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定国

李焕之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指挥家，更是一位长期担任中国音乐界重要领导的社会活动家，他从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间，出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卸任后又被推举为名誉主席。李焕之的音乐生涯是受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史发端的“五四运动”影响，以后又经历过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各种考验。他不仅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和发展，更是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音乐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李焕之超过一个甲子的音乐生涯中，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留下了400多首不同体裁、样式和风格的音乐作品，涉及器乐、声乐、歌剧和电影音乐。其中影响最广泛的当数管弦交响组曲《春节》中的那首《春节序曲》。每当新春佳节来临，华夏大地上到处飘荡着这首作品中那优美动人又隽永流畅的旋律，这样动情的音乐在亿万国人心田里已不可磨灭了。还有那首深入人心的应景歌曲《社会主义好》，在当年中国的田间山野、工矿军营和街头巷尾到处传唱，即使至今唱来也是倍感亲切。

此外，李焕之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管弦乐总编配，他编配的版本被周总理确定为国内和发行到全世界的标准版本。还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那首气势恢宏、激情澎湃的主题大合唱及其乐队编配，也出自李焕之之手。自1940年李焕之在延安接过冼星海的指挥棒，第一次在鲁艺指挥演唱《黄河大合唱》后，他一生指挥过无数次《黄河大合唱》。由此可见，李焕之所有的音乐活动都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音乐人生就像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一个缩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胞弟李建国在上海及北京策划组织过许多重大的音乐活动。每次活动前我都要进京邀请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音乐家担任顾问，李焕之当然是必请的音乐家之一。那时李焕之与吕骥、贺敬之和周巍峙等都是住在西城区的“部长楼”里。当年所谓的“部长楼”，其实也就是如今带电梯的三房一厅、三房二厅的普通住宅。我们第一次去李焕之家是由著名歌唱家王昆陪同前往的。李焕之待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音乐家的架子。他家里的摆设与其他前辈音乐家们相似，除了工作必备的钢琴外，还有彩电、冰箱和一些生活必需的家具，其余的都是与工作有关的乐谱、书籍、唱片、CD等。他对我们举办有社会意义的音乐活动非常支持，不光题字，还为活动出点子，并给予了许多帮助。尤其是他当年那一席关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振聋发聩的话语，至今还深烙在我的记忆里。

初显音乐才华

李焕之1919年1月2日出生在香港，原名李照彩，祖籍福建晋江，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李焕之。父亲李孙修年轻时在台湾经商邂逅了台北姑娘郑美珍，从而结为连理。李焕之早在孩提时代就显露出对音乐的爱好，那时姐姐在风琴上弹奏的黎锦晖谱写的儿童音乐作品最令他陶醉。稍大一点，他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又随家庭传教士学习风琴弹奏。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随家人从香港迁居厦门。

李焕之在厦门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那是一座有着浓郁文化氛围和音乐气息的海滨城市，尤其是那里有中国钢琴之乡——鼓浪屿，也是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汇地之一。李焕之所就读的竞存小学，尤其是后来双十中学的音乐教师对他影响很大。他不仅积极参加学校的合唱团、铜管乐队的音乐实践，还专门跟随学校的音乐老师学习风琴的弹奏，老师借阅给他的那些关于音乐故事和音乐知识的书籍也令他痴迷。他一直记着这位音乐老师曾说过：上海有一座专门培养音乐家的学校。从那时起，李焕之就向往着将来能有机会去那里学习。

1936年2月，怀揣着音乐热望的李焕之只身前往上海报考国立音专，不料到了上海后却发现已错过了考期。所幸校长萧友梅在与李焕之面谈后，觉得这位远道而来的考生，不仅对音乐无比热爱，而且很具天赋，于是当即承诺，他可以作为特别选科生先进校学习，待来年通过正式考试后再予以转正。

李焕之来上海国立音专，就是想学习作曲。但学校教授理论作曲的教师原本就很少，而学贯中西的黄自先生又在年前英年早逝，这对于学校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萧友梅不顾自己繁忙的校务工作，决定亲自担任李焕之的主课老师。有萧友梅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担任自己的导师，李焕之是幸运的，他当然非常珍惜这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只用半年时间便踏踏实实地学完了和声学。然而还未来得及学习复调、配器和曲式等作曲课程，家庭突然发生变故，母亲要求李焕之旋即回厦门打理父亲留下的一些商业事务。为了全家的生计，他不得已放弃在上海国立音专的学习生涯，但他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未来美好音乐事业的向往并未改变。

