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思琪，李积普，谢红彬*，刘 强

（1.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福建 福州 350007）

目前，中国已有69个城市被认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过度开采使得部分城市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陷入困局[1]。建设矿山公园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的重要举措，承担着保护矿业遗迹、弘扬矿业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与带动经济发展等作用[2]。随着国家矿山公园建设工作的推进，学界的研究主题从矿业遗迹资源调查[3-4]和公园建设规划[5-6]逐渐转向效益评价等[7]，但评价往往侧重于经济、社会、生态某一维度，少有将3维度进行综合分析评价。而可持续发展评价恰恰是一种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维协调统一的综合评价。作为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的重要环节，可持续发展评价持续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从评价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8-9]发展到近年的评价实践[10-11]，理论与实践兼备，评价对象涉及多空间尺度[12-13]和多产业[14-15]。在旅游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始终是研究热点，评价对象既针对某一区域或城市[16-17]，又涉及不同旅游类型如海岛旅游[18]、温泉旅游[19]、生态旅游[20]、乡村旅游[21-22]等。可持续发展评价是辅助政策选择、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的有效工具[23]。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是公众广泛参与决策[24]。故可持续发展评价离不开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解析，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为其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自1984年Freeman[25]正式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其理论应用从公司管理逐渐扩展到旅游开发等领域。在旅游研究方面，该理论以社会责任为立足点，指出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土地纠纷、利益分配、产权冲突等各种利益掣肘问题[26-27]。然而目前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多集中于乡村旅游、生态旅游、自然遗产地或风景名胜区等[28-35]，对矿山公园旅游这一主题关注不足。矿山公园是指矿业废弃地修复生态环境后，政府支持建设的以展示地质遗迹和矿业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等生产活动的史迹、遗迹、遗址等景观为主体，可供人们游览观赏、科学考察的特定空间地域[36]。矿山公园的建设和旅游开发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矿区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促进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终实现矿区可持续发展。然而，作为一类特殊景区，矿山公园开发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且风险高，所涉利益相关者关系复杂。《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南》（GB/T 41011-2021）指出，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是遵循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原则，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合理诉求，实现旅游景区综合效益最大化、负面影响最小化的发展模式[37]。若旅游地某一利益相关者态度和行为发生变化，就会带动其他利益相关者随之变化，甚至可能打破彼此之间的动态平衡[38]。若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参与过程中利益诉求难以协调一致，必然会阻碍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因此，从利益相关者入手，分析矿山公园开发建设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及障碍是矿山公园旅游研究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在分析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以遂昌国家矿山公园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既可丰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也可为矿山公园旅游发展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1 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关系

1.1 利益相关者划分

矿山公园兼具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功能，因此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矿业废弃地修复（棕地重建）所涉及利益相关者，又不可忽视旅游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类型。Alker等[39]将棕地重建过程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开发、专业、管理和其他相关者4类；宋瑞[40]将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3个层次，其中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社区、旅游企业、保护区、非政府组织、旅游者、政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深入了解矿山公园经营管理特点，根据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性质及利益诉求共性与差异性，将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归纳为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压力团体和社区居民4类。

1.2 利益相关者关系分析

政府部门主要包括经济、文化旅游、资源环境、文物、交通及住建等管理部门，在矿山公园发展政策制定、矿业废弃地修复投资、矿山公园管理与旅游开发、行业标准制定与实施及矿山公园旅游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调等方面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0-41]。相关企业包括矿区旅游经营企业、旅游从业者、当地其他企业等，其从矿山公园旅游开发经营中获利，是矿山公园最大的受益者[40]，但面对旅游开发经营中的环境压力须承担更大责任[42]。社区居民主要包括从事矿产相关行业和居住在矿区周边的居民，与矿山公园既是邻里关系又存在工作互动关系，通过参与矿山公园旅游开发分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同时，社区居民也是当地社会人文环境的一部分，矿山公园旅游开发势必对当地社区居民及社会经济文化产生影响[35,43]。压力团体主要包括旅游者、社会公众、媒体和非政府机构等，对旅游发展起监督和协助作用，是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44]。

在参与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公园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等复杂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既是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又会产生障碍。一方面，各利益相关者希望矿山公园实现可持续发展，力求为矿山公园发展做出贡献并从中获取共同利益，因此产生系统集聚力。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相互关联一致但又各有侧重（例如，同为生态效益诉求，政府部门注重于宏观区域生态修复与保护，而居民则更关注社区生态环境改善），其中各方相左的利益诉求可能引发系统离散力，从而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产生障碍。因此，从利益相关者及其诉求角度看，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是影响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关系Figure 1 Stakeholder structu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park tourism

