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苇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一、在创作道路上由精英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艰辛回归

格非在获奖感言中明白宣示：“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①格非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最后到《隐身衣》，不断直面社会现实，一部较一部富于生活气息，也更加接“地气”，从而符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追求。也即是说格非小说到了后期，绝非用精英主义和先锋之路所能概括和涵盖。相反，他基本恪守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又大胆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诸如荒诞、变形、时空跳跃、重复映现等。这种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崭新创造，促使格非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广阔道路。即便在后期，格非这种贴近生活回归现实的创作倾向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人面桃花》中的秀米出嫁遭绑架，受尽凌辱，后奋起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到家乡普济后，她集结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但却毫无明确的计划，形不成具有实力的武装团队。秀米的革命志士形象有悖于历史真实。小说中浸润字里行间的不乏传统文化的思想文脉，诸如韩六、红闲“不由不做主，一生总是命安排”，庆福与韩六、红闲姑娘饮酒出对子：“孤雁失途，月黑云高乡关远，独龙迷津，桃浓淡淡花轻滑”，颇有些依承《红楼梦》的笔法。再如张季元日记中将秀米与翠莲相比较：“一个杏花含雨，一个马伏槽枥，一个是松枝苍翠，松脂吐出幽香，一个却将松树做成木门，只有一股桐油气，两相比较，雅俗立判。”这显然是明清小说的传统笔法。《人面桃花》中虚构的花家舍，确乎是一个臆造的乌托邦，称它是先锋意识亦无可厚非，却也源于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深刻影响，“这花家舍好好的一个桃花源，如今变成了臭气熏天的妓院，不仅抢女人，连尼姑也敢抢”，乌托邦式的花家舍亦不脱离清末民初的严酷现实氛围。以辛亥革命志士王观澄的思想观念而论，“以天地为屋，星辰为衣，风雨霜雪为食，在岛上结庐而居”，此乃出自老庄思想，而非先锋意识的舶来品。要之，作为《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诚如刘小波所评述：“格非以他一贯的优雅与从容，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亦真亦假，亦实亦虚。”②小说中的主人公季米委实难以承受映现辛亥革命时代风云之重，多少有些脱离生活之嫌，缺少了些地气。我以为这是格非力图实现其从先锋意识向现实主义回归和转化出现的某种不适应。

待到创作第二部《山河入梦》便有了明显的改观，它已不是刘小波所界定的“先锋之路与精英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力作，不仅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而且有了浓郁的地气。小说主人公谭功达，系《人面桃花》女主人公秀米之子。《山河入梦》第一章“县长的婚事”，便突显出当年在新四军浴血奋战过的谭功达到了20 世纪50 年代任梅城县长时，力图重整山河的宏图伟愿，但因严重缺乏科学的实地考察与严整精密的论证，贸然上马兴修水库，大搞沼气池，落得劳民伤财，一旦溃堤将会造成人员伤亡，后果十分严重，他身边的左右二膀白庭禹和钱大钧乘机发难，乱中夺权。徒有一腔改革热忱，严重缺乏政治才能和领导艺术的谭功达落得个被罢官免职。

