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京桂

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同时也传出不少失败案例。据统计，2005—2016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问题交易”占投资总额约20%，究其根本是对全球化和本地化关系缺乏治理理念的探讨，纵观该关系的四个治理理念理论1，它们都未有效解决中国跨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优越主义是指企業在国外经营时奉行本国标准，代表观点是《OECD跨国公司行为准则》，局限在于：由多个发达国家制定，未反映发展中国家意愿，并大多围绕非冲突性的话题，裹挟“优势”和“妥协”上的共识，未解决冲突性问题。相对主义是指企业在国外经营时奉行他国标准，代表观点是“国际经营中的伦理评价”2，局限在于：理论上，一企业及其员工必然带着固定价值，若以其价值体系理解另一价值体系是矛盾的；实践上，投资输出国包括资本在内，层次具有强势移植性。修正的优越主义是指发生跨国性的冲突时优先保障当地的基本利益，适用对基本利益有利的国家规范，代表观点是“微观社会契约的优先准则”3，局限在于：以“基本利益是消极利益”为前提而忽视积极利益，并忽略在企业母国和东道国的规范外存在第三方规范的可能，即规范置换。修正相对主义类似相对主义，前者以企业主体为对象，后者则以规范客体为对象，代表观点是“国际经营七准则”4，局限在于：未解决相对主义的局限且只适用于工业发展，另外其主要考量经济和政府，忽视东道国的其他主体。

以上观点给出企业面对全球化和本地化竞合的具体路径，却未揭示内在联系，由此，本文提出“本地–全球化”。不同于一般的全球本地化，“本地–全球化”是指企业进行跨国经营前，应先在母国本地化，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再对东道国开展全球本地化。该观点可将企业治理理念分为母国本地化、经营全球化、东道国本地化三阶段，优势在于：否定了优越主义的极端色彩，补充相对主义、修正相对主义的可行性和深层逻辑，解决修正优越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矛盾。“本土–全球化”作为新理念尚待拓展，以下仅对其本体论和认识论勾勒。

本体论上，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商”有望给予“本地–全球化”养分5：“本地–全球化”的前提是企业对治理理念的重视，“儒商”正是在中国语境之中唤起对其的重视。“本地–全球化”的基础是企业相对弹性，儒商正是呼应“本地–全球化”的包容性。儒家代表中华文化有容乃大的根本思想，并非优势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对抗。认识论上，“本地–全球化”概念重视“背景性”，即前四类观点无法直面问题：价值观及其倾向。以沙因的文化层次理论6为例，沙因的文化层次理论将文化分为三层：表层是文化的人工成分，第二层是信念和价值观，第三层是潜在的基本假设。其带给“本地–全球化”的意义正是它有效的阐述：“背景性”如同文化层次理论的第二、三层——难以发现的、理所当然的。

“本地–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时提供了一个治理的思考和方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1 周祖城.企业伦理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 Manuel G. Velasquez. Business Ethics： Concepts and Cases[M].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ill， 1998：142-143.

3 David J. Fritzsche. Business Ethics： A Global and Managerial Perspective[M]. McGraw-Hill， 1998：46.

4 理查德 T. 迪乔治（Richard T. De George）. 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M].翁绍军，马迅，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5 徐国利. 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J]. 齐鲁学刊， 2020（2）：5-13.

6 埃德加沙因. 组织文化与领导力[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