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聪慧，韩 忠，魏舒婷

（湖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文化与旅游的发展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1]。近年来，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都在积极践行“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作理念[2]。文化旅游资源是文旅融合的维度之一，探究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利于深刻理解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及形成原因，是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文化旅游的研究始自国外对文化和旅游关系的探讨[3]，之后逐渐延伸到文化和旅游的网络关系研究[4]。目前，国外研究侧重于文化遗产旅游[5-6]和剧场演出[7]等领域。国内则聚焦于不同尺度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水平测度研究[8-10]以及文化和旅游的融合路径研究[11]。文化旅游资源是“客观地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并因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而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或社会现象”[12]。在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方面，唐建军和姚丝雨[13]将文化旅游资源分为物质型和非物质型2类，物质型文化旅游资源包括建筑与设施、历史遗迹遗存，非物质型文化旅游资源包括传统艺术、传统技艺、传统礼仪；张烈琴等[14]将文化旅游空间解构为文化空间和旅游空间，即人文旅游空间和自然旅游空间；许春晓和胡婷[15]依据国标体系结构，系统阐述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体系。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部分学者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筛选特定类型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而研究其空间分布差异[16]、开发潜力[17]及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特征[18]，也有学者从A级景区中筛选文化旅游资源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19]，而从多个名录中筛选不同等级的文化旅游资源[20]从而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较少。在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少数民族和民俗类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对应策略，如文化人类学角度[21]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综合角度[22]。总体来看，在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异研究上，大多是基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文化旅游资源，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较为单一[19]，对于系统性地选取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空间分异研究的成果较为缺乏；在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多采用定性方法，而探究地理环境各要素对其分布密度的作用强度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湖北省为案例地，综合多个国家级名录，从中选取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以下简称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构和地理环境特征，旨在为湖北省文旅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华中腹地。在自然环境上，东、西、东北三面环山，群山叠嶂[23]，地貌类型复杂多样。长江和汉江在武汉市交汇，冲积出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平原内湖泊密布，河网交错。在人文环境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涌现了陆羽、屈原、米芾等历史名人。在历史时期，北方流民大量迁入，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交织，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旅游资源。截至2023年4月，研究区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座，古文化遗址6处，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4处[23]，4A级及以上高等级旅游景区196家[24]。

1.2 研究数据

本研究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多个名录进行筛选、去重等得到699处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9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7个）、4A级及以上景区（111个）数据来自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中国传统村落（269 个）数据来自传统村落网，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20个）数据来自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世界文化遗产（3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个）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网。

高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河流和公路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降水量、气温、风速、GDP 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网站（其中GDP 选取未受疫情影响的2019 年的数据）。

基于可操作原则，本研究在文化旅游资源分类相关研究[17]的基础上，将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分为遗址遗迹类、人文活动类、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类3大类别，删去“文化旅游商品类”。利用百度拾取坐标系统获取湖北文旅资源的坐标信息，并基于ArcGIS 10.6和QGIS 3.8建立地理坐标系为WGS_1984、投影坐标系为UTM_Zone_49N的空间数据库。此外，由于地理环境描述数据来源不一致，利用ArcGIS 10.6软件将不同数据进行空间匹配并重采样，以统一空间分辨率。

1.3 研究方法

1.3.1 最近邻指数

运用最近邻指数判别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类型。最近邻指数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根据最近邻指数的计算结果判断点状目标与随机分布的偏离程度，从而将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划分为均匀型、随机型和集聚型。最近邻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R为最近邻指数，r1为文化旅游资源与其最近邻文化旅游资源距离的平均值，即实际最近邻距离；rE为随机分布假设前提下最近邻的点的平均距离，即理论最近邻距离；n为区域文化旅游资源数量，A为区域面积。R小于1为集聚型，R大于1为均匀型，R等于1则为随机型。

1.3.2 网格维数模型

网格维数反映区域内要素分布的复杂程度和均衡程度[25-26]，本研究运用网格维数模型从省域尺度上探究文旅资源分布的均衡特征。将湖北省地图划分成不同数量的网格，文化旅游资源所占据的网格数N(r)会随网格尺寸r的不同有所变化[27]，假定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无标度空间分布特征，则有

N(r) ∝r-α。

定义α=D0为容量维值，假设在不同等分下网格中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的个数为Nij，文化旅游资源总数为N，则其概率为，信息量为

