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凯歆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太原 030031］

一、君子人格含义的转变

据相关文献考证，“君子”这一说法产生于西周初期，原指尊贵的男子，后来引申为有地位的男子。例如，《左传·襄公九年》中的“君子劳心”、《国语·鲁语上》中的“君子务了治”等，其中的“君子”均指身居高位的社会上层统治者，也可以概括为血统高贵且有权位官职的男子。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时，“君子”的说法有了一定改变，虽有对君子权力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肯定，但更倾向于是拥有高贵思想和高尚品质的男子。比如，《论语·微子》中的“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已”，其中的“君子”指身份地位尊贵的男子。而《论语·雍也》中的“女为君子儒”、《论语·述而》中的“君子坦荡荡”等，其“君子”就囊括了较多含义，既指人的道德品行，也指为人处事的态度及利义取向，同时又对有位无德者进行明确否定，还让我们看到了对君子道德进行衡量的标准，赋予“君子”全新内容。

从身份尊贵的象征转变为高尚的品格，“君子”人格含义的转变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道德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不断发展中，人们对“君子”的概念有了新的评判标准，人们更尊重仰慕那些品行高尚、思想富足、光明磊落的“君子”，这不仅是人们思想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从侧面说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若想收获百姓发自内心的敬仰，就要励精图治，发奋图强，不断激励自己，完善自己，并努力成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一个时代的前进，总需要一种积极正确的思想引领，以此维护特定经济基础。孔子的时代也是如此。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该时期为中国的重要转型期。孔子于《论语·季氏》中指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庶人不义”，说明周天子因为权力旁落、社会动荡而不能对自己的权威进行坚牢维系，同时天子因“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而失去民心。而百姓能否生活顺遂、能否安居乐业，与统治者的品行、作为等息息相关，周天子反道而行，势必不能长久。针对上述现实，社会产生了新的道德要求以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作为社会主体的“君子”就要严格恪守新的道德秩序，从而推动民众道德的进步。

（二）适应社会形势变化的调整

君子人格的含义转变，也是孔子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思路调整。在当时社会，孔子可作为奴隶主旧贵族阶级的代表，但他在深刻思考后并没有立足本阶级利益，而是敏感觉察到社会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希望通过轰轰烈烈的道德改革挽救道德危机，恢复周礼，这是孔子道德改革的主要目标，《论语·八佾》中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指出了这一点。周礼经历了夏、殷两个朝代有了较高的文化成就，孔子用“从周”表明自己认可周礼的教化价值。《论语·雍也》中，孔子指出“鲁一变，至于道”，即在损益中周礼才能达到真正的“道”，因此孔子毕生都在极力推行以周礼为基础而又有所损益的“道”。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试图弘扬自己的思想并将自己的道德主张努力推行，让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所建立的理想社会中发扬光大，而在这种理想社会中，“君子人格”成为规范人们道德标准的典范，只有赋予其相应的道德含义才能发挥其重要的载体作用。

二、君子人格的基本特征

君子人格，是一种既有一定境界又有现实性品格的复合性人格，可代表人的整体品格。

（一）君子德行——以“仁”为本

君子人格的本质要求为“仁”，这个字准确且集中地对君子的德行进行了诠释。孔子于《论语·学而》中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仁”的本根为“孝弟”，这里的“孝弟”有些片面，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答曰“爱人”。遵循忠恕之道，“仁”从“孝弟”扩展至“爱人”，“忠”与“恕”指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而“忠恕”之道就是“仁”道。基于孔子的思想，真正的“君子”，无外乎贫富贵贱、身份高低，而是思想中时刻保持“仁”，有博大胸怀且能广施仁爱，坦坦荡荡，行事磊落，假如没有“仁”的思想，违仁而造次，就不是“君子”。《论语·里仁》中，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答：“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爱人”，真正含义是能深刻体悟黎民众生的疾苦，感受百姓的不易，能思民所想，体民之苦，能施仁政，顾百姓温饱，真正的圣人能与民一体才能收获民心。