小说描写的谭功达的爱情婚姻，不仅极富戏剧性，而且很有个性特色，耐人寻味。以《山河入梦》中贯穿始终的谭功达一波三折的爱情婚姻悲剧而论，格非不仅从未重复自己，也未重复其他任何人的任何作品，而且相当具有生活气息，也十分接“地气”。小说开篇描述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秘书姚佩佩，生得十分灵秀可爱，县长谭功达时刻离不了她，也许因为政治问题，或是粗心大意，他一直未进入实质性的恋爱，而姚佩佩也止于单相思。副县长白庭禹为了讨好谭功达，蓄意将文工团工作的侄女白小娴介绍给他。年过不惑的谭县长与白小娴单独见面时，深深为之吸引，鲁莽地拥抱和亲吻她，遭到她的拒斥，白小娴向叔父白庭禹谎称谭功达强奸了她，弄得谭功达有口难辩。过了不久，白小娴却涎着脸主动上门，一再称说爱他爱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眼看这场婚恋即将瓜熟蒂落，可是白小娴却突然说她其实一点不爱他，倾心爱恋的是新来的舞蹈教练王大进。县长谭功达气急败坏，呵斥文工团长在一周之内将王大进赶回鹤壁。岂知白小娴已被玩世不恭的王大进迷住了，她迅速赶赴鹤壁追寻情人，哪知王大进已是有几个孩子的父亲。王大进的妻子狠狠扇了白小娴几个耳光，白小娴羞愧得恨不能挖地三尺钻进去。姚佩佩姿色不逊于白小娴，且一再向谭功达示好，却久不为谭所钟爱。尔后谭功达被罢官免职，才真正体会到姚佩佩的可亲可爱、知心知情。无巧不成书，眼看彼此即将在逆境中结成姻缘，突然钻出一个乞丐似的女人张金芳。张金芳并不真心爱恋谭功达，她竟然与一个匠人野合了。白庭禹胁迫姚佩佩给省委秘书长金玉献身，姚佩佩出于本能自卫，在扭打中，用石头砸死了金玉，从此姚佩佩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逃亡犯。她走投无路，多次给发配到花家舍当巡视员的谭功达写求助信，表达了对谭功达铭心刻骨的爱恋。直至姚佩佩被捕遭枪决，谭功达也因犯包庇罪被判刑坐牢。如此曲折回环的爱情悲剧，能是格非对于过去作品的简单重复吗？尤其小说后半部，姚佩佩在逃亡中，给谭功达写了一封又一封渗血带泪的情书，其艺术震撼力撼人心魄。

之所以说《山河入梦》是格非现实主义的力作，绝不止于爱情故事演绎得大起大落，波澜横生，震撼灵魂，还在于小说深刻揭示出了时代的悲剧。

面对灾难，身为一县之长的谭功达却束手无策，只顾怨天尤人。“别的县都搞得好好的，怎么就你们县出了这么多乱子？你要动动脑子。”地委书记聂竹风（老虎）对谭功达的严厉批评，既表明谭功达治政乏善，也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现实。《山河入梦》中这类情节和细节甚多，它所具有的强烈现实针对性和艺术震撼力显然较《人面桃花》胜了一筹，在创作方法上堪称清醒的现实主义，已不是先锋之路与精英主义所能概括了。

二、直面社会现实，抨击假恶丑，呼唤以真善美建造和谐社会

格非创作《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已是大踏步前进，诚如他在《获奖感言》中引用司马迁《太史公自述》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格非在《春尽江南》是怎样实现“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的抱负和宗旨的呢？《春尽江南》以谭端午（谭功达之子）与庞家玉（秀蓉）的婚恋悲剧为主线，反映了20 世纪80 年代至20 世纪末整整二十年中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以及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俯仰沉浮与精神现实。男女主人公皆不满意彼此，各自都有婚外恋。庞家玉矢志追求完美，总觉得丈夫有种种不如意，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未成年儿子若若身上。她要求儿子之严苛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效果却适得其反，若若成绩一度下降到中下，庞家玉沮丧得生不如死。

小说不仅细腻地描述了当代知识分子谭端午与庞家玉的爱情悲剧，从而折射出在社会急剧的变革中，家庭婚恋中深刻的精神危机，而且多侧面、多视角、多向度地反映了政治、经济、人文、司法、医疗、学校教育、城乡关系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小说的深刻之处，不只是展现学富五车、通古博今的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冯延鹤目光之犀利、揭示问题之尖锐，更在于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道貌岸然、愤世嫉俗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如此肮脏与龌龊。他的私德堕落到难以见人的地步。

《春尽江南》为了揭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还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格非巧妙地将悲剧艺术与喜剧艺术交叉使用，呈现出忽悲忽喜、亦悲亦喜的异样景观，时而令人捧腹大笑，时而令人拭泪唏嘘。如儿子若若痛失心爱的鹦鹉的悲怆与忧伤：“端午隐隐地看见树梢上有一个绿色的东西。若若一边吹口哨一边往树梢上扔石子——家玉喃喃地道：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妈妈不该把鹦鹉放走——端午悲哀地意识到，若若的童年，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珍贵时光，永远地结束了。”小说描写了急功近利的家长对未成年孩子稚嫩心灵的践踏与伤害。它的价值与意义，在于映射当代商品世界，不少家长急欲让独生子女成才成业，却伤害了孩子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需求。