2 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2.1 评价框架

整个评价体系围绕利益相关者展开，如图2所示，根据利益相关者组成（见图1）与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诉求建立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前已述及，矿山公园开发至建设经营过程涉及诸多环节，利益相关者间关系复杂且作用不一。因此在针对指标体系的计算中，首先测量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指标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并计算可持续发展指数。然而，仅凭贡献度与整体的发展水平评价无法全面反映利益相关者的多维度作用，还需测量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指标之间的关联度，了解利益相关者间的摩擦力，测量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指标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度，了解利益相关者间的离散力。通过对利益相关者及利益诉求指标的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进行综合分析诊断，找准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的主要症结，深刻理解利益相关者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图2 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Figure 2 Evaluation framework on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park

2.2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各利益相关者涉及的具体利益诉求，结合矿山公园旅游的特点和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以“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目标层）-利益相关者（准则层）-利益诉求（方案层/指标层）”为系统框架，按照指标的普遍性、可测性、可对比原则，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文献频率统计、专家咨询论证、实地调查、专家打分、指标筛选等一系列步骤[16,45-46]，构建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mining park tourism

2.3 利益相关者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分析

2.3.1 利益相关者及利益诉求指标贡献度分析

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所收集的定量和定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AHP法向旅游领域专家学者进行问卷咨询，并采用1～9标度法对各指标重要性评分。数据标准化处理及权重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评价指标标准化结果及权重值Table 2 Standardization results and weight value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贡献度是指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指标在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贡献水平，得分越高表明其贡献越大。采用加权函数法计算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指标贡献度，并计算出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计算公式为

式中，i表示单项利益诉求指标，j表示各利益相关者，Yi为单项指标贡献度；wi为利益诉求指标权重；xi为利益诉求指标标准化结果；n代表利益诉求指标数量；Z为可持续发展指数，代表矿山公园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水平；Fj代表利益相关者贡献度；m为利益相关者数量；wj为利益相关者权重。一般来说，Z值越高代表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越好。

2.3.2 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评价指标关联度分析

引入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各利益相关者及具体利益诉求指标关联度，了解指标之间的摩擦力大小，从而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解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耦合机制。计算公式为

式中，γ为关联度，k为指标序号，xo(k)为因素xo关于第k个指标的观测数据。xo(k)和xs(k)分别是比较数列和参考数列的无量纲值，文中选取S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参考数列，用以与其余指标（比较数列）的计算。ξ(xo(k), xs(k))为关联系数，γ(xo,xs)是xo与xs的灰色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表示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关系越密切。

2.3.3 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评价指标障碍度分析

在贡献度和关联度评价基础上诊断影响旅游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引入障碍度模型，计算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指标在旅游发展中的障碍作用[47-49]。

其中，Ui指因子贡献度，即单因素指标对总目标的权重；Vi是指标偏离度，表示单因素指标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设为100%与单项指标标准化值之差；xi为利益诉求指标标准化结果；Hi为单项指标障碍度；Ij为准则层，即利益相关者障碍度。

3 实例验证

遂昌国家矿山公园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东北部，距遂昌县城16 km，距杭州市260 km。公园占地总面积33.6 km2，采冶历史悠久，拥有宋、明和清等时代诸多采矿遗迹。2005年，公园成为首批国家矿山公园，2007年建成开园，并于2008年获评4A级景区，被誉为“江南第一金矿”。遂昌国家矿山公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资源枯竭矿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许多有益探索，在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工业遗产再利用等方面积累了先进经验，是市场化运作最早、最规范、最成熟、最有成效的矿山公园之一。以遂昌国家矿山公园作为案例地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3.1 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数分析

根据各利益诉求评价指标数值和权重，计算得出各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图3）。根据公式（3）得出遂昌国家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数为0.676，按照综合等级划分标准[35,44]判断，遂昌国家矿山公园旅游处于基本可持续发展阶段，初具可持续发展潜力，但整体水平有待提升。2010年之前，国家矿山公园这一战略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公园建设普遍以展示生态修复成果和矿业遗迹景观为主，面临开发形式单一和特色不明的瓶颈。2010年后，发展转向特色化和综合化，开始挖掘矿业遗迹资源的独特性与文化内涵，步入特色开发阶段[2]。遂昌国家矿山公园早在2008年获评4A景区后就开始进行特色民俗文化挖掘与综合化旅游开发探索，其发展步调领先于国内其他矿山公园，对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兼顾使得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然而，限制其充分发挥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因素有待进一步探究。

