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琪 曾令霞［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春桃》是现代作家许地山先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34 年《文学》三卷一号，被认为是许地山先生创作风格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标志。①《春桃》描写了战乱年代一个社会底层的妇女和两个男人的婚姻情感纠葛，他们为了生存而共同生活，在封建礼教的深渊中苦苦挣扎。本文将《春桃》置于社会秩序的语境下，建构文本内在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沟通桥梁，分析社会秩序状态对人物行为与思想的影响。

《春桃》的篇幅短小，故事结构也比较简单，但细读起来又韵味无穷，吸引了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细读、解读。前人对《春桃》的研究角度可以分为三大方向：第一，以宗教精神为解读视角，游桃琴、邱婧、朱瀚、陈丽芬等学者认为《春桃》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宗教，但其内容蕴含着宗教精神，他们认为“《春桃》是许地山作品中宗教气息由外显转为内韵的转折点”②；第二，以人物形象为分析视角，管兴平、李双女、赵申、许银花、魏积华、杨开浪等学者从不同方向对“春桃”进行人物形象的分析解读，善良、自由、独立、坚韧是他们对春桃的共性认识；第三，比较阅读，谭然、王福和、闫海田、余东翰、滕朝军等人将《春桃》与同一作者的相似作品或不同作者的相关作品进行对比阅读。

除了以上三大解读角度，还有不少学者另辟蹊径，以新的解读视角深入挖掘《春桃》的独特之美。例如，李怡以家庭结构为切入点对《春桃》进行解读，着重分析“一女两男”家庭结构模式的成因与意义。刘晓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口进行解读，认为许地山在赋予春桃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与传统侠义精神的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女性走向独立自强之路的期盼。虽然前人对《春桃》的解读已经很丰富，但是缺乏对文本的内在结构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探讨。吕西安·戈德曼在《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中强调，文学作品的产生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体意识之间关系紧密。换言之，“作家是特定时代特定群体或社会集团的代言人”，文本是特定社会的缩小版③，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社会秩序语境解读《春桃》能丰富其解读视角，并且也是恰当可行的。

一、社会无序语境中个人行为失范的历史合理性

《春桃》创作于20 世纪30 年代，在这一历史时期，封建王朝结束摧毁了封建礼教对人思想的绝对控制，社会秩序也随之崩塌，社会堕入无序状态。然而，民国政府的统治并没有结束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战火依旧充斥着中华大地，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④在这新旧社会秩序交替之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封建礼教残留势力对人思想与行为的影响难以快速驱除，外来思想文化的涌入又不断冲击着国民的思想。不同价值观的对立冲突，影响人们的正常思维和行动，导致人们出现行为异化的现象。与此同时，社会流动出现固化与异化的问题。在小农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共同存在的态势下，社会阶层流动异化。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秩序状态中也出现异化。

《春桃》的文本社会与现实社会同处于20 世纪30 年代，许地山通过描写底层小人物的失控生活来反映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面貌，以人物行为的失范来映衬社会的无序。换言之，文本社会的社会秩序与现实社会的社会秩序同源同构，即《春桃》是当时社会贫苦大众的缩影，也是社会失序状态的缩影。

二、以小人物的行为失范窥探社会的秩序失范

（一）社会身份转变失控

在社会动荡不安、战火不断、秩序荡然无存之际，许地山将眼中所观之境、心中所盼之物汇集到春桃、李茂、向高这三个底层小人物身上。他用冷静的笔锋尽可能地还原小人物在这残酷的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展示了社会无序状态下人们的社会身份、爱情婚姻观和家庭观等的混乱。作者将故事的发生地集中在北京，这是当时封建礼教对人的精神和行为束缚最严重的地方。这一故事背景的选择无疑加重了社会秩序崩坏在人们行为异化成因中的比重。20 世纪30年代，封建意识仍残留于人们的思想中。春桃三人在封建礼教残留最多的地方生活，又靠着倒卖宫里的垃圾讨生活，他们试图逃离封建礼教的束缚，却又与封建礼教密不可分。

小说中春桃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变化是社会无序状态的缩影。乡里闹兵灾之前，春桃是家里拥有一顷地的地主小姐，位于社会阶层的中上层，生活富裕。但战乱一来，她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抛弃所有，落荒而逃。顷刻间，春桃就从衣食无忧的地主小姐沦为社会底层人民，无序状态下社会阶层的不稳定性在此刻展露无遗。逃难到北京的春桃，失去了地主小姐的身份和待遇，开始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地过日子。为了活命，她先是到总布胡同里一个西洋妇人家当保姆，无法习惯雇主家饮食文化的春桃不到两个月就辞了工，改去平常人家打工，但地主小姐出身的春桃当不惯差，又挨不得骂，不久又辞职了。为了维持生计，春桃选了捡烂纸换取灯芯儿的职业。