假定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是分形，则表达式为

式中，r=，表示等比例划分的网格尺寸；i和j分别为网格的行号和列号；I0为常数；D1是信息维。

网格维数模型的地理意义为：网格维数值为0 ～ 2，当D= 0时，区域内文化旅游资源集中于一点；当D= 1时，文化旅游资源均匀地集中到一条线上；当D= 2时，文化旅游资源均匀分布；当D0=D1时，文化旅游资源是简单的分形[25]。

1.3.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值随中心文化旅游资源点辐射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核密度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湖北省文旅资源的总数量，h为距离衰减阈值，k()为核函数。核密度值在核心文化旅游资源点xi处最大，在远离xi的过程中不断减小，直至与核心文化旅游资源点xi的距离达到阈值h时核密度值降为0。

1.3.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可以探测某因子X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属性Y的空间分异，具有忽视多个因子的共线性问题等优点[28-29]。其公式为

式中，q为影响因子对文化旅游资源密度的影响程度，L为影响因子的分层，N和Ni分别为全省的单元数和第i层的单元数,σ2和分别是全省单元密度值的方差和第i层的方差。

2 文化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特征

2.1 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类型

使用ArcGIS 10.6软件中的创建泰森多边形工具，计算文化旅游资源的泰森多边形面积、数量和变异系数（CV）。当CV < 33%时，点要素均匀分布；当CV为33% ～ 64%时，点要素随机分布；当CV > 64%时，点要素集聚分布。湖北省文旅资源的CV值为112.45%，远大于64%，表明湖北省文旅资源呈现集聚分布[30]。由资源分类构成看，遗址遗迹类资源的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为111.08%，人文活动类资源的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为71.66%，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类资源的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为122.49%，均大于64%，表明3类文化旅游资源均呈现集聚分布。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坐标点位按照申报单位获取，使用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判断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态势时，难以避免其对文化旅游资源空间位置的“均匀化”，故结合最近邻指数进一步辨析湖北省文旅资源空间分布类型。由公式计算可得表1，湖北省文旅资源总体最近邻指数为0.495 6，小于1，说明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形态；Z得分为-25.510 2，P值为0，表示随机产生集聚的概率小于1%，因此湖北省文旅资源的总体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但并非随机集聚分布。武汉、黄石、襄阳、荆州、宜昌、十堰、孝感、黄冈、咸宁、随州和恩施州的最近邻指数均小于1，说明这11个地级市、州的文化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其中武汉的资源集聚程度最高，襄阳和随州次之。荆门、鄂州、仙桃、潜江、天门、神农架林区的最近邻指数大于1，说明其文化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呈均匀分布。从资源分类构成的最近邻指数来看（表2），3类文化旅游资源的最近邻指数均小于1，说明3类文化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均呈集聚分布。综上所述，湖北省文旅资源的集聚型分布特征较为典型。

表1 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Table 1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表2 湖北省三类文化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Table 2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three kinds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2.2 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均衡特征

最近邻指数和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仅能反映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类型，不能反映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的复杂程度和均衡程度。故本研究用网格维数模型揭示湖北省文旅资源空间分布状态下的内部几何分形特征及均衡特征。

首先，基于ArcGIS 10.6平台，在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图上利用创建渔网工具选取一矩形区域（区域能完整覆盖研究范围），并将矩形区域的边长等分为K份（2 ≤K≤ 10），形成K2个网格，使每个网格均匀覆盖研究区。其次，利用图层要素中的位置选择，统计不同K等分下的文化旅游资源所占据的网格数N(r)，例如当K= 2时，699个文化旅游资源覆盖了全部4个网格，此时N(r) = 4。再次，利用空间连接工具统计不同K等分下的每个网格内文化旅游资源的数量Nij，求得概率Pij，再得出I(r)和lnI(r)（表3）。最后，以lnK为横坐标、lnN(r)为纵坐标绘制容量维双对数散点图，以lnK为横坐标、lnI(r)为纵坐标绘制信息维双对数散点图，得出容量维和信息维的拟合方程（图1）。

图1 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网格维数双对数散点图Figure 1 Double logarithmic scatter diagram of grid dimension of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表3 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网格维数测算数据Table 3 Grid dimension calculation data of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由图1可知，研究区内文化旅游资源在测定尺度内存在显著无标度区间，符合分形维度的数量意义，反映其在空间上具有分形特征。由图1（a）可知，判定系数R2为0.996 9，容量维值为1.716 4，表明文化旅游资源在省域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性。由图1（b）可知，判定系数R2为0.974 1，信息维值0.650 6，远小于容量维值1.716 4，表明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呈现不等概率分布，分形结构较为复杂，且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呈现多中心聚集特征，这可能与湖北文旅资源向某些地理要素集中分布的趋势有关。

