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鲜峰

摘 要：苏轼、苏辙早年两度在父亲苏洵陪同下赴京师远游，饱览了终南山、华山、黄河、长江等名山大川及沿途的其他自然景观，游览了寺庙道观、亭台楼阁、古代遗迹等人文景观，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所接触和了解。两次远游对苏轼、苏辙的教育影响呈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是儒家入世思想与佛道出世思想的冲击与碰撞，其二是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加深，其三是文学修养的提高。

关键词：宋代教育；苏轼；苏辙；远游

远游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孔子、孟子均有周游列国的经历，史家司马迁早年曾云游天下，魏晋名士多寄情山水、崇尚玄游，唐代诗人在青年时期也多漫游四方。随着中唐以降门第社会逐渐瓦解，进入宋代，士绅阶层取代贵族阶层，求学者与应举士子不断增加，远游现象也日益频繁，呈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特征。苏轼、苏辙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代表，其远游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社会与教育的新变。

一、苏轼、苏辙早年远游概述

在苏轼、苏辙的青年时期，曾两次出蜀，在父亲苏洵陪同下赴京师远游。

这一时期正值北宋中叶，政治形势相对平稳，宋辽边境因“澶渊之盟”的缔结而获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宋与西夏则爆发了数次战争；经济方面，经过北宋初年的休养和调整，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交通网络日益发达，但与此同时，与西夏的战争及国内大兴土木也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文化教育方面，宋代实施“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官私教育均得到长足发展，科举制度日益完善，佛道两教亦颇为兴盛。苏轼、苏辙的两次远游，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

这两次出游固然还有其他重要的目的，其中前一次为应举，后一次为候官，但三苏父子显然也自觉地把这样的长途出游当作极好的教育机会。苏辙在第一次出游后所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即坦言：“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可见远游本身的教育意义对于苏轼、苏辙兄弟而言并不亚于应举与候官。两次出游的路线如图一所示。

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三苏父子离开眉山，首次赴京师开封府参加科举。[1]此时苏轼21岁，苏辙18岁。父子三人在成都略作停留，北上过剑门关、明月峡，翻越秦岭，至凤翔府，东行过长安、潼关、洛阳等地，五六月间抵达京师。[2]宋代科举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苏轼、苏辙在当年秋季顺利通过解试。次年正月，二人又通过礼部主持的省试，苏轼更是深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三月，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苏轼兄弟皆进士及第。此后不久，苏轼兄弟母亲程夫人病逝的消息传来，三苏父子仓皇赶回眉山。

办理完母亲的丧事后，苏轼、苏辙在家守孝三年。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兄弟再度与父亲出蜀，此次有家小同行，故前半程选择走水路。三苏父子乘船顺流而下，行经嘉州、泸州、渝州、涪州，过长江三峡，于十二月上旬抵达江陵。一路上，三苏父子且走且停，饱览沿途风景名胜。抵达江陵时已是年末，遂在此停留月余，次年正月取道陆路北上，过襄阳、唐州、许州等地，[3]于二月中旬抵达京师。

二、山水与人文：远游途中的见闻

苏轼、苏辙两次远游的足迹跨越今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五个省份，二人饱览了沿途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也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即苏轼所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

（一）自然景观

蘇轼、苏辙两次远游所取路线不同，所见自然景观迥然相异，极大地开阔了苏轼兄弟的眼界。

首先是名山。三苏父子第一次远游取道陆路，沿途多为崇山峻岭。艰苦跋涉之余，苏轼、苏辙也饱览了太白山、终南山、华山、嵩山等名山的壮丽风景。第二次远游先取道水路，江上看山，又别是一番景致。行经巫山时，三苏父子特地舍舟登岸，攀援上山。停留襄阳期间，父子三人共同游览了城东南的岘山。此山因西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而闻名，更有唐代诗人孟浩然留下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名句。苏轼在山上极目远眺平旷的原野，思绪万千，发出了“登高忽惆怅，千载意有偶”（《岘山》）的感慨。

其次是江河。首次出蜀时，在三苏父子翻过秦岭之后，即沿黄河南岸前行。苏辙曾写道，自己“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上枢密韩太尉书》），可见汹涌的黄河之水给年轻的苏辙所带来的震撼。第二次出蜀则是取道长江，苏轼兄弟在诗文中对沿途的江景有生动的描绘。如苏轼《出峡》一诗谈及入峡与出峡风景的不同与心境的变化：“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今朝脱重险，楚水渺平荡。鱼多客庖足，风顺行意王。”江行两个月，对苏轼兄弟而言是极为震撼而独特的人生体验。

此外，苏轼兄弟在诗文中也记录了沿途的其他景观。行至峡州时，三苏父子一道探游了当地著名的三游洞。此洞因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同游而得名。尽管天寒地冻，苏轼、苏辙依旧游兴颇高，并带上被褥在洞内住了一晚，体验了其中“夜深明月出山顶，下照洞口才及唇。……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气飘乱如浮云”（苏辙《三游洞》）的独特景观。陆行至荆门时，三苏父子游览了当地的惠泉，并有诗作留存。

