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南

摘 要：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刘表统治荆州时期，将笼络和依赖蒯越、蔡瑁两大家族作为自己统治荆州的基本策略。蒯越、蔡瑁等人在荆州上层权力分配中排斥其他荆州士族。刘备寄居荆州期间同样与蒯越、蔡瑁等当权派势不两立。面对共同的敌人，刘备集团与荆州“在野派”从相互靠拢到正式结盟。诸葛亮由于所具有的各种优势，因此被选为两者之间的联络人，于是便出现了后世所熟知的“三顾茅庐”的历史场景。刘备集团与荆州“在野派”结盟奠定了蜀汉立国的根基。

关键词：三顾茅庐；荆州； 刘备；诸葛亮

回顾蜀汉的建国历史，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堪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官渡之战之后，刘备率领关羽、张飞等人避难荆州，获得荆州牧刘表的接纳，屯兵新野。刘备驻守新野期间，在徐庶和司马徽的推荐下，“三顾茅庐”，邀请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深受感动的诸葛亮毅然应允，为刘备集团的未来发展壮大提出了“三分天下”的“隆中对”战略。从表面上看，“三顾茅庐”描述的是刘备与诸葛亮相识相知，惺惺相惜的君臣情谊，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刘表时期荆州上层的权力斗争和蜀汉政权草创时期两大政治派系在共同的利益追求下，从相互靠拢到正式结盟的内容。

一、刘表时代荆州的权力分配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由于荆州刺史王睿对于时任长沙太守的孙坚素来无礼，遭到后者偷袭，被迫吞金自杀。把持朝政的董卓以汉献帝的名义派因反抗宦官专权而闻名天下的刘表继任荆州刺史。但是此时的荆州由于黄巾起义的影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记载：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

局势的混乱使得单枪匹马上任的刘表只能停留在襄阳宜城。为了顺利赴任，刘表在好友蒯越的介绍下，决心与荆州本地蔡、蒯、庞、黄、习、马等豪门大族结成政治联盟，以维护后者政治经济特权为条件来换取其对自己的拥戴。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一拍即合，荆州的政治天平向有利于刘表和本地士族的方向发展。同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记载：

（刘表）遂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后汉书·刘表传》记载：

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

尽管在荆州本地世家大族的拥戴下，刘表平定了荆州内部的叛乱，成为荆州的新主人，但是荆州上层由于权力分配不均同样矛盾重重。刘表早在京师便与蒯越相识，只身赴任时又是在后者穿针引线下，才能获得荆州士族的支持。而蒯越家族与蔡瑁家族关系密切，是荆州势力最大的两大家族，因此站稳脚跟的刘表便将笼络和依赖蒯越、蔡瑁两大家族作为自己统治荆州的基本策略。蒯越和蔡瑁掌控荆州军政大权以及刘表迎娶蔡瑁之姐为后妻便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

相对于蒯越、蔡瑁两大家族的春风得意，其他家族在荆州上层的权力分配上却处于被排挤的尴尬处境，最能证明这点者莫过于庞氏家族在刘表时期的命运。《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记载：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

同传裴注《襄阳记》记载：

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

庞统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是最受庞氏家族掌门人——庞德公器重的庞氏家族的后起之秀，但是即使拥有如此才华的荆州士族子弟也只能做到郡级功曹的位置。根据《襄阳记》记载，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也就是诸葛亮的姐夫，到了曹魏时代才获得一个黄门吏部郎职务。[1]这说明在刘表时期，庞山民连个像样的官职都没有，而压制庞氏家族的不太可能是刘表。作为外来户，刘表必须从众多荆州士族那里获得广泛支持才能巩固统治，否则也不用一度舟车劳顿亲自出马邀请庞德公出山，到荆州任职。[2]压制庞氏家族的很可能是蔡、蒯两大家族。道理也简单，他们不想与其他家族分享权力。另外马良家族也是荆州本地的知名家族，但是从《三国志·蜀书·马良传》来看，在刘表统治荆州时期，马良也没有担任过什么高级官吏。蒯越和蔡瑁等荆州“当权派”对其他家族的排挤和防范可见一斑！