2.3 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

利用ArcGIS 10.6 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分别从总体上和按资源类别对湖北省文旅资源进行核密度估计，得到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核密度图和湖北省3类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核密度图（图2）。

从总体看，湖北省文旅资源在空间格局上呈现聚集形态，呈现“一带单核多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1个高密度核心区为武汉中部，5 个次级密度中心区分别是恩施州南部、黄冈北部、黄石、荆州西北部和宜昌中部；带状分布区为武汉城市圈“黄冈—武汉—鄂州—黄石—咸宁”带，其中“武汉—鄂州—黄石”一带趋于长江分布。武汉市高密度核心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包括武昌区、江汉区和江岸区。尽管武汉的文化旅游资源数量不是最多，但聚集度最高，分布最为集中，因此在武汉形成了唯一的高密度核心区。恩施州文化旅游资源最多，但聚集度明显低于武汉，形成了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的高值区，但并非高密度核心区。恩施州次级密度中心区主要分布在阿蓬江、冷水河、忠建河等附近，包括恩施市、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等。恩施州位于土苗文化圈，长期以来一直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其文化旅游资源类型以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类为主[31]。黄冈市次级密度中心区主要分布在大别山地区，主要包括红安县和麻城。红安县和麻城红色文化资源颇为丰富，且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古建筑和古民居，因此形成次级密度中心区。黄石市次级密度中心区主要分布在大冶湖周边，主要包括大冶市、阳新县、铁山区等。荆州市次级密度中心区主要分布在长江、长湖沿岸和太湖港，主要包括荆州区和沙市区。宜昌市次级密度中心区主要分布在巫山西侧及长江和卷桥河沿岸，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

遗址遗迹类资源呈现“单核多中心”分散分布的空间格局，其中单核是以武汉为核心形成的高密度核心区；多中心包括十堰北部、襄阳中部、随州中南部、孝感与黄冈交界处、荆州与宜昌交界处5个次级密度中心区。武汉的遗址遗迹类资源以近代以来的革命遗存为主，包括辛亥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战时期的文化旅游资源。襄阳、随州、荆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都留有珍贵的文物古迹，例如襄阳的“古隆中”、随州的擂鼓墩古墓群、荆州的郢城遗址。

人文活动类资源主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形成“一带双核”的分布格局，在武汉和宜昌高度聚集，形成两个高密度核心区；带状分布区域主要在宜昌—荆州西北部—潜江—天门和仙桃—武汉—鄂州一带，沿长江和汉江分布，在长江与汉江交界处分布尤为集中。长江流经宽阔富庶的江汉平原，且沿江一带交通便利，丰沛的雨水与温和的气候孕育了发达的农耕文明，自古以来是鱼米之乡，劳动人民正是基于其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以楚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形成了沿江带状分布结构。宜昌是长江上游和下游的分界点，位于荆楚文化圈、巴楚文化圈和土苗文化圈的交界处，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样，数量较多，因此形成高密度核心区。武汉建城已有3 500年，自古以来商业发达，可供观赏的民间技艺较多，例如龙舞（高龙）、武汉杂技、庙会等。

历史建筑和文化空间类资源数量最多，大致形成了“两带两核两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东侧带状区域与湖北省文化旅游资源总体的带状分布区域一致，西侧带状区域沿巫山东侧向南延伸，进入武陵山区；2个高密度核心区由鄂东北的红安县和麻城以及鄂西南的恩施州大部构成；武汉主城区为次级密度中心区，黄石的阳新县、大冶市与咸宁的通山县、咸安区集中连片形成另外的次级密度中心区，鄂州为两个次级密度中心区的塌陷区。黄冈高密度核心区与武汉次级密度中心区相连，形成了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集聚片区。黄冈地处鄂豫皖交界地带，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因此革命文化资源较多。恩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保存古民居和古建筑的显著优越性，拥有众多中国传统村落，且集中分布在宣恩县、来凤县和咸丰县。

3 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地理环境分布特征

结合研究区实际与数据可获得性，选取高程、坡度、距河流的距离等8个因子作为自变量，以文化旅游资源的核密度为因变量，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湖北省文旅资源分布格局与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程度。结果显示，P值均为0，均较显著；地理环境因子的解释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体量、坡度、距公路的距离、高程、年降水量、距河流的距离、风速、气温。