格非看到了商品社会中出现的荒诞不经的世相。在《春尽江南》中主人公谭端午的哥哥元庆乘驾改革开放的东风，下海经商赚得盆满钵满，动用几千万元，在一个名曰“窦庄”的景色清幽的山村，建造一个精神疗养院，可元庆后来竟然患上了精神病，给送进了自家修建的精神病院。尤为荒诞的是病前所签协议。小说这样描写：

在他神经系统即将崩溃的前夕，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确的决定：将自己合法地安置在风光绮丽的山林深处，不受任何打扰地安度余生，在他头脑还算清晰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反常态地与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家玉也参与了协议制订的全过程，对哥哥的神秘动机颇费猜测。在这份荒唐而古怪的协议中，将近四千万的投资完全不要任何回报……元庆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疗养院给他留个单间，以便“万一哪一天得了精神病之后，可以入院治疗” 。……这等于说，你哥哥用三四千万替自己买了一个监狱，怎么回事哟？

以上描写堪称新时期的天方夜谭，但说它一点也不真实，也未必然。作家格非在做如是描写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清醒的现实主义为主色调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为什么穿插如此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呢？这缘自格非有选择性地接受了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理念。米兰·昆德拉宣称：“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能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③格非讲述了企业家元庆患精神病之前，不惜一切代价修建了一所最为舒适的疗养院，且一切归公，仅给自己留下一个单间。这便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若不能发现一点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

马太·卡林内斯库进而阐释：“在波德莱尔看来，这种感觉的敏锐性，靠自己对新事物的好奇，靠波德莱尔定义为‘回复童年’的那种天赋。”④格非在《春尽江南》写元庆斥巨资修建一所疗养院，在与市政府签协议时，只要求留一个单间归自己以备将来患神经病疗养时居住，这是作家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独特发现，充分张扬了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中西合璧，当为当代小说的新景观。

三、深刻揭示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家庭婚恋上的精神危机

格非于2012 年在《收获》第3 期发表了中篇小说《隐身衣》，他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感言中称：“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一位胆机制造者，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尽可能地不为人知。他并不是一个当代隐士，只不过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特立独行、悠然岁月的生活节奏。”格非小说中的主人公崔子身份卑微，经济困窘，但他有一颗酷爱音乐的心。他寄居在姐姐崔梨花和姐夫常保国家中，时时受到逼迫和挤压。更为沮丧的是妻子玉芬红杏出墙，爱上了单位的主任。他在音乐世界里结识的发烧友中，不乏坦诚相待者，如蒋颂平，就是勇于为他解困的贴心人。然而并非事事如意，蒋颂平介绍的丁采臣便是与崔子难解难缠，以至于影响其终生的发烧友。小说以冷峻而又尖刻的笔触呈现出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一切向钱看的现象。一切向钱看，私欲膨胀，人性向恶。“恶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与善作为人类本体的价值，只有在度过尖锐矛盾冲突的漫长过程后，才能逐渐缓和，协调和一致。这就是个体的主体性从集体主体性中彻底解放出来，使‘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然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亦即当伦理主义等同于历史主义的时候，个体主体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⑤在格非笔下，姐姐崔梨花竟然视弟弟崔子为寇仇，逼迫他搬走，假关心之名，别有用心地介绍了一个患有癌症的女人美珠，要求他们立即结婚，终遭神志清醒的主人公崔子婉拒。由此映现出当代社会一些人钱迷心窍，千年传承的伦理关系面临被瓦解的危机。个中透露的是作家格非内心的伤痛与其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刘再复在《人性诸相》一书中对于崔梨花这类心性残忍的人做了描画：“赵翼《瓯北集》卷七《赠相士彭铁嘴》中说：‘古人相法相心曲：豺声忍，鸟喙毒，鸢骨躁，牛腹黩。’这也是讲人发豺声就露出‘忍’的心气。蜂目与豺声都是忍人的标志。”⑥格非并未从肖像上细腻描画崔梨花的狰狞形象，而是着重从心性行为上揭示她的残忍与歹毒。