图3 利益相关者发展贡献度、关联度、障碍度Figure 3 Contribution, correlation and obstacle degree of interest group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2 各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从贡献度看，四大利益相关者中，政府部门对于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最大，达0.215，领先于其他三大利益相关者。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和管理者，在矿山公园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国家矿山公园申报工作起，当地政府主持规划建设，多部门通力合作，并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中国将矿山公园建设作为一项全国范围的整体战略，由原国土资源部牵头建设，故而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既是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决策者和监督者[50]，又是建设资金的支持者，对矿山公园发展影响显著。相关企业对旅游发展贡献度为0.191，其作为旅游经营管理主体，负责矿山公园的投入、开发、建设与管理，其贡献度仅次于政府部门。压力团体作为矿山公园发展的协助监督者，因执法权力和约束力不足，其发展贡献度为0.150，低于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位列第三。社区居民的发展贡献度仅为0.119，居民大多受认知水平限制，只关注自身短期利益，而忽视矿山公园建设的长期利好，所以对旅游发展贡献最小。撒丁岛地质与采矿公园的建成与后续发展与公众监督息息相关[51]，若在遂昌国家矿山公园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能实现更多公众参与，无疑对实现其旅游可持续发展有更强促进作用。

从关联度看，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关联度分别为8.703和8.400，位列第一、二位（见图3）。相关企业是矿山公园景区的旅游经营管理主体，肩负景区正常运营、产品开发、宣传营销等职责，因此关联度最高。政府部门在旅游发展规划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利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如旅游管理部门兼有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市场监督和宣传推广等众多职责，因此关联性也较强。压力团体排名第三，关联度达5.446。压力团体是景区旅游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其中既包含可促进景区提质升级的旅游消费者，又包含宣传矿山公园、监督政府行为、反映当地居民诉求的社会媒体或公众。因此，压力团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密切，但在旅游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故关联程度一般。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话语权不足，参与度较低，其关联度最低，仅为4.608。

从障碍度看，政府部门、相关企业、社区居民、压力团体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度分别为0.265、0.337、0.157、0.241，如图3 所示，相关企业成为阻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利益相关者。矿山公园旅游发展除了受经营企业主导外，还受到矿山集团其他企业（如矿业开发、贵金属深加工、房地产开发、铸造等企业）的掣肘，因此障碍度最高。资源环境、经济管理、文化旅游、交通、住建、文物保护等政府部门对矿山公园旅游发展都具有话语权，多头管理使得政府部门障碍度排名第二。压力团体排名第三，旅游者消费需求对矿山公园旅游发展产生直接显著影响，进而导致整体障碍度较高。相比之下，社区居民障碍作用最低，主要因为矿山公园土地使用权归属国有企业，无论是在政府政策制定环节还是在矿山公园旅游开发环节，居民参与度相对不足，因此在矿山公园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作用发挥不充分，障碍度最小。

3.3 各利益诉求评价指标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依据各利益相关者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关联度与障碍度，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总体判断，进而探讨具体利益诉求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正负作用程度，并进行分类比较，以准确把握不同利益团体关键诉求或关注重点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将各评价指标的贡献度、关联度与障碍度计算结果相对其所在准则层（利益相关者）内平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指标贡献度、关联度、障碍度标准化结果Figure 4 Standardization results of indicators contribution, correlation and obstacle degree

因贡献度和关联度在旅游发展中起正向推动作用，障碍度则表现为负向影响作用，故综合旅游发展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标准化结果，得出综合影响值(贡献度＋关联度－障碍度)，结果如图5所示。综合影响值呈正值表明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大于其负向影响，数值越大即代表推动作用越大；综合影响值呈负值则表明其负向影响大于正向推动，且数值越小负向作用越大。

图5 评价指标综合影响值Figure 5 Combined impact value of indicators

（1）政府部门

由图5（a）可见，政府部门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正向综合影响最为显著的指标为当地人均旅游收入（S5）和公园绿化率（S12）。一方面，人均旅游收入较高意味着游客在当地旅游消费开支较大，表明当地旅游业发展环境较好，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较高，这些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旅游业发展规划完善程度（S8）的综合影响值较高也进一步印证了政府部门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另一方面，公园绿化率较高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矿区生态修复和矿山公园建设的重视与支持，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在综合影响值为负的指标中，旅游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S7）偏低，意味着当地政府带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还有较大空间。

