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国华，何 珍

道德定力是指个体在面对各种不良风气、错误价值观念和言行时，表现出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清醒道德认知、理性道德认同、坚毅道德意志和稳定道德行为的能力。道德定力体现个体坚信道德价值、坚守道德要求的内在信念，是崇尚道德、维护道德与践行道德的动力之源。2015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指出，“思想定力、战略定力、道德定力要特别过硬，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1］。虽然讲话直接面对的是领导干部，但强化道德定力不仅仅是领导干部加强个体修养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推进也具有基础性作用。目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期待、道德失范问题频发的现实压力和个体道德品质提升的内在追求，都使涵养道德定力变得必要且紧迫。因此，正确理解道德定力的科学内涵、深刻把握道德定力内在的现实价值、探索道德定力培育的具体路径，已经成为新时代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加强整体道德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道德定力的科学内涵

作为个体自觉、自主、稳固的道德状态，道德定力反映了社会各界自古以来对于个体道德品质的核心追求，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亚里士多德认为，合乎德性的行为“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2］（42），突出德性是一种稳定的习性和品质。康德指出，“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3］（34-35），强调“意志不仅要服从法则，而且必须是自己为自己订立法则”［4］（15）。《大学》中所载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5）就侧重于个体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冯契认为，“真正自由的道德行为就是出于自觉自愿，具有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统一、意志和理智统一的特征”［6］（220），表明道德是合乎理性的认知与意志自由的自律。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道德定力的目标诉求，彰显了古今中外对于个体道德自觉、道德自主以及道德自由等意志品质的一致性期待。当前，现代社会生活造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促进了个体生活的原子化和流动性，强化了个体行为的外部性和影响力，加剧了人际疏离与道德规范失效，对道德定力有了更强的期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道德定力概念的提出，既体现了传统道德理论与现代的交汇，又旨在应对现代社会生活范式转变、个体自主性增强及其行为的外部性效应扩大等状况，不仅为个体道德塑造提供价值目标和框架路径，而且有利于以塑造人的德性来促进社会整体道德建设。

道德定力贯穿于公民道德认知、道德认同、道德实践的全过程，关乎公民道德养成的实际成效，是主体能动性在道德领域的集中表现。培育公民的道德定力，首先要明晰道德定力在新时代的科学内涵，明确道德定力内含的构成要素，理解其作为提升个体道德自信、道德毅力与道德水准之前提和基础的深刻意蕴。基于其在层次性、阶段性和系统性上的不同需求，道德定力包括道德判断力、道德自觉力、道德意志力、道德捍卫力和道德引领力等五方面要素。这五个要素之间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层次分明和有机融合的内在结构。

1.道德判断力

从道德判断力的本意来看，它要求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时，能够“对道德问题进行评判、反思及判定”［7］（43），即体现透过现象看本质，作出正确道德选择的能力。一方面，道德判断立足于道德认知。通过社会化过程，个体对社会交往、社会规范和社会角色等社会化程序形成足够的认知，才能够敏锐地观察道德现象、评判道德问题，从而为道德判断力奠定基础。正因如此，个体成长的阶段性，造就了道德认识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和渐进性，也因此形成了道德判断力的发展性。另一方面，道德判断服务于道德行为。尽管道德判断不一定导致相一致的道德行为，但它却是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同时，道德判断力以个体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能动主体，受到个体感知、察觉道德情况的制约，在判断是非上显现出强烈的主体性作用。所以，如果个体在面对现实道德现象时，不能感知道德现象中的冲突和困境，不能运用主体理性作出评判和选择，从清醒的道德判断中衍生出的道德定力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道德判断力是形成道德定力的前提，也是道德定力的首要要素。

2.道德自觉力

自觉力是指个体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体现出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担当。与自发不同，自觉祛除了不自主的无意识性和机械性，还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实践过程中的障碍因素，体现了对于价值目标、实践过程的积极体认。梁漱溟在《吾人的自觉力》一文中写道，“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8］（31）。自觉力充分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凸显了人是主体性存在而非动物性存在。道德自觉力即表现为个人在面临道德选择时自觉克服困难和障碍的能力，始终以固有的道德标准要求自身，即使身处无人监督的境地，也能坚守心中的道德准则，做到慎独慎微。对于道德定力而言，它内在要求个体在道德品质上具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的气定神闲。道德自觉力传神地表达出了道德定力对个体超越眼前利益冲突和困难障碍而以一以贯之的道德标准主动规制自身言行的内在要求，因而是道德定力的构成要素。