战争年代的李焕之

在上海音专的求学期间，李焕之从不外出游玩。除了潜心追随萧友梅学习作曲主课和声学之外，他还开始练习钢琴，并在业余时间里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艺术实践活动。在这半年间，李焕之多次聆听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还有外国音乐家来沪举办的一些音乐会，更多的是体验校内的各种师生音乐会。李焕之还在萧友梅先生的循循引导下，有的放矢地去学校资料室聆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唱片，还要通读老师指定的一些经典作品的乐谱。所有这些，不仅丰富提高了李焕之对音乐真正的认知，也拓宽了他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激发起他对音乐无限的遐想和追求。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有着家国情怀的李焕之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厦门参加了抗敌后援团，投身伟大的抗日洪流。他在那里结识了进步诗人薄风，两人志同道合，共同谱写了《慰劳前方将士》《厦门自唱》等十首抗日救亡歌曲。这是李焕之最早的音乐创作。

不久，薄风在广州成立“中国诗坛社”，李焕之继续与这个诗坛社保持密切联系，并与这个进步团体中的一批活跃诗人合作谱写了67首附有钢琴伴奏的抗战歌曲，用音乐表达了自己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不畏强暴、驱逐敌寇、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李焕之还参加了由福建同乡发起组织的“抗日青年社”，在这个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里，李焕之开始接触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受到很大教育。那时他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文艺理论，一面又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宣传抗日救亡，教唱抗日歌曲。在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年轻的李焕之用音乐和歌曲当作武器，来唤醒激励亿万军民的抗日激情。虽然当年李焕之所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远没有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们的作品那样声名远播、社会影响广泛，但也真真实实地表达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李焕之从北京来沪看望病中的乐坛泰斗贺绿汀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是当年的抗战圣地、革命的摇篮，是无数有志的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一所综合性艺术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下设有文学、戏曲和音乐等学科。一直挚爱着音乐的李焕之闻讯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当时居住的灯红酒绿的香港，投奔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成为延安鲁艺音乐系的第二期学员。

延安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虽然这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根本不能与大都市香港相比，但延安的空气里充满着自由和激情，而且人人平等，整个社会朝气蓬勃。多少年后，李焕之回忆起在延安鲁艺的那段美好时光非常感慨，认为在延安生活的七个年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由此他开启了作曲生涯的新篇章，并在这个革命的摇篮和熔炉里得到了磨炼成长，思想感情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李焕之的出色表现，到延安当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底，刚入党不久的李焕之又迎来了人生的另一大喜事，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从武汉来到延安鲁艺执教，给这所新办的学校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李焕之非常敬仰冼星海，更珍惜能在他门下学习音乐的机会。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李焕之不仅学到了复调、曲式等当年在上海音专求学时没能及时学到的作曲技法，还学习了合唱指挥，并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更重要的是在冼星海身上，他感悟到了音乐的力量和它的社会功能。

李焕之与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有着不解之缘。他非常清晰地了解并亲历过这部史诗般的恢宏巨作在延安创作排演的所有过程。1940年春，冼星海为纪录影片《八路军在延安》去苏联做后期的编辑和录音工作，不幸病死他乡，再也没能回到祖国。但就在冼星海离开延安那天起，作为其助手的李焕之就接过老师的指挥棒，从此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黄河大合唱》的指挥演出。在以后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李焕之在各种场合无数次地激情挥棒演绎这部自己情有独钟的煌煌巨作。冼星海当年醍醐灌顶般的教诲和其艺术思想，更是对李焕之的人生和音乐道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李焕之作为鲁艺音乐系第二期学员结业后，因成绩优秀，加之原本的音乐基础又很扎实而留校任教，担任合唱和视唱练耳等课程的教学。鲁艺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除了大名鼎鼎的冼星海、吕骥外，还有后来成为大音乐家的瞿维、向隅、马可、郑律成、刘炽、寄明、黄准等，其中李焕之对郑律成的那首《延安颂》印象最深。1938年盛夏，经过半个多月的辗转长途跋涉，李焕之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其时已是初秋将临之季，天高云淡，凉风习习，遥望夕阳西下的巍巍宝塔山，他内心十分震撼。就在此时远处又传来阵阵激昂美妙的歌声——“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此情此景令李焕之一行热血沸腾。那悠扬隽永的歌声，不正表达了中国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向往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心声吗？打那后，这歌声一直在他的心中激荡。在李焕之进入鲁艺后，才得知当时听到的那首《延安颂》，就是自己的战友郑律成谱写的，他感到由衷地自豪。