作者笔下社会阶层陡然滑落的春桃只是社会失序状态下阶层混乱流动的冰山一角，在社会无序状态下，无数人一生的奋斗成果消散无遗。

（二）爱情婚姻观失控

爱情婚姻观的异化是许地山表现多元社会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对底层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冲击的另一个大方面。许地山将春桃置于爱与义的情感两难境地，通过描写被困于情义两难的春桃、向高、李茂三人的痛苦抉择展示多元社会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对人的异化。

春桃与李茂是传统包办婚姻制度下的结合，是传统封建礼教对人婚姻控制的体现。兵灾不仅把春桃的地主阶层身份闹没了，也把李茂这个新婚丈夫闹散了。春桃和李茂的走散，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封建传统礼教对人束缚的松散。春桃和向高则是一对共患难的情侣，是在没有封建礼教压迫下偷偷萌发的自由恋爱，是封建婚姻制度崩坏后人们精神走向自由的重要体现。当三人相遇时，是自由与束缚的对战，亦是情与义的抉择，春桃无法抛弃相伴四五年的爱人，亦不能不管失去双腿、生活不能自理的名义上的丈夫。春桃试图将情人与丈夫放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她理想的三人同居生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是自由人，拥有平等的家庭地位。而这一举动正是婚姻制度失控、人们恋爱婚姻观异化的表现，然而，被夫权意识支配的李茂和向高无法忍受三人同居的生活，而是为了守住刻在骨子里的“仁”与“礼”，把春桃当做商品，互相谦让。向高愿意舍弃心爱之人，主动离开；李茂愿意舍弃生存的机会，主动退出，他们的行为看似无私，实则自私，他们的思想依旧被封建礼教深深束缚着。

社会秩序的崩坏异化了春桃的爱情婚姻观，保守与自由在她的爱情婚姻观里互相碰撞。追求自由的她，厌恶买卖妻子的行为，勇于冲破世俗的束缚，与向高相爱相伴，像一对小家雀般生活；守旧的她，却始终认为在封建礼教下结合的男女才算真正的夫妻，而龙凤贴则是维系传统婚姻的纽带，只要龙凤贴在，婚姻关系就在。因此，面对向高和李茂手里同样写着春桃名字的龙凤贴，春桃的态度截然不同。她烧毁了与向高的龙凤贴，否认与向高有婚姻关系，而是承认失散四五年的李茂是她的丈夫。正是这既封建又开放的混乱婚姻观念，让她处理不好与向高、李茂的关系，深受情与义抉择的折磨。

传统封建礼教对三人的束缚在他们互相拉扯时不断加强，无法忍受世人指指点点的向高选择离家出走，失去男性尊严的李茂选择上吊自杀，小说的矛盾冲突在此刻达到顶峰。春桃只想是春桃，属于自己的春桃，而不是成为哪个男人的附属品，她不愿再被封建婚姻锁住自己。她拒绝向高叫她媳妇，抗拒李茂和向高买卖媳妇的行为，但她的反抗换来的是李茂的自杀和向高的出走。想要两全其美的春桃差点同时失去两个男人，她的心中升起了深深的无力感和无助感。

三人的情感纠纷，以李茂烧毁龙凤贴，向高回归，建构“一妻二夫”的家庭模式为结局。然而，现实中的三人同居生活与春桃构想的不同，春桃依旧被赋予了“妻子”的身份，在城里是向高的妻子，回到村里则是李茂的妻子。李茂通过销毁象征封建婚姻权威的龙凤贴使得春桃挣脱了封建婚姻观的束缚，但他与向高编织的新网再次束缚住了春桃。

除此之外，许地山为了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凸显人们的行为异化，让收烂纸的春桃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一个女人在乱世里养活丈夫和情人，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一夫多妻”的封建家庭结构异化为“女主外，男主内”“一妻多夫”的奇特家庭组合。这是春桃三人对封建礼教反抗与妥协的结果，也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产生的尴尬局面。

三、社会秩序重建的困难与希望

（一）多元价值观的冲击

《春桃》描述了无序状态下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以及生活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人民群众思想与行为的异化，真实还原了20 世纪30 年代社会底层人民群众遭受到的生活与思想的双重痛苦，透露出社会秩序重建工作中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所面临的新问题。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春桃对社会身份与职业变换的态度与选择，侧面传达了对现存社会价值观的看法与选择倾向。春桃原始的社会身份是地主家的女儿，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思想，一场兵灾轻易地夺去了春桃的社会身份，表明若恢复中国封建社会的原有秩序，社会随时会再次陷入混乱状态。换言之，社会秩序恢复的路径行不通，必须走社会秩序重建之路。抛开这个途径，作者让春桃走向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道路，以“西洋人”寓意为国外资本主义，以“平常人家”寓意为国内资本主义。作者将西洋人描述为散发着狼虎气息、让人不安的存在，这一文字表达出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不良居心，借助外国资本主义重建中国社会秩序无疑是送羊入虎口。与此同时，许地山借助春桃忍受不了在平常人家工作时的艰辛与打骂，揭露了资产阶级欺压底层劳动人民的恶劣行为，以春桃的辞职暗示无产阶级迟早会站起来，并反抗资产阶级。

