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 理

汤晓丹在影坛驰骋大半个世纪，22岁时就开始执导电影，拍摄了不同题材、不同样式的影片五十多部，是电影导演中拍片数最多、影片样式最多的一位。他导演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难忘的战斗》《南昌起义》等军事题材的影片早已在亿万观众中脍炙人口。

早在新世纪之年初春的一天，我们奉一家部队影视文艺杂志之命，有幸采访了这位曾被誉为“银幕将军”的电影导演汤晓丹。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爽直健谈的汤导夫人、著名电影剪辑师蓝为洁为不善言谈的汤晓丹当起了“代言人”，她向我们详尽介绍了汤导的从影经历和艺术成就。

汤晓丹重回虹口，寻觅左联足迹

在采访将要结束时，汤导拿出了前几天出版的一张《新民晚报》，指出这张报纸上的“漫画世界”栏目中有一篇题名为“汤晓丹的漫画”，使他想起了七十年前在上海虹口多伦路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的经历。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的进步文化活动都是在虹口开展的，我与虹口有着难以忘怀的情怀。因此，他很思念虹口，想寻觅当年他参加左联文化活动的公咖咖啡馆和左联遗址，希望我们能帮助他圆这个梦。

此时，我们才了解到，早在1929年，不满20岁的汤晓丹血气方刚，在家乡厦门农林专科学校求学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同学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的宣传爱国学生活动，而遭地方恶势力的反对，并遭学校开除。经受一年多的族人歧视、重病折磨和人生道路的迷茫之后，他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离开家乡，出去闯荡。于是他给上海的《大众文艺》杂志写信，希望能得到帮助（此杂志是上海左联创办的进步刊物，汤晓丹的一些漫画和杂文曾多次在此家杂志发表过），不料竟很快收到回复，约其到上海，并给他寄来了路资，这使得他能顺利地孤身来到上海。

但抵沪仅三天，在出席该刊物组织在虹口天通庵路上举行的左翼美术家联盟一次会议时，他遭到反动警察的拘捕，无辜关押。因此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更是与日俱增。不过其在狱中结识了《大众文艺》的主编沈西岺和许幸之（他们都是杰出的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久，他们在地下党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在好友的指引下，汤晓丹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等活动，从此走上了革命文艺道路。

在虹口多伦路，汤晓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地下党机关《红旗报》上奋笔疾书，画了不少绘画写了稿件和杂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为苦难民众疾呼呐喊，并为鲁迅小说和当时的苏区小学的课文画了许多插图。他还和沈西苓一起创办了《画报》，刊登文章和图片宣传抗日思想。

然而时隔七十年，汤老所思念的公咖咖啡馆现在还在吗？经过多方寻觅，才得知其原址已在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宽而拆除，而在附近造起了一幢七层楼大厦。在上海虹口区文化局和其所在地的单位上海时装商厦的支持和努力下，该大楼的二楼再现了这家咖啡馆的原貌，并搜集了不少照片和文物，从而建立了“公咖咖啡馆纪念馆”。

在2000年“五一”劳动节前，时年已91岁的汤老终于走进了新开业的“公咖”，感慨万千。由于这里当时是党组织筹建中国作家主要会议地点（简称“左联”），而被称为“左联的摇篮”，鲁迅曾称其为“革命咖啡馆”。那墙上陈列的一张张“左联”活动的领导人和不少参与组织活动者的照片及史料，都勾起了汤晓丹对“左联”活动的追思。

汤晓丹参观鲁迅纪念馆，在鲁迅塑像前留影

汤晓丹欣然为公咖咖啡馆题词“公咖换新貌”

当年，汤晓丹和沈西苓、许幸之等人在这里，多次商议，成立了“左翼美术家联盟”“时代美术社”等进步文化团体，并筹划举办“苏联美术作品展览”等一系列活动。汤导环视咖啡馆四周，抚摸着这里的一桌一椅，高兴地说：“当年就是这个样子！”他又指着靠近楼梯门的几个高背厢位说，这就是我和沈西苓、许幸之常坐的位置。但又很伤感地说：“只不过我再也见不到这些旧时的挚友了。”他还仔细端详墙上陈列的文献资料，包括在这里曾经举办过的一个个活动和常来的鲁迅、潘汉年、柔石等我党宣传部领导人及左联人士的资料和照片，并欣然提笔为“公咖”留下了“公咖换新貌”的题词。

