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益 万仞雪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发展模式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逐渐式微，如何加快培育、发展和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内源型经济增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①资料来源：党的二十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10/572b16d3e9224d81868e2dcd73337d0b.shtml。。消费信心不足是当前构建国内大市场和优化经济大循环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关键表现之一是中国农村家庭的高储蓄率。

东亚地区在二战后的高储蓄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现象有悖于现代储蓄理论，曾引起广泛关注。高储蓄率的成因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从而形成大量文献，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等成为主流解释（Adams and Prazmowski，2003；Imrohoroglu and Zhao，2018）。由于高储蓄率在东亚国家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在东西方的地区和国别比较中被称为“高储蓄文化”。自2008年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焦虑已经成为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王小章，2015）。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是中国农村近十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农村居民接收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也使焦虑成为普遍性的社会情绪体验（袁光锋、李晓愚，2022）。本文试图综合社会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以互联网的传播特性为切入点，为焦虑心理对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提供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