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华

三星堆出土有石蟾蜍，金沙遗址出土有金箔蛙形饰，都是很重要的考古发现。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蟾蜍，形态为张口露齿，作爬行状，周身布满疙瘩，造型显得生动而又逼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蛙形饰，已经公布的有两件，其中第一件长6.96厘米，宽6厘米，厚0.004～0.16厘米。另一件长6.94厘米，宽6.17厘米，厚0.012～0.1厘米。它们由很薄的金箔制成，采用了捶揲、冲压、切割等技法，在细部纹饰表现上采用了錾刻方式，形象地表现了青蛙或蟾蜍身上的斑点与疙瘩，增添了形态上的生动之感。三星堆石蟾蜍比较写实，金沙遗址金箔蛙形饰则采用了抽象变形的艺术手法。古代蜀人赋予了它们什么含义？它们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在传世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蛙类或蟾蜍的记述，并常常将其同神话传说附会在一起。譬如《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的记载。按照注释，踆乌即所谓三足乌，蟾蜍就是俗话说的癞蛤蟆。意思是说，日中有只三足乌，月中有只蟾蜍，日月如果不按常规运行，就会被咬蚀失去光辉。《淮南子·说林训》中又有“月照天下，蚀于詹诸”之说，詹诸也就是蟾蜍，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认为月蚀是由于月中有蟾蜍在咬蚀的缘故。由此可知，远古时代不仅有广为流传的太阳神话，而且有月亮神话。

关于太阳神话，《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已有我们熟知的“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记述，可谓由来已久。关于月亮神话，《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的记载。在《吕氏春秋·勿躬篇》中也有“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之说，毕沅等注释说尚儀即常儀，后世的嫦娥奔月神话即由此演变而来，这也同样说明了月亮神话的久远。

在这些早期的月亮神话传说中，采用拟人化手法描述了常羲作为月母或月神的象征，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蟾蜍，但在屈原《楚辞·天问》中已有“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关于顾菟两字的解释，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顾菟即蓄养兔子（顾为照顾，引申为畜养之意，菟同兔）；另一种说法认为，月中兔子其实也就是蟾蜍。闻一多先生曾解释，顾菟即蟾蜍的古音，顾菟在腹就是月亮中有蟾蜍。如果说《楚辞·天问》中顾菟的含义还有点含混的话，《淮南子·精神训》中已有了“月中有蟾蜍”的明确说法，而到东汉王充《论衡·说日篇》中则出现了“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的记述。张衡《灵宪》中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则把月中蟾蜍说成是奔月姮娥（即嫦娥）的化身。总之，在古人心目中，嫦娥是人格化的月神，蟾蜍与玉兔则被视为月亮的象征。古代先民们观察天象时，常发挥想象，与动物联系起来，比如古人可能发现太阳有黑子现象，便认为日中有三足乌；看见月亮有阴影，便说月中有蟾蜍，后来又添上了月中兔子，这自然与上古先民对宇宙和世界认识的局限有关。

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古人为什么要把月亮与蟾蜍联系起来？有学者认为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先民的观察与联想所致，因为月亮晚上才能见到，蟾蜍也是夜间活动的动物，而且月中有黑影形似蟾蜍，所以很容易联系在一起而成了神话传说。另一种是先民崇尚的反映，上古时代很可能蟾蜍曾是某些氏族或部族崇拜的图腾象征，考古发现在这方面就有相当多的揭示。上古先民可能很早就有了崇拜月亮的习俗，月中蟾蜍的神话传说，可能就是祭月习俗的产物。这在上古时代，很可能同太阳崇拜一样，也是一种非常盛行的自然崇拜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月神在商周两朝祭典里，决不会末减于祭日的隆重。”先民常认为本氏族或本部落是太阳的子孙，或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后裔。由此而形成了日神与月神崇拜现象，并且派生出了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