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刘表将倚重蒯越、蔡瑁两大家族作为其统治荆州的基本策略，但是其对后者依然不乏戒备之心。两大家族支持刘表成为荆州的新主人的根本原因在于借助其所代表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早年反抗宦官专权所形成的政治威望平定内部叛乱。尽管两者对于割据荆州，从容自保上具有高度一致，但是对于荆州未来向何处去却存在根本分歧。刘表主张与袁绍集团结盟，共同对付曹操集团；蒯越和蔡瑁等人却主张亲近曹操集团，疏远袁绍集团。

为了避免被架空，刘表利用汉末大乱世群雄争霸的时代背景，引进外部势力，在强化对外防御的同时，在无形中起到制衡荆州“当权派”的作用。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董卓余部张济率军自关中出走南阳，因粮尽而攻打南阳郡的穰城，却中飞矢而死，其侄张绣于是收兵而退出穰城。刘表派人招诱张济的余部。在贾诩的说服下，张绣屯兵宛城与刘表联合，为其抵御曹操。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自南追击刘备集团。刘备派遣麋竺、孙乾出使荆州，准备投靠刘表。“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3]。

收留张绣和刘备并不是在家中吃饭多双筷子那么简单。张绣和刘备都是拥有军队和部属的乱世枭雄，荆州接纳他们必须提供城池、粮草、武器和后勤补给。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状况，归根结底是荆州士族的原因。由于张绣很快投降曹操，刘备集团的到来，且长期驻扎荆州，将会成为荆州内部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这必然会损害蒯越和蔡瑁等“当权派”的政治利益。然而尽管如此，刘表不顾他们的反对，同意接纳刘备集团。这除了刘备与曹操势不两立，将其安置在新野能够在曹操与荆州之间建立有效缓冲帶之外，利用刘备集团牵制荆州“当权派”，防止后者尾大不掉也是刘表的主要考虑。

刘备集团的到来引发了蒯越和蔡瑁等人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于未然，后者不仅在粮草等后勤补给上处处刁难，而且经常在刘表面前诋毁刘备，甚至预谋暗杀刘备。《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世说新语》记载：

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乘浮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谢之，曰：“何去之速乎！”

蒯越和蔡瑁等人独揽荆州军政大权和对于刘备的打压客观上成为刘备集团与荆州“在野派”士族相互靠拢，抱团取暖的“催化剂”。作为荆州的外来户，刘备集团要想在荆州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必须获得本地士族的支持。在蒯越和蔡瑁等“当权派”对其高度敌视的情况下，刘备只能把橄榄枝伸向荆州的“在野派”。《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驻扎新野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这里的荆州豪杰绝对不可能来自蒯越和蔡瑁家族和其所在的政治派系，只可能来自荆州“在野派”士族。而对于荆州“在野派”而言，由于在权力分配上受到蒯越和蔡瑁等人的排挤，同样存在与刘备集团相互结盟的需要。刘备本人天下闻名的政治声望，关羽、张飞等猛将万夫不当之勇以及麾下的精锐部队，意味着一旦与刘备集团联手，未来在荆州将形成一股足以与荆州“当权派”抗衡的政治联盟。

三、为什么是诸葛亮

然而，刘备集团与荆州“在野派”相互靠拢，抱团取暖也面临一个现实困境，即他们之间的联盟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刘表之所以接纳刘备，除了要抵御曹操对荆州的进攻外，还因为要制衡蒯越和蔡瑁两大家族。但是制衡并不等同于取代。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刘表无意改变自己确立的倚重两大家族统治荆州的基本策略，同时也绝对不会允许刘备集团势力壮大到可以威胁自己统治的地步。他漠视蒯越和蔡瑁等人对于刘备的打压便是这种心态的体现。如果刘表知道，刘备集团与荆州“在野派”相互勾结，试图取而代之，刘备集团便会被赶出荆州。为了避免刘表的猜忌，刘备不可能与荆州“在野派”频繁接触。两者之间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居中联络，协调各项事务。于是在与荆州“在野派”关系密切的徐庶和司马徽的推荐下，诸葛亮脱颖而出，成为两者之间的联络人。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先祖诸葛丰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父亲诸葛曾经担任过泰山郡丞。由于父母早逝，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赴任，后由于战乱投奔荆州刘表。诸葛玄去世之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耕读持家。

