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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叙传》曰：“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古今人表》开创了以九品对人之等第进行评述的方式，将上等划分为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三级，中人、下人二等之下皆以上、中、下进行进一步划分，对孔子之上智、中人和下愚的简单三分法有继承，但更为精细，不加直接的议论式评价，却已将褒贬寓于其中。

《古今人表》曰：“传曰：譬如尧舜，禹、稷、卨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此“传曰”的内容基本袭自贾谊《新书·连语》，而《新书》中还有这样的论述：“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耳，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无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上主、下主皆不可改变，唯有中主得贤臣则能为治，得小人则会乱亡，《新书》强调君主之亲贤臣远小人，而《古今人表》大抵继承其说。

《古今人表》对人的等第划分大体从德行、智能与事功等方面入手，但对一些人物的评价也受到班氏个人思维及立场的影响，能够反映出班氏的历史观念，不可从今人后见之明的角度来评价其划分允当与否，而当回到班固的时代，去理解他为何对人物进行如此划分。

在班氏的划分中，赵武灵王的等第颇值得关注，作为以胡服骑射、拓地千里等事功为后人普遍称道的君主，其在《古今人表》中仅仅被列为“下中”，仅高于下下愚人一等，在所有赵国君主中只与被秦先后所灭的赵王迁、代王嘉处于同一等级，而后二人皆为亡国之君；同一时期赵国与其同等的是李兑、田不礼和代君章，皆为沙丘之乱的发动者、参与者，晚于武灵王并与之同等的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四十余万使得赵国元气大伤，皆是有罪于赵之人。而赵武灵王并非亡国之君，反而在赵国历史上做出过不容忽视的重大贡献，为何在《古今人表》中却被列入如此低下的等第之中呢？这样的评价是出于班氏對胡服骑射的批判还是对赵武灵王与沙丘之变关系的理解呢？本文试析之，以抛砖引玉。

《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汉书·匈奴传》此处全同《史记》，可见班固亦并不否认胡服骑射于赵的正面影响，虽然赵武灵王下胡服令，但并非抛弃华夏传统，而是为提高战斗力而进行的改革措施，可视为战国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班固并未因夷夏之防被打破而对赵武灵王产生歧视，因而胡服骑射事并非班固将其置于“下中”的主要原因。

汉人提及赵武灵王时，经常谈及其于沙丘之变中饿死深宫一事，如《史记·赵世家》在叙述完武灵王事迹后曾如此感叹：“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集解》引徐广曰：“或无此十四字。”是指“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这一句，若无此十四字，前文内容大体是客观直述沙丘之变的原因，而此十四字恰是太史公对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评价，太史公通常在末尾“太史公曰”中表达个人观点，于叙事中突发感慨实属少见，这或许便是徐广认为此十四字或许并非《史记》原文的原因，但他其实本无其他版本作为依据，可见此句应当便是《史记》原文。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将“主父生缚，饿死探爵”作为赵国中期的重要事件。太史公对赵武灵王的评价中有批判，但更见痛惜之情，所批判的点更着眼于赵武灵王在储君上摇摆不定的问题上。

《后汉书·崔琦传》载崔琦所作《外戚箴》有“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褒姒毙周，妲己亡殷，赵灵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一句，其中“赵灵沙丘”正是指赵武灵王死于沙丘之变一事，矛头直指赵武灵王因宠幸吴娃及其所生次子，而萌生废长立幼之心，甚至计划分赵为二王以平衡长幼，最终导致动乱而饿死深宫一事。在崔琦眼里，赵武灵王正是因为过分宠爱吴娃，爱屋及乌，偏爱外戚，因而败亡，产生这样的认知因其正处于外戚梁冀所行多不轨的时代，崔琦有鉴于此，而举赵武灵王之例以诫之。而班固自身便是外戚身份，后期也参与了外戚窦宪远征匈奴事，其本人自然不可能因赵武灵王宠信外戚而对其进行强烈的批判，在《汉书·外戚传》中，他也承袭《史记·外戚列传》而写道：“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同样强调外戚的辅助之力，未尝没有夫子自道之意，因而班固对赵武灵王进行批判的原因当在外戚、胡服骑射之外的地方寻找。