3.1 自然环境

3.1.1 地形地貌条件影响下的分布特征

高程（q= 0.202 3，P= 0.00）与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密度的相关性较强，总体呈负相关。根据相关研究[32]，可将湖北省高程值分为4 个等级。基于ArcGIS 10.6 平台，将文化旅游资源点与湖北省30 m 分辨率DEM高程数据进行叠加，结果如图3所示。使用提取工具提取文化旅游资源高程。经统计分析并结合图3可知，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的平均高程为370.693 m；60.09%、17.31%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别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500 ～ 1 000 m的区域内，而1 000 m以上的区域仅有5.58%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湖北省地貌类型丰富多样，文化旅游资源在鄂西山地、鄂东北低山丘陵和鄂东南低山丘陵广泛分布，且大多位于山间低洼地带，其中恩施州的地形更为复杂，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因此众多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类资源得以保存；江汉平原分布了众多人文活动类资源，这是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开阔，孕育了农耕文明，同时衍生出了传统口头文学、社会实践、节庆和历法等人文活动类资源。

图3 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与地形地势关系图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opography in Hubei province

坡度（q= 0.228 1，P= 0.00）是影响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异最主要的自然因素，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利用DEM高程数据，将坡度信息按文化旅游资源点提取并进行分等级统计（图4）。由图4可知，湖北省文旅资源的总量、不同类型的数量在不同等级坡度上的分布特征有较强的一致性，约有85.98%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在0 ～ 15°的范围内，35 ～ 45°的坡度范围内仅有0.86%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45°坡度以上没有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的建设对坡度的要求较高，位于平坡或缓坡的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更加安全稳固。由此不难看出，地形地貌条件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异具有较大影响，湖北省文旅资源主要分布在平原以及高山的沟谷地带等坡度较小的地区。

图4 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不同坡度分布数量统计Figure 4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slope distribution quantity of high-grad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3.1.2 河网水系影响下的分布特征

距河流的距离（q= 0.193 1，P= 0.00）与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相关性一般。水是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利用ArcGIS 10.6中的缓冲区分析工具对湖北省河流设置不同距离的缓冲区，通过图层中“按位置选择”统计文化旅游资源落入缓冲区范围内的数量。经统计，有349个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在1 km缓冲区内，占总数的49.93%；有533个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在2 km缓冲区内，占总数的76.25%。可以看出，湖北省文旅资源与河流分布具有良好的耦合性，呈现出趋水性的分布特征。距河流的距离对湖北省文旅资源空间分异的影响一般，主要是由于湖北省有长江横贯，汉江斜穿，清江滋养着土苗文化圈，省内水系发达，河湖众多。

3.1.3 气候条件影响下的分布特征

年降水量（q= 0.195 8，P= 0.00）与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密度的相关性较强。降水量的大小会影响河流水系的密度、径流量等[33]。29.18%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在年降水量2 000 mm以上的地区，47.07%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在年降水量1 500 ～ 2 000 mm的地区，其他23.75%的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在年降水量1 500 mm以下的地区。气温（q= 0.092 0，P= 0.00）对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的影响较小。平均气温15 ～ 19℃的地区分布了78.82%的文化旅游资源，15 ℃以下的地区仅分布了21.03%的文化旅游资源。气温的高低影响古代农业生产，也是影响人们出游的一个最重要的气候因素[34-35]。风速（q= 0.092 3，P= 0.00）对湖北省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的影响较弱，与湖北省文旅资源密度呈负相关，即风速较小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密度较大。综上所述，湖北省文旅资源多分布在气候温暖湿润、风速较小的地区。

3.2 人文环境

3.2.1 经济体量影响下的分布特征

GDP（q= 0.255 6，P= 0.00）是影响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最主要的因素，解释力最强。从全省尺度的分布密度来看，1 000 m空间分辨率下的GDP与湖北省文旅资源密度大致呈正相关关系。湖北省文旅资源分布密度最高值位于省内经济体量最大的武汉市主城区；同样，湖北省文旅资源在其他地级市、州的主城区分布密度高于周边县区，在乡村地区的分布则更为分散。在湖北省文旅资源中，历史建筑与文化空间类、遗址遗迹类资源占比达到82.83%，这两类资源需要长期的维护和修缮。所在地区的经济体量越大，越可能拥有更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其进行维护，也就越可能保持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同时，经济发展活力大的地区产生创意文化的概率也较高，创意文化空间也就越多。从资源数量分布来看，恩施州是一个异常值，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却保存了大量传统古村落，这是由于恩施州地形复杂，可进入性较差，长期以来未能将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因此在恩施州产生了资源数量与经济体量的明显错位。综上，湖北省在进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时应注重资金的投入与分配，把握好活化开发与原真性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