3.道德意志力

意志力是个体面对困难或者不良风气、错误言行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坚守能力，是认知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因素。道德意志力体现为个体面对道德问题、道德乱象时，内在的心理机制能够有效发挥防御的作用，一方面是从内心深处坚信道德的价值，另一方面是从内心深处抵抗各种不良诱惑。前者主要表现为在面对新的场域、复杂局面时对道德价值的推崇，如坚信在网络空间中道德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后者主要表现为在面对背离道德而牟取利益的诱惑时，能够始终坚定立场，坚决抵御错误价值观念、错误思潮的侵袭。“自我强度或意志是弥合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裂沟的一个因素。”［9］（493）道德意志力强调内心的专注和坚守，当外在的不良诱惑攻击个体的道德防线时，个体能够保持不放弃、不摇摆、不波动以及不倦怠，直接影响着道德行为。道德意志力是道德定力的第三层意蕴，意味着在道德判断、价值选择的基础上，不仅要践行社会的道德规范，还要经受住负面道德现象与舆论生态的侵扰。道德定力要求个体在认清社会历史条件的前提下，从长期性、全局性的视角看待道德建设，方能辩证看待眼前少数道德观念模糊、缺失的现象，建立起稳固的道德防线。因此，道德意志力也是道德定力的构成要素之一。

4.道德捍卫力

捍卫力突出表现为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的斗争意识、斗争精神和斗争能力。道德捍卫力则是指个体在自觉防范不良风气和错误言行的基础上，与其作坚决斗争、捍卫社会公序良俗的能力。作为一种维护社会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保障性力量，道德捍卫力包含多重价值意蕴。其一，富有斗争意识，勇于担当。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反映在道德领域的斗争也日趋复杂，需要我们付诸实际行动，敢于碰硬。这种情况下，道德捍卫力要求我们敢于直面问题、敢于触及矛盾，旗帜鲜明地同道德失范现象作斗争，体现维护道德规范、守护道德尊严的责任担当。其二，掌握斗争本领，善于胜利。形成道德失范的原因错综复杂，常常是积重难返、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下，道德捍卫力要求我们不断深化理论武装，用“理论清醒”揭示问题，用“火眼金睛”明辨是非，找到问题实质，探求深层原因。其三，善用斗争艺术，止于团结。道德领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决定了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团结，以壮大正能量、压缩负能量。因此，道德捍卫力要求我们掌握斗争艺术，兼顾硬功夫与软办法的辩证统一，坚持斗争与合作的辩证统一，努力在斗争中实现斗而不破，达到以斗争促团结的根本目的。总之，道德捍卫力凸显了个体将内化的道德规范推演至外部世界的毅力和勇气，传达出道德定力中道德意志的外显要求，也是道德定力的构成要素。

5.道德引领力

引领力是指在实现社会成员心理认同的基础上，引导社会成员的行动方向，达到整合社会力量的目的。道德引领力则是个体在道德上修身自律的同时，将良好的道德风尚广泛传播，“以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0］（4）。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是坚守底线、勇攀高峰，其中遵守道德规范、基本准则属于坚守底线的范畴，而在遵守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引领道德风尚，则是勇攀高峰的范畴。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而言，两者都非常重要，尤其后者更是公众在现实生活中应当追求的目标。保持道德定力需要个体不仅自觉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念、抵御不良风气，更要成为社会整体的道德表率、先锋和典型，引领社会成员的道德追求。道德引领力强调将个体在道德上的定力传递给他人，引领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彰显了道德定力对于个体道德修养和社会整体道德建设的长远目标追求，因而也是道德定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需要明确的是，道德定力的五个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渗透、互相交融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实现都需要长期的积累，都离不开其他要素于整体道德能力中的提升，充分体现了每个要素所具有的成长性。例如，道德意志力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判断力、自觉性的基础上；同样，在捍卫力和引领力的接续中，道德定力的体系方能得到有效构筑。同时，每一个要素的功能实现也包含着其他要素，体现了各个元素之间的关联性。例如，道德判断力不仅仅是个体在面对道德问题时进行精准研判，而且还包括自觉遵守正确道德选择、抵制错误思想行为。因此，正确理解道德定力的科学内涵，需要从整全性的视角把握道德定力的要素体系，防止孤立或偏颇地对待某一个要素。