开启音乐生涯

1942年5月23日，23岁的李焕之和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一起，应邀去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参加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那天，毛主席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讲话，阐述了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更明确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毛主席关于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的号召，指明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和民间，去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主席讲话，是李焕之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从此他也更明确了今后音乐生涯的方向和目标。

1943年李焕之在延安秧歌乐队演出（前排左一）

为了响应、落实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翌年春节，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鲁艺也改变了闭门办学的作风，许多师生都走出琴房，深入民间去采风，从而编创了许多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其中秧歌剧最为突出，脍炙人口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小放牛》《赶毛驴》等，受到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李焕之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参加各种民俗文艺活动，他先后到陕甘宁边区的多个地方采撷创作素材，其中有陇东的曲子戏，还有秦腔等地域风格鲜明的民间戏曲音乐等，这些都为他多年后谱写交响组曲《春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冬，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被调回到延安后并入鲁艺。战团的一位编剧带来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真实故事，即旧社会把人变成白毛鬼，而共产党又把此“鬼”变为人。当鲁艺的副院长周扬和戏剧系主任张庚得知这个动人故事后都非常激动。他俩认为：这样的题材很适合改编成舞台剧，而且内容也完全符合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于是决定由鲁艺的戏剧系和音乐系的老师共同来创作一部在新秧歌剧基础上的新样式作品，旋即便组建起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由贺敬之、丁毅负责编剧，马可、张鲁、瞿维等担任作曲。就这样，他们把一个流传在民间的故事，打造成了一部西方歌剧样式和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新歌剧《白毛女》。

新歌剧《白毛女》是1944年秋开始构思创作的，而此时李焕之正在甘肃的陇东搞群众性的“闹秧歌”活动，因而没能参与前一阶段的创作工作。1945年春，李焕之回到延安，正好赶上新歌剧《白毛女》的最后收官冲刺阶段。由于这是一部五幕有87段唱腔的大作品，不仅谱曲的工作量大，而且时间紧迫，此时马可的手中尚有一些唱段还未谱曲，于是他就把其中的三段交由李焕之来完成。虽然李焕之没有与马可等三位主创一同在前期下过生活，但那段时间他也一直在陕甘宁地区采集民间音乐素材，腹中也尽是各种民间音乐元素，因而谱曲非常顺利，作品风格也与全剧非常吻合……

为了使《白毛女》有别于延安的秧歌剧，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原创新歌剧，该剧的曲作者在音乐中用到了和声、复调和多声部的合唱、伴唱，管弦乐队的伴奏更丰富了该剧的表现力。西洋乐队的配器也是需要有一定功力者才能胜任的，而那时的延安音乐人才非常缺乏，乐队的编制只能因地制宜，不但“中西合璧”，而且还要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就是这样一支编制不齐，声部不全的乐队，硬是在瞿维，还有后来参与进来的向隅的精心编配下，不仅为全剧剧情的展开、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渲染烘托作用，而且还增色不少。

经过大家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和付出，中国第一部原创歌剧《白毛女》终于赶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面世了。1945年4月28日，由王昆、张守维、陈强、李波等主演的《白毛女》，在延安小沟坪的中央党校礼堂隆重首演。观众是出席党的“七大”的七百多名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

首演由乐队现场伴奏，向隅担任指挥。这部作品不仅有跌宕的情节和催人泪下的故事，更有许多优美动听、朗朗上口的唱段。全剧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所有观众都沉浸在不断发展的剧情中而不能自拔。在剧终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上台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同时高度赞扬演出成功。