（2）相关企业

相关企业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正向综合影响最为显著的指标为矿区其他企业支持旅游发展比例（S29）、旅游收入占所有企业总收入比重（S30）及旅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识（S20），在图5（b）中这3项指标较为突出，3项指标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贡献度较大。矿山公园建设投资大、周期长，需要矿区相关企业多方支持。旅游收入占所有企业总收入占比较高，意味着矿山公园旅游发展经济效益较好。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企业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具有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长远眼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对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旅游服务接待规模（S21）的综合影响值最低，是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矿山公园建设周期长，建设初期“边开采，边修复”，因此园区现有规模有限，旅游服务设施需进一步完善。这也使得矿山公园旅游投入产出比（S15）障碍度较高，对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同样，矿山公园非门票收入占旅游收入比重（S19）障碍度亦显著高于其他指标，表明矿山公园除了门票经济之外，旅游配套服务不完善，旅游附加值不高，直接影响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

（3）社区居民

由图5（c）可见，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S38）和对公园旅游发展前景认知程度（S32）的综合影响值显著大于其他指标，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但从旅游发展决策参与力度（S35）来看，社区居民仍未能在公园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导致旅游从业人员中社区居民比重（S36）较低，从而制约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现状，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旅游业相关岗位，鼓励居民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可增加旅游从业人员中社区居民比重，进而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将其支持发展的意识转化为支持发展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矿山转型过程中当地矿工的再就业问题。

（4）压力团体

由图5（d）可见，压力团体各项诉求整体影响较为均衡，游客对公园自然环境满意度（S39）、公园管理服务满意度（S40）及旅游交通便捷程度（S45）对矿山公园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起正向影响。一方面，政府对矿山公园建设的重视与扶持改善了公园环境、旅游服务设施及公园交通可达性，从而提高了游客满意度和口碑，对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较显著的短板为公园门票价格合理程度（S44），该指标降低了游客对矿山公园的满意度，进一步印证矿山公园主要依赖“门票经济”、旅游服务与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社会生态教育功能不完善等对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

3.4 针对各利益诉求类型的对策

上述分析围绕单个指标展开，虽可从微观认识不同影响因素，但在宏观调控中仍需明确指标间共性，以寻求不同阶段着力点。综合旅游发展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计算结果，贡献度和关联度在旅游发展中起正向推动作用，故指标结果从大到小排名前20的分别为高贡献度和高关联度指标，其余分别为低贡献度和低关联度指标；障碍度在旅游发展中起负向作用，故指标结果从小到大排名前20的为低障碍度指标，其余为高障碍度指标。根据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对评价指标进行综合排名，划分为不同等级。在归纳过程中，绝大部分指标贡献度与关联度较为一致，为便于后续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改进提升，只将贡献度与关联度一致的指标进行分类，再将剩余指标归为一类，最终归纳出“高高低”型、“高高高”型、“低低低”型、“低低高”型、其他型等5种利益诉求类型（图6）。

图6 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Figure 6 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park tourism

（1）“高高低”型

该类型利益诉求指标是当前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支撑，是遂昌国家矿山公园旅游达到初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地人均旅游收入（S5）、公园绿化率（S12）、矿区其他企业支持矿山公园发展旅游比例（S29）、旅游收入占所有企业总收入比重（S30）、社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S38）、当地旅游收入增长率（S6）、对矿山公园旅游发展前景认知程度（S32）、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S3）和矿业遗迹历史文化价值（S10）等9个指标属于高贡献度、高关联度、低障碍度指标，这些指标对遂昌国家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正向作用，是矿山公园旅游发展的核心指标，应采取“以保促稳”发展策略，稳定这些指标才能为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2）“高高高”型

该类型利益诉求指标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正向贡献和影响关联都较高，当利益诉求不被满足时障碍作用也较大。该类型指标包括旅游业发展规划完善程度（S8）、公园自然环境满意度（S39）、旅游对经济综合贡献率（S4）、公园管理服务满意度（S40）、社区居民对矿山旅游发展支持力度（S34）、矿山公园旅游投入产出比（S15）、公园旅游安全满意度（S41）、景区矿业遗迹满意度（S43）、景区游乐设施满意度（S42）等9个指标。这些指标的改善对旅游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反之，会产生较强阻碍作用，是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3）“低低低”型