二、道德定力的现实价值

道德定力不仅是一种坚定不移、慎独慎微的行为能力［11］（18），更是涵养道德修养、道德情操的核心要素。道德定力的提出对于个体道德提升和社会道德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推动个体道德由外在规制转向内在自觉、支撑个体道德适应现代社会生存新境遇、筑牢个体道德失范的双重预防屏障以及细化道德建设的目标体系与阐释框架。

1.推动个体道德由外在规制转向内在自觉

道德是一种主体对他者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一定的模糊性，原因是“它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也不容易转化为可操作的或克制着不去做的步骤。相反，它的每一步都包含着难以预见和更难事先评估的后果”［12］（2）。道德定力的重要意义在于将道德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缩小到一定的范围内，在个体对道德标准、道德规范缺乏清晰认知，更加倾向于等待外在规制之时，为个体注入一剂强心剂，从而唤起公民提升个体道德品质的内在自觉。

首先，道德定力有助于个体建立道德自信。定力源自自信，又能够反哺自信。当前，由于道德领域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道德现象，少数人对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乃至道德的价值功能产生了怀疑，甚至失去了对道德理论、道德水平提升的信心。道德定力作为一种内生的强大力量，能够以清醒的道德认知、理性的道德认同、坚毅的道德意志和稳定的道德行为，帮助个体巩固或重塑道德自信，强化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及我国优良道德传统的认同，提升个体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信心。

其次，道德定力有助于个体提升道德自律。不同于社会伦理规范中确定性的规定所带来的道德他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更加注重约束自身、克制冲动的道德自律，这也是应对新时代各种风险、挑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思想武器。道德定力作为一种定心、定神和定行的道德品质，其本质规定即是从内在的自省和自思出发，对待外部世界的道德现象、规制自身的道德实践活动，这对于提升个体的道德自律至关重要。

最后，道德定力有助于个体形成道德自主。在新时代，我们所培养的公民是主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个体，不仅仅应该遵守社会要求的基本道德底线，更要充分彰显个体在面对各种风险、矛盾和冲突时的主体性作用。这种道德自主不同于自发，而是真正显示出了人的本真状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3］（162）因此，个体稳固的道德定力有助于使个体不受外在诱惑的裹挟，以高度的自觉和自为状态应对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现象，并作出理想的道德判断和选择。

2.支撑个体道德适应现代社会生存新境遇

道德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结构变迁过程中，个体逐渐从熟人社会脱离出来，摆脱了传统道德规范体系的束缚，进入与他人共在的陌生人社会。但同时，现代性所催生的社会原子化也加剧了个体强烈的不确定性生存体验，甚至使个体产生精神世界的失落与无意义感。麦金太尔对于现代性道德危机进行了深刻阐释，通过假设指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且正在被如此多地用于无休无止、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的分歧和争论中［14］（2-7）。因此，道德定力旨在夯实个体的德性根基，培育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道德品质，以回应现代社会的道德诉求。