赵武灵王在传位赵何之后自称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希望将治国的政治权力交给赵何，而自己专注于军事。但战争是国力的综合考量，也是政治的延续，需要举国之力，进行全方位动员和资源补给，政治与军事只能融合，而不可截然二分，此举对赵国权力的集中化产生了负面影响，也使得赵武灵王本人专事军事扩张而威势却有所削弱。韩非便如此评价：“邦者，人君之辎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盖得其实也。

随后，“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赵武灵王已经传国于何，却依然常常出席重大典礼，且直接任命“忍杀而骄”的田不礼为“强壮而志骄”的公子章之相，发现赵章因原为储君如今却为臣而不乐，便萌生了分赵而使其王代的想法。可以看出赵武灵王虽内禅，但依然深刻介入核心政治权力，且欠缺识人之明，以上种种使得赵何左右掣肘，无法放开手脚治国，而将赵一分为二，立为赵、代两王的计划更是险些将赵国分裂。此时之赵国，主父赵武灵王名义上不与治国，而赵何又无从发挥真正国君之功用，又有另在他处立王之计划，实则并无稳定威权之所出，范雎曾说：“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如此观之，此时的赵国并无真正“王”的存在。《汉书·荆燕吴传》有“两主分争，患乃益生”句，虽不涉及赵武灵王事，但其理也暗合。

赵武灵王于储君上始终犹豫不决，不断反复，虽名义上退居二线却依然想要行使权力，这自然会让朝政难以稳定。且赵章发动政变失败后，赵武灵王依然将其接纳入宫中，爱子之心固然不应否认，但想对传统的嫡庶之分进行强行平衡，对造反之臣依然选择宽宥，却未免有失一国君主该有之理性与决断。此时的赵武灵王失去了早年一力推行胡服骑射时的果敢，对如何保证一国之稳定缺乏认知，其在军事上有贡献，但于政治上却一错再错，导致了赵国分化和国力上的削弱。且诸史料所见赵武灵王之事迹基本皆在军事层面，于治国上少有着墨，他的四处攻伐固然实现了拓土开疆之目的，对于百姓却不免生灵涂炭，加以沙丘之乱导致政局不稳，赵国国力在其任上未必有增强，或可谓之曰劳民而无功。

除此之外，赵武灵王于君臣关系的处理上屡屡犯错可能也是班固对其评价较低的原因之一。《战国策·秦策三·范雎曰臣居山东章》载范雎语秦昭王曰：

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减食主父，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范雎在此讲述了两个典故：淖齿掌握齐国大权，抽掉闵王的筋，把他吊在宗庙的大梁上，闵王一晚上就死去；李兑在赵国当权，减掉赵武灵王的饮食，百日后赵武灵王饿死。又引“尊其臣者卑其主”等句，进一步凸显秦国由太后、穰侯掌权，高陵君和泾阳君为辅的政治形势，秦王在他们眼里没有地位，这和淖齿、李兑的行为正相类似。范雎以此劝诫秦昭王削弱宣太后及魏冉等人的实权，免得君臣关系、地位因此颠倒，可见在其眼中赵武灵王并未始终保证君高于臣，并因此招致祸患。而太史公在《赵世家》赵武灵王十年处，對燕王禅让子之一事有所提及：“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仔细品之，“君反为臣”一句也未尝不是日后赵武灵王行禅让却自称主父，废长立幼却又反悔以思两立，最终导致君臣关系不清，以致身死沙丘的草蛇灰线。

由此观之，班固将赵武灵王列入“下中”未必出于偏见，而更是从赵武灵王本人功过出发的综合考量。也或许班氏给予赵武灵王的批判态度，与太史公“岂不痛乎”的感叹是相通的，都是可惜明明一代雄主却屡屡犯错，未能处理好君臣关系和嫡庶关系，导致国家变乱，赵国由鼎盛而走向衰落，为日后被秦所攻灭埋下伏笔。班固将赵武灵王与赵王迁、代王嘉、赵括列于同一等第，其旨或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