汤导和夫人蓝为洁还在鲁迅纪念馆馆长的陪同下，参观了鲁迅纪念馆，作为曾经多次聆听过先生教诲的文艺工作者，汤导更是感慨万千。他认真听取讲解员的讲解，仔细观看了纪录鲁迅的文献、照片和遗物，不时潸然泪下。

这天，汤导兴奋异常，午餐后放弃了惯常的午休，执意要去原“中华艺大”的旧址看看。在今日多伦路145号的原中华艺术大学的小楼前，汤晓丹又清晰地回忆起“左联”成立大会的盛况。那天，他高兴地见到了敬慕已久的鲁迅先生，聆听了他提出的文艺家必须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重要讲话。

汤晓丹在公咖咖啡馆回忆他们在这里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的往事

在“左联纪念馆”旁，汤导一眼就认出了“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的高大雕像，并主动要求与其合影。他曾与冯雪峰有过不少交往，望着这位“老朋友”，他一个劲地说：“真像！”当年这些追求真理的活动，对汤晓丹在以后的电影创作中努力开辟一条民族化道路，影响极大。

汤晓丹难忘在虹口的二三事

在我们驱车前往多伦路途中，经过海宁路乍浦路口时，他清楚地记得这里曾经是虹口大戏院，当时该院由于设备简陋，票价也就便宜，只有几角钱。而且每场电影放映结束后不清场，只要观众喜欢，就可以从早上第一场看到晚上最后一场，这就深深地吸引了汤晓丹想从电影中学电影的愿望——

“于是我们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我和沈西苓、许幸之带了水和干粮，往往是一大早就钻进虹口大戏院，不厌其烦地看着同一部电影。几天看下来，我们竟然对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个性以及镜头角度、结构、场次、对话、美术和音乐设计等了如指掌，几乎都能背下来。我们还得到了放映员的支持，散场之后，就在放映室的倒片台上一本本、一段段、一个个镜头，按编辑次序记录下来，就连英尺数、格数也不放过。我们就在这座‘电影学校’里，学到了许多中外优秀电影中的艺术精华和导演艺术。我觉得，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们就是用这个无奈之举，从电影中学电影，从中学习怎样做电影导演。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借此我迅速地提升了导演水平，而得到我所在的天一电影公司老板的认可，在我22岁那年，就让我从原先的美术设计师转而独立执导了第一部电影《白金龙》。影片竟然一炮走红，此后就片约不断，从此我也如愿以偿，当上了一个电影导演。与此同时，许幸之和沈西苓也分别导演了《风云儿女》《十字街头》等许多优秀影片。”

而在小车经过四川北路武进路口时，他指着沿街的一家百货商店说：“我曾在这里居住过几年，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清晰地记得在1932年1月28日的深夜，日寇悍然出兵进攻上海，隆隆的炮声震碎了居住在这里的汤导家里的玻璃窗，当他从睡梦中惊醒时，只见不远处的北火车站，在日寇轮番轰炸下已是一片火光，浓浓黑烟，直冲云霄。遍地都是一具具惨遭枪杀的同胞尸体，马路上到处流淌着鲜血，耳畔传来人们凄惨的哭声令人心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一·二八事变，把汤晓丹的寓所瞬间变成灰烬，幸运的是他死里逃生到了天一影业公司，并在沈西苓的帮助下，踏进了电影圈。日寇侵华的灭绝人性的兽行，使汤晓丹刻骨铭记，他强烈地意识到要运用手中的武器——电影，向敌人宣战，揭发侵略者和汉奸的真实面目，唤起民众的觉悟。此后，他在香港摄制了抗日影片三部曲《上海火线后》《民族的吼声》《小广东》，影响极大。

《上海火线后》剧照

《民族的吼声》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