就现实场域而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显现出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具挑战性，这使得道德建设的现实境遇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不是生活于道德“真空”之中，而是处于更加复杂的境况中。由于现实境遇的客观复杂性，个体道德修养面临着各类引诱其偏离的力量，也让处乱不惊的定力具有了十足的必要性。“纵观历史，在任何时代，人类都会体验到不确定感。”［15］（38）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越发展，不确定性可能更甚，甚或转化为危机的可能也越大。面对现实中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少数人不能坚守原有的道德准则，出现了道德意愿和道德能力下滑，有可能使道德问题进一步解构主流价值乃至引发意识形态风险。而道德定力内含清醒的道德认知、理性的道德认同，有助于个体辩证地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利益问题，将现实利益冲突、矛盾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增加柔性化解复杂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就网络场域而言，当下的网络信息技术相较于以往有了质的飞跃，网络空间业已成为道德建设领域的新变量。由于网络技术为个体增势赋权，个体虚拟生活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深度参与网络、缔造网络正在成为个体网络生活新常态。与此同时，相较于现实空间，网络虚拟环境下的个体自我意识、道德意识更容易出现隐匿问题，不仅可能降低自我认同和自我责任感，还可能让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躲避道德监督，或使得自我意识中的道德监督出现缺位［16］（41-42）。在网络环境急剧变化、个体性充分彰显的时代，道德责任更加回归于个体，要使个体的道德自我意识时刻保持在场状态，道德定力不可或缺。因为道德定力有助于个体重塑网络空间中的自我意识和在场感，使个体无论是否处于虚拟环境之中，都能时刻保持道德观念和道德自觉的“在场”状态。

3.筑牢个体道德失范的双重预防屏障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梦、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也要看到，在新时代，部分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依然频发，现实中道德绑架、造假欺诈、极端个人主义等道德问题久治不绝，而网络中则出现了“无限放大、公开羞辱或者由网络监督演化为网络暴力等不文明现象”［17］（38），这都对公众的道德观养成产生了不利影响。道德定力是个体道德品质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能帮助个体始终心怀使命，还可以抵御外界纷扰，有助于个体从对内心世界的把控能力和对外部复杂环境的应对能力两个方面来发挥对各类道德失范现象的有效屏障作用。

一方面，道德定力有助于个体在正确道德认知基础上培育与之相一致的道德行为，避免知行脱节。在实践中，道德定力可以让个体有效避免外界变幻的干扰，表现为针对内心欲望的克制力、针对自我行为的控制力和针对价值选择的坚守力。一个具有道德定力的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时更具目标和韧性，而在遭遇挫折或诱惑时则更具坚持和忍耐，体现出志向坚定、情绪稳定和心神安定。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定力是开展道德实践的基础保障，正如《大学》中所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5］（4），因有“知止”才有“能得”，因有定力才有收获。与之相反，一个缺乏道德定力的人，在面对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时，道德底线容易失守，出现失范行为。因此，道德定力不仅有助于个体将正确道德认知始终如一地贯穿于道德实践，做到关键时刻信念不动摇，还能够将道德观念的知与行统一起来，从而有效预防道德失范现象。

另一方面，道德定力有助于个体建立应对外部环境的道德防线，避免遭受外界不良道德风气的侵扰，减少无意识的道德失范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某些道德绑架、“道德审判”等道德失范行为，源于个体在群体狂欢中丧失了理性判断和反思的能力，导致个体意志被群体意志替代，从而产生了道德失范行为的社会传染现象。在外部环境浸染和群体遮蔽下，个体的有意识人格趋于隐蔽，存在“观念与情感通过暗示和传染转向一致，以及将被暗示的想法立即付诸行动的倾向”［18］（21）。因此，应对不良道德风气及其社会传染现象，尤其需要在道德选择和行为上的自我保持、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在此维度下，道德定力能够帮助个体强化判断力、抵御力，不轻易被群体行为裹挟和传染，从而降低道德失范行为出现的概率。

4.细化道德建设的目标体系与阐释框架

新时代道德建设面临着全新境遇，既反映道德建设的新型场域，又蕴含着对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更高的价值追求。若空泛地谈论加强道德建设、提升道德高度，道德建设势必落入抽象性议题的窠臼。只有从道德建设中细化出具体的维度，道德建设才能有迹可循，而道德定力恰是有助于细化道德建设的目标体系与阐释框架。

从丰富道德建设的理论体系来看，道德定力相关理论可以扩展道德建设的维度，细化道德建设的理论体系，为道德建设提供更加多元的阐释框架和视角。以往，道德建设的相关理论更多强调“国家伦理说”或“公民身份说”，侧重于从宏观的视角切入，以家国大义为指向，以公民身份为注释，规制个体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更多地凸显了道德建设中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目标，以及为道德建设提供保障的制度建设和资源供给。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道德建设的理论体系尚待更为深入、细化的研究，特别是需要从个体道德建设的微观视角进行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将以国家为价值判断的“我”之视野跃迁到以国家和公民共同体为价值判断的“我们”之视野。而道德定力作为涵育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维度，不仅丰富了个体道德培育的基础性概念，也有助于从微观视角构建道德建设的理论体系，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更加细腻的阐释路径。

