

《外滩心影》中，毛冬华用笔墨致意京华古今经典建筑，通过玻璃幕墙这一中国画里的全新视角，用“观海”与“望京”两组作品为主线，来表现北京古建筑和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群，呈现这两座中国最重要城市所承载的历史人文意涵。

毛冬华在画《诞生地》

2018年11月8日，《观海望京——毛冬华水墨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毛冬华作品60件，以“观海”与“望京”两组作品为主线，作品借用传统山水画积墨法和花鸟画没骨画法来表现北京古建筑与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群。这是上海中青年艺术家首次赴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也是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基金一号项目。

我问毛冬华，怎么会想到用玻璃幕墙这一新视角来丰富自己的创作？

作为画家的毛冬华是个有心人，上海街头的玻璃幕墙遍地皆是。她发现，或阳光普照，或雨过天晴，或风花雪月，或华灯初上……高大的建筑在玻璃幕墙里变化无穷、精彩纷呈。有时透过玻璃幕墙，那些熟悉的建筑平添许多陌生感，这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内容。毛冬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了“转视”的丰富画面，发现了中国画的线面结合的新手法，从而开创了中国画的新视界。

“观海”系列，是毛冬华内心浓郁的上海情结的厚积薄发。而“望京”系列，则是毛冬华欲将笔墨情怀深化、延展的新课题。为此她几次赴京写生，尝试用其个性化水墨语言进行更多延伸，由此开始了“京华烟云”的创作。通过《雍和钟声》《剧院魅影》《蝉鸣白塔》《正阳夕照》《天坛希音》《殿堂祥云》《紫禁清影》《雪漫京华》等8件直径达2米的圆形作品，向经典建筑致敬，探索将建筑与环境相融，用水墨表现建筑在云影、天光、雪景、水景、夜景中的诸多变化，并由此获得历史的感悟。

父女携手，艺路求索

毛冬华说，现在还担任着松江区程十发艺术馆馆长的父亲，是程十发先生授教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父亲总结了老师的画艺之路，一篇《十发画语》发表后影响很大，他又将自己对老师为人为艺的深刻体会写成了《守望中国画的精神家园——重读程十发画语录有感》等多篇文章发表。

父亲毛国伦曾说，照搬老师的路子，不可；模仿别人优秀的作品，不可。一定要接受优秀传统的真命脉，抒发自己的真性情，尊重自己的真感受，才能走出属于自己更为广阔的艺术之路。所以，毛冬华认为，几十年来父亲能形成自己的画风，正是他孜孜追求和努力的结果。

毛冬华与父亲房子买在了一起，一梯二户，她就住在父亲的对面。为艺术问题争论是经常的事。如关于玻璃幕墙的视角，毛国伦带着传统的眼光不习惯这样的表现方法。后来，在专家和观众的称赞中才慢慢作出了修正。

而对于未来，两人的看法倒趋于一致。

对优秀传统的敬畏，理性地对待绘画，严肃地对待创作，是毛国伦一贯的艺术态度。他说，有了谦逊宽忍的胸怀，就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熔铸风格；有了知己知彼的明智，就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坚守自我。毛国伦已有多部画册问世，但他认为，艺术是没有尽头的，所以他的求索将一如既往。

毛冬华表示，她的“观海系列”是为献给上海这座生她养她的城市而作。从2009年完成第一件作品，到2020年完成第六幅，历经10余年，可以说这个系列的创作伴随着上海的发展。她希望这系列作品从题材（徽派传统建筑、石库门、外滩西式花岗岩大楼和摩天大厦）到艺术语言（没骨法和积墨法）体现更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基础上，发展成了她的三个大系列：“观海”系列、“望京”系列和“外滩”系列，而今也还在继续扩大和发展，通过它们，她将继续拓展中国画的艺术之路。另外她还有“记忆”“城市乐园”“冬日暖阳”等系列，未来也还将不断补充、完善之。

父女俩都有一个共同愿望：不久之后，带上各自的水墨中国画走出国门向世界述说上海故事和中国故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与各方人士尽情地对话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