3.2.2 交通条件影响下的分布特征

距公路的距离（q= 0.220 2，P= 0.00）是影响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的次要人文因素。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现今多数公路交通是在历史时期原有大道或驿道的基础上形成的[36-37]。使用缓冲区工具对湖北省内公路设置不同距离的缓冲区，发现位于武汉市内“上海—聂拉木”公路和武珞路沿线1 km缓冲区范围内的文化旅游资源密度值最大，公路2 km缓冲区以外有22.32%的文化旅游资源，公路缓冲区5 km以外仅分布有2.72%的文化旅游资源。可见，距公路的距离与文化旅游资源密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注重区域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加强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文化旅游资源服务范围的拓宽以及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3.2.3 历史文化条件影响下的分布特征

由于历史文化条件衡量标准复杂，难以选取合适的表征数值，故采用定性的方法分析历史文化条件对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才能留下与之相关的遗址遗迹和历史建筑，并在当今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衍生出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创意文化空间。武汉是高密度核心区，盘龙城遗址建城有3 500年的历史；汉口曾有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租界区，留下了江汉关大楼、大智门火车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昌打响，且武汉曾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因此武汉革命文化遗存丰富且价值较高，如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起义门、八七会议会址、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等。黄冈是中共早期建党活动的重要驻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黄麻起义”、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发生地，拥有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李先念故居、董必武故居等革命文化场所。黄石有悠久的矿冶文化，铜录山古铜矿遗址、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等遗存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荆州是荆楚文化最早的中心地，留有以楚纪南故城、荆州古城墙和荆州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资源，集中展现了瑰丽奇异的荆楚文化。

3.3 交互探测分析

交互探测分析结果显示，任意两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q值均大于单因子的q值。具体来看，坡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q值均大于单因子q值，但只有与气温和风速的交互类型属于非线性增强，其中，坡度与气温交互作用q值最高（0.486 2）。对于年降水量而言，除与风速和GDP的交互类型属于双因子增强外，其余均属于非线性增强，且各交互作用q值均值为0.372 5，大于降水量单一因子q值（0.195 8）。DEM与气温交互作用q值为0.469 8，两者对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达46.98%。总之，不同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的解释力都大于单因子的解释力。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借助ArcGIS 10.6空间分析工具，运用泰森多边形方法、最近邻指数、网格维数模型、核密度分析方法探讨了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和缓冲区分析工具探究了湖北省文旅资源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不同类型资源集聚形态有所差异，空间集聚位置受长江“核心-边缘”辐射作用明显。

（2）湖北省文旅资源分形特征明显，因地区的地形地貌条件或地区经济体量的差异，湖北省文旅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且分形结构较为复杂，具有沿河谷、公路、河流等地理线分布的趋势。

（3）湖北省文旅资源大致形成了以武汉为核心的高密度区，以恩施州南部、黄冈市大别山片区、黄石市、荆州市西北部和宜昌市中部为中心的次级密度区，总体呈现“一带单核多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

（4）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地形地貌、河流、气候等自然环境，交通、经济体量、历史文化等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各因子共同作用形成湖北省文旅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经济体量与湖北省文旅资源密度的空间分异相关性最强，“就低”“趋水”“近路”是湖北省文旅资源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特征。

4.2 讨论

文化旅游资源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传统村落保护指导意见等，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重经济轻文化、未能充分挖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现象。武汉市汉口近代建筑群、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A级景区等在实现文旅资源整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湖北省其他有关地区也应加快文化旅游资源的系统性开发利用，形成集聚片区。

本研究可对湖北省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的优化及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由本研究可知，湖北省文旅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其直接原因是先天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同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但在后期可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文化空间的营造推动其均衡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湖北省作为长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之一，有必要从多个角度对省内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今后湖北省在推进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可借助建设长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的契机，加强地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统筹全省文化旅游资源，深挖旅游价值。应重点开发黄冈—武汉—鄂州—黄石—咸宁一带，加强区际联系，形成文化旅游集聚片区，打造湖北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在鄂中的低密度区，首先加强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然后通过挖掘文化内涵或营建主题文化旅游空间，丰富当地文化旅游资源；鄂西地区山地众多，河谷纵横，应首先考察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发文旅资源。

一方面，本研究从多个官方名录中选取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使文化旅游资源的统计更加全面；揭示了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及其关联程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另一方面，本研究仅对高等级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特征进行了探索，未能覆盖全部文旅资源，使得研究略显不足，后续还需扩大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范围；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无形资源，其坐标位置难以准确定位，未来有待深入研究更加科学合理的定位方法；本研究主要从宏观视角分析湖北省高等级文化旅游资源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仅使用2019年截面数据进行探讨，今后可多方查阅历史资料，从历史年代的角度进行更全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