从促进道德建设的实践路径来看，对于道德定力的关注，有助于反向思考现实中道德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和内在机理，实现精细化、精准化和系统化的道德教育和道德治理。道德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产生于形形色色的现实条件中，需要从道德培育、道德生成以及道德实践的过程中进行系统性思考，在全面捕捉其动态过程的基础上进行反思。道德定力虽然集中表现为一种稳固的道德行为倾向，反映了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过程中的正确价值观念，但又呈现为结构化的要素构成。立足道德定力的形成机理，面临道德领域的相关问题，个体的道德表现可以较为具体地被解释，从而为道德建设指明更加清晰的努力方向。因此，对公民个体道德定力的思考，有助于具化道德建设任务，从而为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提供有力抓手，进而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道德支撑。

三、道德定力的培育路径

基于道德定力对于个体道德提升和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价值，道德定力培育理应成为公民道德建设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但是，道德定力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需要从培育的思想根基、内在规约、形成环境和监督体系等方面协同发力，促使道德定力成为个体道德品质的基石。

1.树立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以涵养道德定力的思想根基

已有的道德观念、道德体系是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基础，也是形成道德定力的前提。当前，社会中频发的道德失范现象、道德定力缺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少数人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认识不清晰，缺乏认同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自信、不坚定。同时，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张扬，使一部分人对于是否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标准产生怀疑，由此衍生的价值相对主义、价值怀疑主义正在瓦解传统的价值共识、道德准则。因而，迫切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公民的道德定力，这在道德定力培育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第一，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常态化。“信”方能“定”，“定”源自“信”。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形成道德定力的力量根源，而常态化的理想信念教育则是对个体道德修养的持续塑造。一方面，在关键场合、重要时机反复强调对理想信念的忠诚坚守、对国家前途的远见卓识，主动勾勒新时代的美好精神图景，帮助个体构建更高的格局，防止个体困于私人利益追逐，从而促进个体在面对道德选择时坚守道德立场，明辨是非曲直。另一方面，将理想信念的常态化教育与解决个人实际需求相结合，通过强调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高度一致性，强化理想信念对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增强对不良风气的抵御力、对道德规范的捍卫力。

第二，提升价值观念培育的亲和力。价值观念的传授与知识性传授不同，侧重于在实践中模仿、养成，其培育效果与培育的亲和力程度密切相关，关系到道德定力的涵养成效。从培育方式的亲和力来看，价值观念的培育不能与个体的现实生活过于疏离，要将价值观念的培育回归于日常生活之中，融入现实场景之中，将价值观念培育的宏大话语体系转化为在现实生活中可知可感的叙事方式。从培育内容的亲和力来看，应选取贴近社会生活、贴近时代和贴合情境的内容素材，使普通大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避免倡导的价值观念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由此，通过培育个体坚守主流价值观念的积极心态，塑造个体在面对道德抉择、不良诱惑时的定力。

第三，增强特定群体教育的针对性。道德定力作为一种道德品质，其培育对象覆盖所有社会成员，但是，也存在特定重点群体的针对性培育，它主要面向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群体。对于这两类特定群体而言，道德定力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又面临各类困难与挑战。因此，培育道德定力也要遵循两点论和重点论，注重从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群体的特质出发。就领导干部而言，道德定力的培育需要以政治定力和纪律定力为牵引，一方面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塑造个体的政治定力，另一方面以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坚守涵养个体的纪律定力，由此及彼，将这种定力投射到道德领域中。就青少年而言，道德定力的培育需要从其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不仅要加强教育引导、培养道德意识，还要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将生活中的道德失范现象、道德两难困境延伸到课堂中进行讨论，由此加深其对道德定力的感受。