（二）人文景观

沿途的人文景观同样给苏轼兄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是寺庙道观。苏轼、苏辙两次远游正值宋仁宗在位，其对佛教的崇奉在北宋皇帝中较为突出，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4]道教在北宋同样得到复兴和发展。宋仁宗对道教的扶持虽不及其父宋真宗，但部分宗教政策仍得到沿袭。[5]寺庙道观多在风景秀丽之处，加之苏轼兄弟对佛道二教素感兴趣，故诗文中多有寻僧访道的记录。首次出蜀时，苏轼、苏辙即先在成都游览了大慈寺极乐院。在汝州龙兴寺，苏轼兄弟首次欣赏到“画圣”吴道子的画，眼界为之一开。第二次出蜀，苏轼兄弟又参观了沿途的嘉州凌云寺，峡州清溪寺、甘泉寺等寺庙。在丰都，苏轼兄弟游览了著名的仙都观，据传东汉阴长生、王方平均在此处得道升仙。赴京途中，苏轼兄弟还游览了汝州叶县双凫观。传说东汉时期叶县令王乔精通道术，每月初一、十五驾双凫进京朝见皇帝，不用车骑，后人遂以“双凫”为名而建此观。

其二是古代遗迹。长安华清宫，嘉州乐山大佛、尔雅台，忠州屈原塔，秭归屈原庙、昭君村，尉氏阮籍啸台等，均留下了苏轼、苏辙的足迹。对于屈原的高尚气节，苏轼兄弟极为推崇，二人各写下《屈原庙赋》一篇，对屈原之死抱以极大的同情。作为蜀人，苏轼兄弟对蜀汉遗迹有着特别的感情。在夔州，苏轼、苏辙参观了诸葛亮练兵所留下的八阵碛以及传为其开凿的诸葛盐井，并寻访了刘备托孤的白帝城永安宫。行至襄阳时，苏轼兄弟参观了隆中的诸葛亮故宅，留下“空馀蜿蜒迹，使我寒涕垂”（苏轼《隆中》）的感叹。

其三是城市风貌。苏轼兄弟初次到京师时，遭逢京城水灾，行止多有不便。苏轼有诗回忆当时的情景：“车马无复见，纷纷操筏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新月皎如画，疏星弄寒芒。”（《牛口见月》）大水尚未完全退去，夜市依旧灯火辉煌，可见当时京城的繁华景象。苏辙也曾写道：“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上枢密韩太尉书》）第二次远游，沿途亦经过多座历史名城，其中三苏父子在荆州停留较久，苏轼写下组诗《荆州十首》，对当地的城楼、道路、水运、聚落等情况均有描绘。

（三）风土人情

苏洵对于百姓生计及边防问题极为关注，这一倾向也影响了苏轼、苏辙。在欣赏沿途风景的同时，苏轼兄弟也主动接触、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

民间疾苦是苏轼、苏辙关注的重点之一。泊舟戎州牛口渚时，苏辙目睹村野老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抱以极大的同情。其《竹枝歌》则对忠州百姓生活的艰辛作了描绘：“上山采薪多荆棘，负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龟，水重还家足无力。山深瘴暖霜露干，夜长无衣犹苦寒。”行至许州时，目睹地方官员不顾当地连年歉收，役使百姓开浚湖泊，苏轼深有感慨：“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对于唐州太守赵尚宽疏通河渠、灌溉良田的民生举措，苏轼则作诗予以热情歌颂。

长途的跋涉也使苏轼兄弟对各地民风有了更多了解。在戎州，随着边界战事的缓解，蕃汉之间的集市又发展起来，苏轼兄弟对此颇觉新鲜：“投毡拣精密，换马瘦孱颜。兀兀头垂髻，团团耳带环。夷声不可会，争利苦间关。”（苏辙《戎州》）沿途村落的淳朴民风也令他们印象深刻。嘉祐五年（1060年）的春节，苏轼兄弟是在荆州度过的。荆州百姓对于春节尤为看重，所谓“楚人重岁时，爆竹鸣磔磔”（苏辙《辛丑除日寄子瞻》）、“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苏轼《荆州十首》其七），均为当时的场景。对于当地百姓不勤于农事的现象，苏轼亦有直言不讳的批评：“农事谁当劝，民愚亦可怜。平生事游惰，那得怨凶年。”（《荆州十首》其三）

蜀地为北宋与吐蕃诸部的交界地带，苏轼、苏辙在行旅途中，对于边防问题亦有所关注。经过嘉州时，苏轼兄弟遇见了一位老弓箭手郭纶。据郭氏自述，其在定川寨之战等战役中屡次建功，却并未因此受到重用，而是长期在地方担任低微官职，沦落至“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苏轼《郭纶》）的境地。这一现象也引发了苏轼、苏辙对于军队赏罚不均的思考。苏轼还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演，边境的形势亦在不断变化：“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来亦款关。”（《戎州》）上述见闻无疑加深了苏轼、苏辙对北宋政治军事状况的了解。