从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来看，早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上，就已有蛙纹图案。如在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上，既有对蛙跳跃姿态的写实表现，又有抽象意味的描绘。在半坡类型早期彩陶上，也有采用简练的手法刻画出蛙跳的生动姿态。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后指出，蛙纹比鱼纹出现稍晚，但分布更为广泛，东起河南省渑池县著名的仰韶村、河南省陕县庙底沟，中经陕西省华阳县西关堡、临潼县姜寨，西至甘肃省马家窑、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都有数量众多的蛙纹彩陶出土。这些彩陶图案中的蛙纹，既有象生的、写意的，也有抽象的，纹样之丰富多彩，色彩之绚丽和谐，实为世界所罕见。特别是青海省柳湾出土彩陶上的蛙纹，可以排出完整的序列，令人叹为观止。有学者认为，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腹部形态相似，蛙产子繁多，有很强的繁殖能力，所以蛙便被原始先民作为女性生殖的象征。姜寨出土的鱼蛙纹彩陶纹饰，就形象地反映了先民举行“鱼蛙祭”以祈求生殖繁盛的习俗。马家窑文化遗存彩陶上形式多样的大量蛙纹，也揭示了上古先民以蛙为象征实行生殖崇拜和举办蛙祭的情形。

有学者认为，女娲的神话传说便与上古先民的蛙崇拜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曾发生过特大洪水，经过了鲧、禹治水才进入了文明时代，彩陶上的蛙纹便与远古治水神话传说有关。还有学者认为，蛙在远古时代是一大类水生物的通称，分布特别普遍，受到先民们崇奉主要有三大原因：其一是蛙与女性有密切的比喻联系，而成为生殖崇拜象征；其二是蛙可以预报天气的变化，如通过蛙鸣声音的变化可以预知雷雨是否即将来临，天气是否大旱等，引发了初民的想象，认为蛙身上具有神秘属性，促使了蛙崇拜的形成；其三是蛙的叫声与婴儿的哭叫声相似，有些上古氏族因而将蛙奉为图腾。特别是刚刚进入农耕的原始先民，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蛙不仅有强大的生殖繁育能力，而且还能对不同的天气变化作出迅速而又准确的反应，在心中产生了对不可知力量的敬畏感，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对蛙的崇拜观念。正是由于这种实用性的目的，因而导致了对蛙的崇拜，发展到后来，便演变成了将蛙用于祭祀活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到汉代还有遗存。凡此等等，学者们对上古时期蛙纹图案的各种分析看法可谓丰富多彩。

我们由此可知，上古时期的蛙纹图案确实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对蛙或蟾蜍的崇奉习俗由来已久，可能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彩陶上有大量的蛙纹图案，原始岩画中也有对蛙的描绘。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广西左江岩画，描绘了众多舞蹈祭祀者的图像，有学者认为岩画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人像，其动作姿势几乎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地作两手上举，两脚叉开，跳跃前进的姿势，酷似青蛙站立起来跳跃的形象，可知表现的主体应是蛙神。有学者进而分析认为，左江岩画表现的应是壮族先民生殖崇拜、举行祭祀的情景，这祭祀便是“蛙祭”，岩画中的所谓“蛙神”，其实是壮族先民在祭祀上模拟青蛙姿态的舞蹈写照。此外，左江岩画上还绘有铜鼓，而铜鼓其实也是蛙腹的变形物，铜鼓也由此而成为南方民族祭祀的法器。

在广西流传有“蛙为鼓精”的故事，历史上有蛙为“铜鼓之精”的说法，如唐人刘恂《岭表录异》就有“疑其鸣蛤，即鼓精也”的记述。在广西、云南等地出土的一些铜鼓上，不仅有蛙纹作为装饰，有的还于鼓面上铸有蛙的造型。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记载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面有五蟾蜍分据其上，蟾皆类蹲，一大一小相负也。”萧兵先生认为“负子蛙”表现的其实是一只小雄蛙骑在雌蛙背上进行交配，“这显然是希望蛙类、蛙族蕃殖繁庶的象征。”20世纪以来，出土的铜鼓数量甚多，据统计现存各文物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铜鼓有1460余件，分散在民间主要是少数民族群众手中的铜鼓约800件，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我国南方和东南亚诸多民族对铜鼓的喜爱程度。这些铜鼓的装饰纹样极其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太阳纹等，蛙纹也是常见纹饰之一，有的铜鼓上还有蛙的立体青铜雕塑。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迄今仍保留着蛙祭的古老遗俗，如壮族的蛙婆节便是显著的例子，出土铜鼓上的蛙雕亦是此类遗俗的反映。甚至在蒲松龄《聊斋志异·青蛙神》中也记述了“江汉之间，俗事蛙神最虔”，并有“赛蛙神”的巫术活动。

