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秋运 万 岑 张 骞

一、引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旧）结构主义认为政府大推进是跨过发展陷阱的必要条件（Rosenstein-Rodan，1943）。大部分拉丁美洲、亚洲以及非洲国家在这一阶段实行“赶超战略”，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追赶发达国家（林毅夫、蔡昉，1994；赵秋运、王勇，2018）。在此背景下，中国同样选择了“赶超战略”发展重工业（赵秋运、王勇，2018；郑洁，2018），而重工业由于建设周期长、技术水平要求高、资金投入大等特点，不适宜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特点主要为：第一，资金十分紧缺；第二，出口商品稀少，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水平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这致使中国无法借助市场机制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林毅夫、蔡昉，1994），且衍生出的“三位一体”制度安排长期和持续地影响着产业结构，造成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均等、环境污染严重等（Lin，2003；林毅夫、陈斌开，2013；郑洁等，2018），这制约着我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新自由主义作为第二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休克疗法”，主张取消政府干预，推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林毅夫，2010），但因缺少对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保护，反而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而与“赶超战略”和“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需要遵循比较优势（林毅夫，2022a），根据各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林毅夫，201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