《白毛女》首演后好评如潮，不久，该剧又应邀去延安的机关、学校、部队和农村，接二连三地上演。尤其是在农村上演时，每场都是人山人海，许多观众甚至是从边区的其他地方赶来的。经过不断打磨完善的歌剧《白毛女》，成为中国原创歌剧的一个标杆。其中，李焕之与贺敬之先后对全剧进行过多次重要的修订和增补、删减，比如喜儿在山洞困苦生活时的咏叹调，还有抗日自卫队员虎子的唱段等。另外，同样在上海国立音专深造过的作曲家向隅（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不单是新歌剧《白毛女》首演的乐队指挥，也直接参与过此剧音乐的修改和润色工作。但歌剧《白毛女》前后多个版本的曲作者署名，除了在特殊年代署名为集体创作外，其余大多署名：马可、张鲁、瞿维，只有很少版本加上李焕之和向隅。而这些音乐工作者对于名和利是完全抛在脑后、毫不在乎的，只听从组织的安排。就像声名远播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一样，作品最终署名为何占豪和陈钢，其实参与创作的还有丁善德、刘品、丁芷诺、赵志华及当年上音管弦系小提琴实验小组的很多成员。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组成了首批“华北文艺工作团”，在团长艾青的带领下奔赴新的解放区开展工作，李焕之担任该团音乐组长。不久，文工团就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合并，李焕之出任该校的音乐系主任。在华北联大任教期间，李焕之一面忙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出于自己经年累月的职业习惯，抓紧时间收集华北平原一带的地方音乐。冀中平原别具风味的民间音乐、定县秧歌折子戏的音调相融合的特有调式，还有河北吹歌音乐的特殊音律，都令他神往迷恋，成为宝贵的学习创作资源。

迎来音乐创作好时光

1946年，厚积薄发的李焕之迎来了他的创作丰收期。这一年，他与老战友、诗人贺敬之合作，谱写了一首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歌曲《民主建国进行曲》。此外，还缘于华北联大的教学需要，着手编写了一本专门介绍歌曲创作的教材——《作曲教程》。这是一部在当年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完成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好教材。此作立足于李焕之所能接触到的民间音乐素材，并研究分析了自萧友梅、黄自以来的近代作曲家的代表作品，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积累，多视角、多维度地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歌曲、戏曲音乐，以及“五四”以来所创作的新音乐作品的艺术规律进行了具有独立见解的论述。那个战火不断的年代里，各种专业理论书籍都十分匮乏，李焕之在没有任何现成参考资料的条件下，能编写出如此深得初学作曲者喜爱的教科书，是难能可贵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曲教程》都是音乐工作者们进行音乐创作时的参考资料。但遗憾的是，这部《作曲教程》的手稿几经辗转后遗失了，因此至今未能完整出版全书。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解放军歌曲》杂志曾以节录的形式连载过其中部分内容。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李焕之以更加豪放的激情谱写了大合唱《大反攻》《胜利进军》和叙事体风格的歌曲《骑虎难下》《三唱白求恩》等一批人民群众喜爱的歌曲。1949年2月，新中国诞生前夜，李焕之作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员，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参与接管城内原有的音乐团体和艺术院校。原华北联大音乐系并入了在天津创办的中央音乐学院，并在该院附设一个音乐工作团，由李焕之任团长。同时李焕之还负责创办了一本歌曲期刊——《解放歌声》，主要刊登发表那时的新创歌曲和曾在解放区流传的优秀群众歌曲。

1951年初夏，中国音协临时组建中国青年艺术团，代表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在民主德国举办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团以周巍峙为团长，李焕之担纲合唱指挥，团员阵容以京沪两地一批音舞演员为主。联欢节结束后，该团又应邀继续在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巡演一年。期间，李焕之不光有了许多舞台的实践机会，还近距离地大量观摩了外国指挥家的排演和演出，从而学习到了比较规范的指挥技法。就这样，李焕之边学习边实践，逐渐领悟感受到了指挥艺术的奥秘，业务水平可谓突飞猛进。这段国外巡演的经历，无疑是他音乐生涯中很重要的时光。

李焕之和声乐艺术家张权一样，一直主张在中国创立洋为中用、不全盘吸收西洋唱法、有自己本民族鲜明特色的中国民族音乐学派，并身体力行。1953年春，在为出国访问演出而临时组建的“中央歌舞团”旗下，李焕之成立了一支具有探索性、专门演唱陕北民歌的合唱队，所演绎的作品淳朴脱俗又散发着泥土的芬芳。1956年底，“中央歌舞团”撤销，旗下的西洋管弦乐队和合唱队重组成“中央乐团”，而此时的李焕之则联络延安鲁艺时的老战友声乐家唐荣枚，在“陕北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又到华北各地招收了一批有潜质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组成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见长的混声合唱队，这就是后来的中央民族乐团民歌合唱队。李焕之事无巨细，亲任指挥、编曲和创作，用自己的艺术设想来打造中国唯一一支专门演唱中国民歌的合唱队。之后，这支队伍又吸收了一批有一定演唱能力和发展空间的大学生，组成北京业余青年民歌合唱团。在李焕之的精心调教、指挥下，合唱团参加了在苏联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合唱比赛，摘得大赛唯一金奖，受到国外观众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这种被广泛认可的情况下，李焕之在1959年致信文化部，建议在北京成立独立、专业的民族乐团，其中包括民族管弦乐队和具有民间演唱风格的合唱队。翌年初春，文化部批复同意成立以李焕之为团长、唐荣枚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乐团。这支新成立的中属音乐团体包括一支民族管弦乐队和全国唯一的专业民歌合唱队及音乐创作组等。打那以后，李焕之为乐团的建设、人才的培养、曲目的积累殚精竭虑，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劳和心血。这支专业民族音乐团体的诞生、发展，是李焕之远见卓识的一个创举，为继承、弘扬、普及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起到示范性作用。那个时期，李焕之最主要的一批音乐创作，就是为乐团的乐队和合唱队量身定制的作品。