诸葛亮之所以被选中，成为刘表集团和荆州“在野派”士族之间的联络人，主要在于其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首先，诸葛亮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同传裴注《魏略》记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从当时荆州庞氏家族的掌门人庞德公评价诸葛亮为“卧龙”来看，诸葛亮的才能获得了当时荆州本地上层尤其是“在野派”士族的认可。

其次，虽然诸葛亮具有王佐之才，但是却没有在荆州政权任职，刘备邀请他担任自己的核心谋士不像延揽其他在荆州政权任职的“青年才俊”那样引人瞩目。

再次，诸葛亮与荆州各大士族大多存在姻亲关系。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蒯良之子蒯祺，二姐嫁给庞德公之子庞山民。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是荆州地区名士。黄承彦的岳父蔡讽有一女嫁给刘表为妻，另一子便是荆州政权内部手握重兵的蔡瑁。因此诸葛亮与当時荆州各大豪强士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丰富的政治社会资源。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使得诸葛亮在成为刘备的谋士后以及与荆州“在野派”士族相互联络时多了一层保护网。

最后，诸葛亮与刘备拥有相同的政治立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诸葛亮幼年时，其故乡徐州曾经爆发过一场曹操军队对徐州百姓的大屠杀。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以为父报仇为名，率军讨伐占据徐州的陶谦。由于徐州久攻不下，曹军为了发泄不满，肆意屠杀，四处掠夺。《后汉书·陶谦传》记载：“（曹军）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这场大屠杀使得诸葛亮对于曹操深恶痛绝，将其视为“国贼”，除之而后快；而刘备则是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曹操死对头。另外，诸葛亮与刘备都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相同的政治立场意味着双方可以风雨同舟，共襄盛举。

正是由于诸葛亮具有这些优势，徐庶和司马徽才会向刘备极力推荐，刘备才会同意他们的推荐，“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同时让其负责与荆州“在野派”士族的联络。从某种意义而言，刘备“三顾茅庐”固然是被诸葛亮“王佐之才”所吸引，但是也与刘备试图获得隐藏在诸葛亮背后与荆州当权派不和的其他家族的支持和拥戴息息相关。

四、刘备集团与荆州“在野派”士族的结盟奠定了蜀汉立国的根基

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之后，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位具有“王佐之才”的核心谋士为其出谋划策，而且通过诸葛亮延揽了大量出身荆州“在野派”士族的“青年才俊”。两者结盟的作用和意义很快在随后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中得以有效展现。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统一北方的曹操率领大军讨伐荆州。统治荆州近二十年的刘表病逝，即位的刘琮不战而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得知刘琮投降，惊慌失措，弃城南逃。在关羽、刘琦的接应下，刘备、诸葛亮带领残兵败将避难夏口。刘备等人在曹操大军的追击下，还有机会躲到夏口获得喘气之机，主要还在于刘表的长子刘琦不久之前刚刚担任江夏太守，而刘琦之所以担任江夏太守则是诸葛亮提前谋划的结果。《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