（二）君子风范——遵“礼”坦荡

“仁”是“礼”的根基，因此孔子执意坚守“礼”，“礼”深植于人的内在。“君子”在规定自我与规约自身时体现出了“仁”与“礼”，这两个方面也是其内在与外在的表现。西周宗法的基本架构为“礼”，孔子提出重建社会秩序就要恢复周礼。“礼”是孔子思想中对人的道德行为进行衡量的尺度，若想成为“君子”，就要恪守“礼”的规范。“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君子”要博闻强识、勤奋好学，拥有渊博学识，还要不断以“礼”对自己进行规约，在为人处事中能够谦逊公平。孔子在《论语·泰伯》中用“礼”规范恭、慎、勇、直诸德的地位，“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无“礼”的约束，这些“德”就会沦落成劳、葸、乱、绞，毫无章法可言且被社会唾弃。君子外在行为需要严格遵循“礼”，并通过内在的“仁”养成为人所称赞的人格品行。

养成真正的“君子”人格后，就有了“君子坦荡荡”的风姿与气魄，能够做到不巧言令色、不虚伪造作，展现出磊落襟怀与潇洒高雅的气度。孔子曾对以修史而闻名的左丘明赞誉有加，认为左公拥有坦荡的君子品质，仁爱正直，忠信守礼，不夸夸其谈，不虚与委蛇，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论语·为政》中，孔子基于“论笃是与”的主张，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坦荡光明之作风。何为坦荡？即大方真实，不掩过失，不弄虚作假，能正视自己的作为，也能审视自己的言行，正所谓“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也是人，孰能无过？但即便犯错，“君子”也不会想方设法进行遮掩，而是能够深刻自思自警，做到知错就改。由上述可知，“君子”的底色便是光明坦诚与真挚大方。

（三）君子修养——文质彬彬

“仁”与“礼”相互联系，“仁”可概述为内在精神，“礼”可看做外在形式。“君子”通过内在滋养与外在规范，显现出文质彬彬的形象。孔子曾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君子”界说，这里的“文”指外在的文雅，“质”即内在所具备的人格修养与品质，“彬彬”指兼容了文雅与高贵品质所流露出的光彩夺目的形态。真正的“君子”，质朴与文饰相得益彰，不虚浮飘渺，不粗野狂妄，性情高雅，品德高贵。《论语·颜渊》中，子贡用“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回答棘子成对“君子质而已矣，何为文也”的诘问，再次强调“君子”要兼具文质，做到内外兼修，表里如一。结合孔子的思想，“君子”在生活中要结合内在思想与外在文采，统筹兼顾，不能有所偏颇。

（四）君子人格——“义”以为上

“义”是孔子对“君子”的最基本要求，表示人格修养。《论语·阳货》中，孔子用“君子义以为上”指出“君子”要重仁义、道义，理所当然推行“义”理。孔子认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即君子单有勇谋而无人格就会犯上作乱。假如仅遵循道德层面讲“仁”，就要立足社会层面讲“义”，义理结合，才能为世人行为提供合理的约束调节标准。人的行为需要通过“义”给予必要情感支持，这样才能有义勇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见义勇为”，正是“君子”所具备的优良品质之一。

“义”是孔子在社会中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君子”做事，需要“义之与比”，只要符合“义”就“无适也”。“君子”行事历程也要以“义”为基本原则，以“礼”为规范，在谦虚态度下推动事情的进展，在诚信基础上获得成功。大多数人固然将富贵作为人生所求，但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谓的富贵需要一定条件，而“义”正是这个条件，通过“义”之引导追求就“无所不当”，但是使用“不义”手段获得富贵就如天上的浮云，虚而不实。孔子于《论语·宪问》中指出“见利思义”，即当人面对外在利益诱惑而难以抉择时，要严格遵循“义”的规范准则进行判断，从而达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的目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并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五）君子理想——自强弘道