李焕之的音乐创作一贯扎根民族沃土。他从各地民歌和中国传统音乐中广泛汲取素材，从而编配和谱写出许多洋溢着鲜明民族风情和地域风格的民歌及古曲合唱作品。从解放战争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李焕之创作颇丰，谱写的独唱、重唱、合唱、组唱、套曲等声乐作品林林总总多达300余首。他的作品体裁独到、题材广泛且风格多样，包括抒情歌曲、颂歌、进行曲和戏剧性的说唱音乐等样式。其中社会影响最广泛的当数他在1957年与词作家希扬合作谱写的群众歌曲《社会主义好》。这是一首朴素激昂又高度凝练的歌曲，是一个时代情感的真实概括和亿万国人的心声流露，其社会影响胜过千军万马。

李焕之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国传统音乐“活化石”的南音熏陶中度过的，那里的歌仔戏、梨园戏、高甲戏，还有广东的粤剧粤曲、街头卖唱的音乐以及南曲的音调都对他有过深刻影响。而延安时期则是李焕之学习、积累北方各地民间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的起步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初，在这长达十多年的战争岁月里，李焕之转战多地，不失时机地采撷到了陕北民歌、秧歌、秦腔、陇东曲子、道情、东北二人转、河南梆子、二夹弦音乐、安徽民歌、庐剧、广东音乐等各种形态自然又活生生的创作素材，经过他不断地吸收、消化，逐渐融汇成他自己随心所欲的音乐语言。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可清晰地体会到。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李焕之音乐创作的高潮期。他的许多代表作都是在那个时期谱就的。除了群众歌曲《社会主义好》外，还有混声大合唱《东方红》《八月桂花遍地开》《生产忙》《祖国多么好》《织网姑娘之歌》《焦裕禄颂歌》，以及组歌《茶山谣》、古曲合唱《苏武》等，尤其是李焕之编配的带管弦乐配器伴奏的混声大合唱作品《东方红》，被选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开篇序幕大合唱演唱后，受到亿万国人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专业音乐人士的高度赞扬。

《东方红》的原型《骑白马》，是一首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民间小调。抗战时期，延安佳县的著名秧歌手李有源根据《骑白马》的旋律，重新填词，把它改编成一首解放区人民歌唱新生活和革命领袖的歌曲。此作的歌词后经诗人贺敬之重新整理、编排调整后，以《东方红》作为歌曲标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从此歌曲传遍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李焕之第一个把此歌改编成一首混声合唱曲，此后又配上管弦乐队的伴奏谱，成了一首气势磅礴，艺术风格隽永的丰碑式作品。

同时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李焕之还根据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民歌，改编创作了另一首经典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一首将多段歌词用同一旋律连缀而成的合唱曲目，曲调明快，递进式的旋律发展，朗朗上口。

不朽的音乐经典

在李焕之创作的音乐中，声乐作品的数量居多。但作为学习西洋作曲技法的前辈作曲家，他的器乐作品创作也建树颇丰。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编配的标准版和管乐组曲《春节》外，还有《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以后又名《天风海涛》），古筝与民族乐队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民乐合奏《乡音寄怀》，民族管弦乐音诗《梅花情操》及民族管弦乐《大地之诗》等。其中国歌乐队的编配，是李焕之最早的，也是非常见其作曲功力的一首作品。1953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在全国范围内为《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征集编配和声与乐队配器的管弦乐总谱。当年中国专业的作曲家几乎都参与过这一活动，所有参赛作品通过同样乐队的试奏和来自各方面专家的多次审听，直到1954年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最终确定选用李焕之编配的管弦乐总谱，并由周恩来总理签发。从此它也成为在国内所有场合演出，以及向全世界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演唱和演奏标定版本。新版本的国歌气势恢宏、激情澎湃、催人奋进。与当年电影《风云儿女》中白俄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编配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境界和格局，已有天壤之别。

