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池

上学时，学校西边的条田种着棉花。学校会组织小学和初中生参加一年一度为期半个月的支农劳动——采摘棉花。小小的面粉袋一天可以摘两袋，没几天千亩条田白花花的棉花就被我们采完了。当你看到一群群牛马羊进地，就说明此条田已采摘完毕。

一放学，我和几个同院住的发小就迫不及待地跑回家，拿上绳子镰刀赶回棉花地割棉花秆，储备明年一家烧饭所用的柴火。

那时只有冬天才舍得烧煤做饭取暖，天气热的时候，都是烧柴火。每年暑假我们除了完成暑假作业之外，几乎每天扛一捆蒿子秆和树枝回家，其意是告诉妈妈，我们捡柴火去了。

玩也玩了，气也淘了，经常惹是生非，被人告到家里，免不了挨骂。

有一次，我们跑到二庫拔沙枣，发现渠帮子上都是比人高的蒿子秆，我们每人都备有一把小镰刀，都很锋利，不一会儿每人割好一捆，解下腰上的绳子，互相帮忙捆紧柴火，以防在路上松散了会掉队。

没想到那天的柴火割多了，幸好有小伙伴帮忙，才把柴火放到肩上，试着走了几步，还行。鼓足劲走了半个条田，实在是扛不动了，我身子一斜，柴火滚下来，小伙伴早已没影了。我坐在柴火捆子上休息片刻，心想，我还能不能把它放到肩上？试试。我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十分自信地使出最大力气，后面重了，来了一个仰面朝天，不灰心，再来一次，调整前后平衡，腿有点软，终是没能扛起来。

我解开绳子，想扔掉一些，可已扛了这么一截路了，又心有不甘。我重新捆好，坐在上面犹豫，发愣。

这时我的对头、见面就掐的邻居刘猛，脖子上架着两捆和我的一样大的柴火行走如飞，这家伙还真有蛮劲，他见我没理他，鼻子一抽，眼睛一歪，不屑一顾地走了。

我看他走远的背影，还有点佩服，这家伙心眼不坏，就是爱滋事，身边也没有朋友，习惯独来独往。虽然我俩见面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但毕竟在同一个大院里住着，碍着两家父母的关系，也不想与他死掰。

于是，我打开绳子，把柴火均匀地分成两捆，学着他的样子重新捆好，把柴立成个“人”字，再弯腰把头伸进去，站起来抬头挺胸。哎，不错，不用手扶，忒稳当，显得十分轻巧，我一鼓作气用脖子把两捆柴火架回了家。第二天我的伙伴们都学我用了这个方法，一趟背回了两捆柴火。

棉花地好热闹，牛羊成群，捡棉桃的老太太，一双小脚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垄沟里行走着。她们捡回家后剥开棉桃，把凝在一起的月牙形的桃棉晒成半干，再用柔韧的树条抽打，棉絮慢慢舒展开来后，再耐心地撕去棉籽，给孩子们做新棉袄、新棉鞋。

镰刀割棉花秆确实费劲，不一会儿全身冒汗，手上起了几处血泡，有的地方甚至被磨破，镰刀木把逐渐染上了红色。

那时的孩子有韧劲、很坚强，手破脚烂是常事，还不敢跟大人说，哪里流血了，捏一小抔土敷上，用手按一会儿就完事。听大人说，土里有天然的土霉素。

棉秆和蒿子秆不一样，不大的一小捆，双臂抱着实沉沉的，而且很短，不好捆扎，我之前捆了两次都从中间分家了，绳子摆成两行的间距不能太小，也不能过大。这次成了，我背靠着柴火捆坐下，把双臂塞进左右绳索里，咬牙站起，刚出条田上路，伙伴就提醒说：“再别走了，这边大，那边小，再走就要散架了。”

我有点丧气，十岁瓜娃的思维，眼泪止不住地在眼眶里煽情，模糊的眼睛似乎看见了熟悉的身影——啊，爸爸！

爸爸接下柴火说：“你没有捆紧，来回一晃都往松的一边跑。”

爸爸解开绳索，在地下重新摆好绳子，把棉秆相互咬茬交错地铺在绳子上，然后把绳头套进绳子的另一头，双手拽着绳子，单脚踩着柴火捆，上下用力一扽，紧得不能再紧了，然后打了一个结：“等着，马上回来！”

说罢，爸爸便拿着坎土曼（新疆少数民族的一种铁制农具）走进棉田，只见坎土曼在他手里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大片棉秆倒在地里，看来比我们的镰刀好使。爸爸十分麻利地把坎土曼插进柴堆里捆好，双臂伸进绳索里调匀气息猛吸一口气，站了起来。妈呀，好大的柴垛，仿佛背起了天。

爸爸高大消瘦的体型，几乎被柴垛隐没，我在后面委顿地跟着。爸爸像一头大象在前开路，我像一只小羊紧跟其后，一大一小走在残阳西下、炊烟缭绕、牛羊暮归的田园大道。

父亲在我的心里就是天，总是那么有劲、干练。他虽没有文化，但很明事理，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团场建设付出了一生，直到六十七岁实在是干不动了才退休。

几十年过去了，多少熟悉的面孔都离我们而去。他们是团场的天，兵团的脊梁。

那一年，四岁的我亲历父亲面对党旗庄严宣誓的那一刻。

那一年，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一双小手提着他那双像小船一样的布鞋，赤脚趟过冰冷的雪水，给受灾群众装运物资。

那一年，抢收被冰雪掩埋的水稻，父亲那冻肿的手脚，依然历历在目。

忘不了父亲的班组年年被团里评为先进班组登台领奖的那一刻，他那满是皱纹的笑脸，仿佛看到了团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沧桑。

那一年，父亲干不动了才想起了退休，他仿佛浑然不知还有退休之说。

那一年父亲像大树倒下，却没有给儿女们留下任何遗言闭目而去。但父亲和其他老一辈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兵团精神和优良品格，还有美丽富足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