“君子”一生所处的环境并不完全顺隧，但真“君子”既能安享贫苦，也能正视富贵，他们心中始终怀有天下，有深远博大的情怀与任重道远的使命感，能够在贫困中坚守情操，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与坦然的生活态度。能够称得上“君子”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装腔作势，班门弄斧，即使生活困窘也有对道的执着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君子”的情操，因此小人与“君子”有必然区别。“君子”在困惑中能始终坚守“道义”，而小人为了自身舒适生存而放弃“道义”，这才有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说法。《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用“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君子品质进行表彰，“君子”不会在乎贫穷与否，不会忧虑自己的日子过得是否富足，只在乎是否能真正得“道”。孔子的弟子子贡认为“贫而无羡，富而无骄”是“君子”的真实表现，孔子用“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进行回答。

基于孔子的观点，虽然对子贡的观点基本表示认同，但却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君子”即便处在困厄中也没有失去乐观向上的心态，即便身在富贵中也能始终坚守爱好礼仪的品质。因此，孔子指出“君子”应当有“任重而道远”的高尚使命感，使命感基于道义，甚至可在其感召下杀身成仁。“君子”要将成己、成人作为使命，但“成人”使命感更大，牺牲自身性命达到“弘道”目的也是可行的，“君子”要将安民济众作为自己的职责。孔子教诲弟子子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只有通过不断修养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加庄重谦恭、谨慎，敬己、敬人、敬事、敬业，才能管理好别人，才能让百姓享受安稳。

三、君子人格的养成途径

“君子”人格有哪些特质，通过哪些途径才能养成？这些问题在《论语》中也可以找到确切答案。

（一）“君子”人格养成方式——立“志”笃“道”

“志”是养成“君子”人格的重要途径。孔子认为，道、德、仁、艺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几种基本方式，而“志”是最重要的方式。“志于道”包含了“志”和“道”，指明只有明确了目标和志向并能矢志不移地长期坚持，才能养成“君子”人格，只有不断趋于“道”，并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才能成为“君子”。“道”，是“仁”的另一种意义，只有对自我意愿不断审视，全力摆脱外在因果，才能做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对君子和小人之求进行比较，指出“君子”通过诉诸自己达到求的目的，小人通过求之于别人达到目的。正因如此，“君子”无求于外，即便居住在简陋的地方也能安然自若。孔子用“贤哉，回也”称赞弟子颜渊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怡然自得的生活姿态，即便在陋巷中一箪时、一瓢饮的拮据生活，也不能改变他立“志”笃“道”的信心。

（二）“君子”人格养成条件——“学”以致“道”

“君子”需要致其“道”，而“学”是致其“道”的方式。通过“学”成就“君子”人格，“好学者”即“君子”本身。孔子认为“好学者”才能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事慎言，“君子”无关乎出身，都是在后天努力中不断“学”而有所成就。在整个“学”的过程中，不能盲目，要有所精进，要深刻体味“学”的意义。《论语·卫灵公》中指出“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思”不如“学”，建立于“学”之上的“思”才有意义。“好学”才能“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才能做到“学以致其道”。

（三）“君子”人格的养成手段——内“省”成己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用“吾日三省吾身”形容自己，而理想“君子”也要具备这种能力。“君子”可概括为比较理想的人格，他们在成长中要对自身不断完善、不断警醒，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所谓内省，就是需要道德主体进行自省，“君子”要做到九“思”，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严格观照才能深得“思”义。同时，“君子”还能通过他人的举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观，正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君子”在做人做事中要以贤德者为标准，同时也要多看到普通人的长处，做到身心一致，坦然自得。

四、结语

综上，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人格是鲜活且异常丰富的，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不会看重生活条件与丰富物质，而是注重精神修养，兼具“仁”与“礼”。理想人格可以立足“君子”人格深度思索，这种理想化的人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有契合，将其作为思想指引可以赋予新时代新鲜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