新中国成立后，李焕之一直在北京工作。新生的北京，满眼是欢腾的景象。尤其是春节到来之际，北京城的空气里也弥漫着欢乐祥和的气息。这使李焕之不由得联想到1943年在延安度过的那个军民同乐的难忘春节。说来也巧，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正在创作一个舞蹈作品《春节》，想请李焕之谱曲。借此契机，李焕之想用管弦组曲的形式，来抒发他对战争年代延安生活难以忘怀的切身感受。

当年的延安，尤其在新秧歌运动以后，春节和元宵，就成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同歌共舞的节日。那些令人记忆犹新的场景，李焕之至今难忘。秧歌作为中国北方传统的民间歌舞，它的表演形式主要由“过街”“大场”和“小场”三部分组成。“过街”的舞蹈动作相对简单，就是在大街上行走时的表演；“大场”则热闹红火，属于大型多变的集体舞蹈；“小场”是人数较少的表演，一般以二至三人为主，表演带有一定的故事情节。

因为李焕之深谙秧歌的形式、旋律和节奏，加之本身又有深厚娴熟的西洋作曲技法功底，管弦组曲《春节》的创作也就非常顺利。组曲共分为：序曲、情歌、盘歌和终曲四个乐章。其中人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至今还常演常新的就是组曲中的序曲，也是如今人们俗称的“春节序曲”。乐曲的引子展现了人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的欢庆场面，如同秧歌中的“过街”。而乐曲转入主题音乐时呈现了热烈喜庆的快板，描绘了人们热闹的歌舞场面，是秧歌中的“大场”。而乐曲的副主题音乐转入抒情的中板时，便开始了“小场”的舞蹈表演。乐曲采用了“ABBA”模式，音乐描写从《大场》收尾，而尾声又重复了引子的后半部分。整首序曲，以欢快的锣鼓点和轻巧的秧歌舞步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欢天喜地的节日歌舞场面，生动地展现了黄土地上传统民俗节日的喜庆气息。李焕之以隽永清新的笔触，让黄土高原的粗犷和陕北民歌的苍劲悠长浑然一体，把热情奔放、朴实豪迈的陕北民风，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这欢腾热烈的节庆中，同时表达了曲作者对陕北故土和中华民族的深深眷恋。

管弦乐曲《春节组曲》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雅俗共赏的管弦作品。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此作在1955年底完成后，就被著名指挥家韩中杰相中，作为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前身）参加1956年夏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音乐周的重头戏。作品一经上演，圈内外好评如潮。打那以后，几乎中国的交响乐团及各地方文艺团体的管弦乐队，没有不演《春节序曲》（该曲的第一乐章）的。

尾声

在李焕之创作的交响音乐中，民族题材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很多作品是在他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期间，为自己打造的民族管弦乐队量身定制的。诚然，李焕之为中国民族音乐交响化的开拓作出过很多探索和实践，并留下许多佳作。

李焕之在战争岁月里，编写了一部《作曲教程》后，又在和平年代陆续撰写了《怎样学习作曲》《音乐创作散论》《民族民间音乐数论》和《论作曲的艺术》等一批深入浅出、能引领初学作曲者入门的理论书籍，为普及和发展中国音乐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李焕之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担任中国音协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担任副主席，到1985年接替吕骥，成为中国音协的第二任主席，在任时间长达14年。在他全面负责中国音协期间，工作卓有成效，无论是音乐创作、演出，还是音乐人才培养，抑或对外音乐交流和比赛，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李焕之作品音乐会

李焕之有一个幸福的音乐之家，夫人李群也是位作曲家，擅长创作少儿歌曲，儿子李大康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录音师。李焕之和李群相识相恋于延安的鲁艺，以后又一同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音工团、中央歌舞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工作和创作。1985年2月6日，李焕之和李群这对乐坛伉俪的作品音乐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当年延安鲁艺的老战友和首都音乐界的很多领导朋友，都来到现场聆听音乐会，二十多首风格各异又争奇斗艳的作品，相映成趣。李焕之还临时应邀上台指挥了《春节序曲》，全场群情激昂、高潮迭起，成为中国乐坛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