丁采臣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可视为格非后期小说思想艺术境界的超越。崔子在与丁采臣进行高级音响器材的交易中，认为发烧友有高出一般人的道德修养，这归因于古典音乐所带给人的陶冶作用。随又惊异于丁采臣，音盲却急需享有“世界上最好的音响”，丁采臣欣赏音乐之专注与虔诚，深令他感动。小说真切地反映了当代人置身商品世界的浮躁、喧哗中，却渴求音乐带来的恬静、悠远的心灵抚慰。这是作家格非对中外文化融汇后的颖悟。“儒家哲学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缊，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的最后源泉。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内，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个使命是伟大的，那么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者，就是要透过秩序的网幕。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与哲学范畴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的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⑦知音难觅，当崔子急欲向丁采臣讨要所欠的26 万元钱时，丁采臣竟然从风衣中掏出一把手枪。乍看，似乎带有黑社会性质。出乎意料的是丁采臣一再宣称：“欠你的那26 万，一分不会少——”至此丁采臣之高深莫测，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悬念。格非所营造的小说艺术境界，不同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悠远宁静，而是带有几分神秘与恐怖，却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它给人的审美感知是崇高与滑稽、荒诞相交融的混合美感。

格非后期的小说创作在直击当代现实生活时，也合理地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带有些荒诞离奇的色彩。小说描写姐姐、姐夫逼迫崔子搬家，急得崔子几乎卖掉了所有的音响器材给沈大校，在沈大校的倾情支持下，他放胆再去盘龙谷索要那26 万元，接待他的是一个头缠丝巾的女人。她凄切地宣告丁采臣因负债累累而自杀身亡。一石击起千层浪，小说再起波澜。更为蹊跷的是这女人还主动邀请崔子搬来住，崔子应承了毁容女人的约请，他们惺惺相惜，两情相悦，结成了婚姻。不久，崔子又悉数收到了丁采臣那26 万元欠款。至于这钱从何而来？丁采臣究竟死没死？小说留给读者的仍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格非密切关注当代中外文学艺术潮流的发展态势，“从一种美学或文学的观点看，伏尔泰式的自我主义是没有成为现代人的当代人。他们创作的是理性主义的、社会学的、政治的和负责的。现代人的写作是意识到环境活动的观察者，观察他们自身感受的艺术。他们的批评意识包括反讽式的自我批评”⑧。不难发现，格非后期小说从先锋意识、精英主义向清醒的现实主义发展演变，并非简单地将现代主义手法加以抛弃，而是在新形势下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既舍弃了一些不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表现手法，又合理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以至于后现代派新颖的具有探索性的表现手法，融合进现实主义创作法则之中，从而有所创新与突破。诚如小说结尾所言：“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的，不是吗？”格非给予读者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正能量。

《隐身衣》的乐观主义结局，并非偶然为之。其实在《春尽江南》中已初见端倪。主人公谭端午在前妻庞家玉死后，终于与绿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小说赋予了绿珠不一样的思想个性，她不同于庞家玉那样事事追求完美，她相夫教子，打心底里呵护若若。小说借用绿珠的话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这便是格非指明生活出路的初步答案。

据此，我们从《人面桃花》对于辛亥革命的女英雄秀米的彻底解构，到《山河入梦》谭功达与姚佩佩爱情的彻底毁灭，再到《春尽江南》谭端午与庞家玉追求完美的严重破产，终于从绿珠身上有了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大彻大悟。一直到《隐身衣》中崔子历经磨难后，有幸从丁采臣及其遗孀，连同孙大校、教授顾客身上，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真诚与友爱。这便是格非后期小说试图探索的出路。

①格非：《格非获奖感言》，《文艺报》2015年8月30日。

②刘小波：《格非：先锋之路与精英主义》，《文学报》2015年9月24日。

③〔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④⑧〔美〕马太·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⑤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5—166页。

⑥刘再复：《人性诸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2页。

⑦宗白华：《美学与艺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