刘表长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

如果没有诸葛亮事先策划刘琦担任江夏太守，刘备等人恐怕早已成为曹军的刀下之鬼。

刘备等人逃到夏口之后，在东吴使者鲁肃的极力建议下，最终同意派诸葛亮前去游说孙权，共同抗曹。诸葛亮在东吴舌战群雄，说服了孙权与刘备集团联手，共同抵御曹操。

从当时的三方实力对比来看，曹操最强，孙权其次，刘备最弱。虽然就常理而言，孙权与刘备联盟共同抗衡曹操对双方最有利；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应忽视，刘备当时的实力太弱了，满打满算也就两万兵马，占据的地盘也就只有江夏一处。反观孙权掌控江东六郡，东吴水军战斗力天下闻名，兵精粮足；即使选择抗曹，孙权也可以不理睬刘备，可以单独发动赤壁之战。事实上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孙权却同意与刘备联盟共同抗曹，以下几个因素不应忽视：

一是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此时已经投靠东吴，是深受孙权信任的核心谋士之一。孙权对于诸葛亮自然爱屋及乌。

二是诸葛亮出身士族，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其风度翩翩、羽扇纶巾的名士风范显然有利于增强希望礼贤下士的青年君主孙权对他的信赖。

三是诸葛亮不仅仅是刘备的军师，还代表荆州“在野派”士族。荆州“在野派”士族虽然在荆州上层权力分配上处于被排挤的尴尬境地，但是在自己家族生活的郡县长期经营，亲友门生众多，树大根深，亦拥有强大的实力。孙权一旦与刘备联手，意味着也能够获得荆州“在野派”士族的支持。这对于觊觎荆州已久的孙权而言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综上原因，再加上诸葛亮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滔滔雄辩，最终促成了孙权与刘备结盟抗曹。

赤壁之战后，刘备集团乘曹操大败之际，攻占荆州南四郡，“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4]。从表面上看，刘备能够占领荆州南四郡是因为其打着刘表长子刘琦的旗帜，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荆州南四郡太守真的顾念旧情，在赤壁之战前便不会投降曹操，直接跟着刘琦不是更好吗？既然之前荆州南四郡太守投降了曹操，那就说明刘备不可能仅仅打出刘琦的旗帜便迫使荆州南四郡太守投降。这里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时的刘备兵力十分有限，根据诸葛亮对孙权所说不过2万人，扣去防备曹军，能够参与进攻的兵力最多不过1万多人。考虑到荆州南四郡之前已经投靠曹操，仅仅依靠如此少的兵力在短期内逼迫荆州南四郡投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更符合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是：一方面刘备调兵遣将，派遣关羽、张飞、赵云等名将大张声势地率军兵临荆州南四郡；另一方面，诸葛亮和其背后荆州“在野派”士族利用自己在荆州本地长期经营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派遣與荆州南四郡太守相识相交的亲友故旧随军或直接修书一封晓以利害关系，招降南四郡太守。在军事威胁和政治招降的双重压力，南四郡太守选择投降。这点从事后的人事安排也可以得到证明。为什么刘备除了任命赵云为桂阳太守之外，还“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5]？因为只有诸葛亮才能凭借自身与荆州本地士族的深厚渊源替蜀汉政权掌控治理好这些地区。如果刘备派关羽或张飞管理这些地区，恐怕就达不到“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的目的。

可以说，正是依靠诸葛亮和其背后的荆州“在野派”士族的力量，刘备集团才能在曹操铁骑的追击下，寻觅到夏口这个能够避免全军覆没的避难之所，再与东吴联手击败曹操。更为关键的是，赤壁之战结束不久，刘备立即发兵荆州南四郡，在诸葛亮的穿针引线下，荆州南四郡不战而降，刘备集团这才拥有了难得的立足之地。在此之后，刘备集团和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在野派”士族通力合作，励精图治，以荆州南四郡为根据地，南征北战，四处扩张，借南郡，占益州，夺汉中，最终与曹魏、东吴三分天下有其一。因此从更深层意义而言，刘备集团与荆州“在野派”士族通过“三顾茅庐”形成的政治联盟奠定了蜀汉立国的根基。

注释：

[1]参见（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裴注《襄阳记》，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40页。

[2]参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三《逸民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76页—2777页。

[3][4]（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590页，第592页。

[5]（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617页。

作者：厦大台研院历史学硕士，浙江省乐清市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