三、磨砺与成长：远游的教育影响

早年的两次远游是苏轼、苏辙人生中的重要经历，旅途所见所闻促使二人重新审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加深了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也提升了文学修养，其教育影响极为深远。

（一）入世情怀与出世思想

从两次远游所留下的诗文来看，旅途的见闻在入世与出世两方面对苏轼、苏辙的思想均有影响。

出行之时，苏轼、苏轍均是满怀豪情；瞻仰屈原、诸葛亮、严颜、寇准等人的遗迹，也激起苏轼兄弟对前贤的崇敬之情。如苏轼《隆中》一诗写道：“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苏辙极力称道严颜战败被俘后的镇定自若：“临危闲暇有如此，览碑慷慨思横戈。”（《严颜碑》）策马于荆州的大道上，苏轼回想战国史事，不禁感慨“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荆州十首》其十）言下之意，自是希望能辅佐君主建立功业，不至重蹈楚怀王数败于秦的覆辙。对此，苏轼曾回忆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词中以西晋的陆机、陆云兄弟类比，满怀“致君尧舜上”的雄心壮志，可谓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寺庙道观的清净氛围、乡野的淳朴生活与旅途的奔波恰成对照，使得苏轼兄弟亦不禁萌生出世之念。所谓“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苏轼《夜泊牛口》）“今我何为尔，岂亦愚者徒？”（苏辙《浰阳早发》），均为上述思想的直接反映。在仙都观，苏轼更是写下了“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留题仙都观》）的诗句，表示欲追随庄子，作逍遥之游。由此可见，佛道出世思想与儒家入世思想的杂糅，构成了这一时期苏轼、苏辙思想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对二人此后的人生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自然之理与社会之思

两次远游不仅增进了苏轼、苏辙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感性认识，更引发其理性思考，使得二人的思想日益成熟。

一方面，苏轼、苏辙善于从自然中领悟宇宙与人生的道理。瞿塘峡口的滟滪堆水流湍急，向来被视为险地，苏轼却认为，若无滟滪堆之阻，水流势必更急，并由此进一步探讨“安”与“危”之间的辩证关系：“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滟滪堆赋》）苏辙由惠泉联想到君子狷洁的品格：“应是众水中，独不容至洁。涓涓自倾泻，奕奕见清澈。”（《荆门惠泉》）苏轼则将惠泉与贪泉、愚溪作比，强调君子应慎其所居：“贪愚彼二水，终古耻莫雪。只应所处然，遂使语异别。……君子慎所居，此义安可缺。”（《次韵答荆门张都官维见和惠泉诗》）

另一方面，苏轼与苏辙始终关注沿途的社会状况，并试图提出对策。例如，苏辙在《郭纶》一诗中结合郭纶个人的遭遇对军队的管理问题作了思考：“一夫何足言，窃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赴京后，苏轼、苏辙应制科考试，各呈25篇《进策》与25篇《进论》。二人这一时期对于北宋社会的认识在上述策论中得到了集中呈现。如苏轼在《进策》中提出了敦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去奸民六条安民之策，[6]苏辙则是从劝农、屯田、赋役、土地公有、兴修水利等方面对民政问题进行探讨。[7]显而易见，仅仅埋首书斋断难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与透彻的分析。

（三）人生体验与文学技艺

苏轼、苏辙均强调人生体验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反对刻意为文。因此，通过远游激发文学灵感、锤炼文学技艺，对于苏轼、苏辙的创作而言尤为重要。二人第一次远游所创作的诗文多已不存，就第二次远游所留下的一百余篇诗文来看，三苏父子同题（或同主题）之作有5首，苏轼、苏辙同题诗作多达23首，另有《屈原庙赋》各一篇。此外苏洵、苏轼同题之作有4首，可见苏洵亦有意识地以此锻炼苏轼兄弟的写作才能。从文學体裁来看，仅就诗歌而言，即涵盖四言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乐府诗等多种体裁，形式极为多样。

在创作过程中，苏轼、苏辙也着力摒弃俗套，追求创新。三苏父子舟行至新滩时遭遇风雪，在滩下停留三日。苏辙遂提议，以咏雪为题作诗，但必须采用“欧阳体”，即欧阳修所定下的体裁，不得用咏雪时的常用字词与比喻。苏辙原作已佚，从苏轼和诗来看，的确极富新意。开头数句正面写雪：“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此下则从侧面落笔，描绘樵夫、天子、宰相、书生、道人等不同身份的群体乃至作者本人对于雪的不同态度，层次分明，想象丰富。显然，上述唱和方式极大地锻炼了苏轼、苏辙的创作才能，为其此后的文学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1]今人著作中或称北宋都城为汴京、汴梁，皆不确切。汴京为南宋时期的称呼，汴梁为元朝对开封的称呼。

[2][3]李常生：《苏轼行踪考》，城乡风貌工作室（新北）2019年版，第92—100页，第132—211页。

[4]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九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5]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页。

[6]（宋）苏轼：《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267页。

[7]（宋）苏辙：《苏辙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15—1333页。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互动：唐宋时期游学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8YBQ096

作者：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