这里要特别提到祭蛙求雨，很可能是盛行于远古时期的一种祭祀习俗。这与初期农耕阶段先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祭祀习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南方广大地区都有广泛的流行，特别是在南方各个古老部族中尤为盛行。如果说彩陶上的“蛙祭”图像与左江岩画上的“蛙神”画面表达的主要是生殖崇拜的内容，那么壮族等少数民族用铜鼓作法器求雨，则毫无疑问是祭蛙求雨的一种方式了。其实，祭蛙求雨这种上古流传下来的祭祀方式，并非壮族所独有。在甲骨文中即见有祀虾蟆以求雨之记载，这一遗俗在汉代仍十分盛行，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就对此作了记述，说春旱求雨除了祷社稷和暴巫尪，还需“取五虾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蟆焉，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夏旱求雨也要“取五虾蟆，错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斋，衣赤衣，拜跪陈祝如初”。秋冬遇旱求雨也同样采取“虾蟆池”的作法。这种先秦时代祭蛙求雨的习俗，在汉代仍然盛行不衰，充分说明了其影响力的强大。如果它在上古以来不是一种重要祭祀方式的话，那是不会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我们由此可以推测，祭蛙求雨在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内，很可能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祭祀活动。

我们再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蛙形饰，现在已经比较容易弄清它们神秘而丰富的寓意了。首先，其制作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用于当时盛行的蛙祭仪式，所要表达的很可能是祭蛙求雨的寓意。通过古文献记载透露的信息，根据环境考古揭示的资料，可知商周时期古蜀国可能曾不止一次发生过旱灾，因之而举行“暴巫尪求雨”与“祭蛙求雨”的仪式，很可能是当时一项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动。相比较而言，色泽灿烂的金箔蛙形饰似乎更能代表献祭者的虔诚，同时更表达了祈雨心情的迫切。由于旱情比较严重，所以金沙遗址的统治者才不惜用珍贵的黄金来制作献祭的金蛙，以祈盼感动蛙神，尽快解除旱情，以保佑农业的丰收。

其次，三星堆石蟾蜍与金沙遗址金箔蛙形饰，与上古时期的月亮神话传说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形态造型可能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月中蟾蜍或月中神蛙象征。特别是金箔蛙形饰，那种写意和抽象的造型风格，展示了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透露了古蜀社会不仅有强烈的太阳崇拜观念，同时也有月亮崇拜的习俗。

再者，它们也透露了古代蜀人的生殖崇拜意识。商周时期的农业发展与人口繁衍，肯定是古蜀族群中各个氏族或部落最为重视的一件大事。希望五谷丰登、部族强盛，这种带有共性的强烈心愿，对各个古老部族来说都不会例外。而最能体现这种心愿和期盼的，便是生殖崇拜。青蛙或蟾蜍作为生殖崇拜意识的一种象征，本是上古以来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古蜀先民很可能也有这种习俗，通过特殊形式的蛙祭，来表达生殖崇拜的内涵，精心制作的金箔蛙形饰和石蟾蜍，便很可能寓含了这方面的内容。

此外，金箔蛙形饰与石蟾蜍也可能是古代蜀人喜爱和崇奉的吉祥物。蜀地湿润，河流众多，是最早栽种水稻的地区之一，适宜青蛙与蟾蜍的大量繁育。在早期古蜀先民依靠渔猎和采集维持生存时，除了鱼类和鸟兽，蛙类也可能是食物来源之一。加上蛙类具有两栖的特性、旺盛的繁殖力、类似于婴儿啼哭的奇异鸣声、感知雨旱天气变化的神秘能力，以及繁育过程中的变化属性等等，这些都很容易引起古蜀先民的联想和敬崇。正是由于蛙类和古蜀先民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由于对蛙类神秘属性的联想和敬崇，所以蛙祭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祭祀活动。这种上古遗俗，到了商周时期，在古蜀族群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有较好的延续，并融入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之中。总而言之，金箔蛙形饰与石蟾蜍对我们了解商周时期古蜀社会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和祭祀活动情形，確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