该类型利益诉求指标是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潜力部分，包括旅游交通便捷程度（S45）、公园内通讯水平（S16）、企业投资环境（S22）、矿业遗迹完整性与知名度（S11）、自媒体等在旅游发展中推动作用（S46）、矿山旅游从业者平均收入（S25）、吸引投资多样化程度（S23）、第三方监督作用（S47）、公园内游客空间密度（S28）、矿山旅游从业者平均受教育程度（S27）等10个指标。当前这些指标贡献度和障碍度均较低，是未来矿山公园旅游发展需要提升的方面。

（4）“低低高”型

该类型利益诉求指标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负向影响较大，包括旅游从业居民收入提升幅度（S37）、矿山旅游行业归属感（S26）、旅游发展决策参与力度（S35）、旅游金融市场规模（S2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S14）、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S2）、居民生活环境变化程度（S31）、环保资金投入占总投入比重（S17）、生物多样性指数（S1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S1）、旅游从业人员中社区居民占比（S36）、矿山公园游客接待量增长率（S18）、旅游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S7）、矿业旅游资源优势度（S9）、旅游服务接待规模（S21）等15 个指标。这些指标是矿山公园旅游发展最突出的短板，是掣肘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症结。

（5）其他型

该类型利益诉求指标包括当地社区知名度提升幅度（S33）、旅游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识（S20）、矿山公园非门票收入占旅游收入比重（S19）、门票价格合理程度（S44）4个指标，应加强此类指标同其他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并提升指标贡献度。

总体而言，如图6所示，针对各利益诉求类型有不同的对策建议，且5种类型及对策可进一步概括为促进发展的现阶段着力点与可供突破的未来发展点，不同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的关注点。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矿山公园旅游开发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为出发点，按照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将其归纳为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压力团体和社区居民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根据4种不同利益相关者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等方面诉求建立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初步判断，建立评价模型分析各利益相关者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通过3种维度组合计算指标综合影响值，并排序归类，深入探讨影响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实例验证，证实该评价体系具有较好信度及实践意义。结论如下：

（1）遂昌国家矿山公园旅游基本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初具发展潜力。

（2）各类利益相关者群体对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不同，其中政府部门贡献度最大，相关企业次之。而相关企业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关联度和障碍度最高。压力团体和社区居民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均较低，对矿山公园旅游开发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足，对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明显。

（3）利益相关者自身不同利益诉求指标对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政府部门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及公园生态修复的重视促进了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企业的协助、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对公园旅游发展前景的认知程度也起到正向影响作用。但同时社区居民旅游发展决策参与度较低，制约了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

（4）按照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排序归类，将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进一步划分为“高高低”“高高高”“低低低”“低低高”及其他型5种指标类型。“高高低”型指标是矿山公园旅游发展的核心指标，应争取“以保促稳”发展战略；“高高高”型指标是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低低低”型指标是未来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的方面；“低低高”型指标是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应重点加以突破。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矿山公园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议：

（1）完善各类机制，引导多方参与

在矿山公园旅游发展中，首先应完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正确引导当地居民和压力团体参与矿山公园开发建设；其次，形成利益共享机制，构建公正的利益分配体系，保障各利益相关者合法合理的利益实现；第三，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导向作用，及时发现并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2）明确角色定位，加强责任分担

政府应加快理顺相关部门间的权责利关系，深入“放管服”改革，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矿山公园建设。相关企业应提升企业间协调认知水平，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带动当地社区发展。社区居民应注重自身权利保障以及能力与水平的提升，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压力团体一方面应着力培育旅游市场，另一方面应加大对矿山公园旅游发展的监督作用。

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印证了宋瑞[40]在分析中国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时指出的保护地在处理与社区关系上有所欠缺。从生态环境建设到生态文明建设，矿山公园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不仅体现在职能分配和利益分配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民众参与管理意识的转变，见微知著，整个矿业旅游发展依旧面临着很多问题与挑战，而这些问题为后续矿业旅游政策制定与发展水平提升指明了方向。

前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对象多为自然禀赋良好的自然遗产地[27]或风景名胜区[28]等。本研究选取由生态破坏严重的矿业废弃地修复而成的矿山公园作为研究对象，恰恰符合葛全胜等[52]提出的观点，即自然禀赋不同的区域其旅游发展趋势和特征不同，故未来应注重对于差异化自然人文环境下的旅游发展机制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引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贡献度、关联度和障碍度3方面展开分析，综合考量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影响，有助于利用评价指导实践发展，克服了以往学者多从贡献度或者障碍度单方面入手较少考虑利益相关者能动集合体特性的缺陷。然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是一项复杂而又综合的课题，因受研究能力、数据获取和时间等方面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如在指标设置及量化方法等方面还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