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道阻且跻，文中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表明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重建社会秩序，但他为春桃安排了“烂字纸换取灯儿”的职业，让春桃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以创作美好生活，侧面传达出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要靠自己，要不畏艰险，勇于拼搏。

（二）晚香玉的反抗精神

许地山在《春桃》有关环境的描写中集中笔墨描绘了春桃与向高的居住环境——一个坍塌得仅剩两间厢房的破院子，瓦砾堆砌，恶臭飘散。在这为数不多的环境描写里，“晚香玉”一词出现了五次，这一意象的出现与文本形成了巨大的割裂感。晚香玉的芬芳割裂对立了四周环境的恶臭，二者却又共存于一个破院子，读起来极具凹凸感。

“晚香玉”意象的解读，以写实义观之，有安宁美好之意，作者以芳香解构恶臭，以安宁美好解构破坏崩塌。这一美丑对立的环境描写分别穿插于春桃工作、婚姻、爱情的三个苦难场景，让苦难在建构与解构中，如浪潮般一浪高于一浪，并在高潮后迎来短暂的安宁。以象征义观“晚香玉”，则是反抗精神的象征。

“晚香玉”从文本内在结构言之，象征着春桃对世俗礼教的反抗，集中体现在春桃对传统夫权意识的反抗与对婚恋自由的追求中。春桃与李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结合是梗在春桃与向高自由恋爱中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当李茂带着象征封建婚姻权威的龙凤贴与春桃重逢时，这场封建包办婚姻与自由婚恋的战争被摆上了台面。春桃的反抗精神如晚香玉般“渐次散发出香气来”，她抗拒与李茂的包办婚姻，向李茂表明“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的坚定态度；面对李茂和向高买卖媳妇的行为，她嗤之以鼻，高喊“我不能由你们派”以捍卫自由；当世人嘲笑春桃三人“一妻二夫”的家庭组合时，她秉持“人打还打，人骂还骂”的态度，无惧世俗眼光；当她无法改变两个男人封建保守的夫权意识时，为维护三人之间的和谐，春桃将反抗从有声变为无声，永葆反抗精神。正是春桃的勇敢斗争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守住了情与义。虽然春桃的胜利仅是个人的胜利，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许地山以“只剩下晚香玉的香还在空气中游荡”收束小说即是他对春桃以及像春桃般勇于斗争、追求自由的人们美好且真挚的祝福。

从社会秩序结构言之，“晚香玉”象征着新秩序对旧秩序的抗争。坍塌破旧的老院子不仅是对春桃居住环境的描写，更是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社会无序状态的真实描绘。“晚香玉”的出现，表明中国社会秩序绝不是重拾倒塌的破烂房屋，恢复封建礼教对人精神的绝对控制，亦不是依靠四面八方涌入的散发着恶臭的资本主义思潮，而是要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够让底层人民群众过上安稳生活的社会秩序，与走向共产主义救国救民的道路是同源同构的。换言之，这抹香与人们思想解放、社会秩序重建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许地山为春桃生活增添的色彩，更是对社会秩序重建赋予的美好期望。

四、结语

《春桃》在文本内构造了一个“无序状态的社会”，即以底层视角，面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身陷社会失序语境的小人物的痛苦挣扎与越轨行为。小说以细描春桃、李茂和向高在面对社会角色混乱、情感与道德两难、家庭观念异化等复杂社会情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存艰难、行为异化和情感抉择等，展示了社会失序对底层民众生活与精神的双层压迫，凸显出共同道德规范对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作者以春桃三人挣扎后的选择，暗示中国社会秩序的走向不是恢复封建礼教秩序，亦不是建设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是走一条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情感双满足的全新道路。这一条道路一定会走向胜利，正如晚香玉，终将压制住四周的恶臭，让空气弥漫其芬芳。

总而言之，从社会秩序的角度解读《春桃》，能架构起文本、时代、作者与读者的沟通桥梁。以此切入，读者能从宏观角度认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秩序，从文化心理上理解社会秩序崩坏对人行为的异化，感受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思想情感。

①岳凯华、卢会林：《许地山作品精选·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游桃琴：《浅谈〈春桃〉之苦》，《南昌高专学报》2008年第3期，第35页。

③伍宝娟：《〈日近长安远〉中的“追梦”结构 ——文学社会学视野中的罗锦衣与尹秋生形象解读》，《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99页。

④郭星华、刘朔：《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