2.激发修身自律与公共意识，以强化道德定力的内在规约

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中不同主体的“共在”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即便是在网络空间中，完全独立于公共领域的私人空间也几乎是不存在的。同时，人们个体性意识增强给价值共识的凝聚也带来了挑战。个体无法逆转“共在”与“个性”长期并存的趋势，却可以改变自身以适应公共生活。因此，体认个体在新型公共空间中的位置及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每个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社会公共空间秩序的维持不能仅仅依靠底线道德、制度约束等外在力量，更要激发个体修身自律和公共意识的积极效能，以主体的内在规约来强化道德定力培育。

修身自律是个体对待内心世界的道德选择。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注重修身自律的德育方法，具有深厚的道德理论资源。《大学》中记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5］（5）。目前，少数人在面对一些道德失范现象时，出于原初的朴素道德正义感参与社会舆论，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形成了不良社会舆论传染以及更加广泛的道德失范现象。因此，在新时代，道德定力的培育依然需要依托修身自律、内省慎独的道德方法，推动个体由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一是引导个体关注身心和谐，增强修身观念与自我控制意识，特别是积极培养等待事实真相先于道德评判的耐心；二是引导个体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形成自我控制能力是全部道德修养的要义”［19］（29），要善于从已有的经验中反思自身、汲取智慧；三是引导个体关注自身言行的外部性影响，注重思量自身行为对于公共场域以及其他主体的潜在影响，培育个体稳定的道德人格。

提升公共意识是个体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有效方法。人的存在不同于动物性存在，公共意识根源于公共存在而又反作用于公共存在，“表现为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对由公共规则、规范等概括的公共利益的遵守、维护与建构”［20］（10）。因此，强化道德定力的重要一环就是帮助个体提升公共意识：一是引导个体体认对于公共空间的责任和义务，形成社会整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并以此作为个体实现自身价值的公共通道；二是鼓励个体参与公共生活，体会公共规则、程序的制定过程，提升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信任感，以此坚定对公共规范、公共道德的维护，从而增强道德定力。

3.增强氛围营造和舆论引导，以优化道德定力的形成环境

道德定力关乎个体在道德选择上的初心，影响初心矢志不渝的因素体现在方方面面。“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3］（545）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个体总是离不开生活的具体环境，其道德品行也生成于具体环境中。环境对于个体道德品性的养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系统培育个体的道德定力，离不开有效的氛围营造和舆论引导，以优化道德定力的形成环境。

首先，创设实体环境，充分考量公共场所、生活空间的优化布置，发挥环境的隐性教育作用。一方面，公共场所、生活空间等实体环境的便利性、服务性和亲民性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另一方面，社会所倡导的爱国奉献、团结友善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也熔铸于公共空间的陈设中，并通过公共空间传递出来，隐性地形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要充分重视环境创设在人们道德养成过程中的作用，大力优化街道社区、休闲场所、文体场所、交通场所等公共空间的精细布局，特别是着重将文明规范、道德准则隐喻其中，帮助人们提升道德意愿、坚定道德意志。

其次，改善人文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提倡全社会高尚的道德追求。人们不仅生活在实体环境中，而且生活在人文环境和舆论生态中，这种无形的环境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定力。学校家庭和各类阵地中的教育内容、新闻报道和节目栏目中的传播内容、榜样人物和热点事件中的价值取向等，都承载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舆论生态环境。因此，这些载体要积极承担起成风化人、敦风化俗的职责，彰显社会主义道德观，在美德善行的氛围中传达价值观念，以此促使全社会在道德追求上同向同行，从而强化道德定力。

最后，治理有害环境，有力回击道德怀疑论、道德虚无主义等易于误导公众的错误论调，帮助人们认清搅乱社会环境的各种思潮与论调。在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一些错误思潮、言论在试图寻找可依附的基点并进行扩散，它们弥散在社会整体的道德培育环境中。长期浸染在这类迷惑性思潮中，人们进行道德判断、道德选择的定力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我国的主流媒体、学校教师以及传播主体等都肩负着驱散错误言论、批判错误思潮与引领道德风尚的重任，特别是针对混淆视听、偷换概念与扩大分歧的道德怀疑论、道德虚无主义等思潮，要深刻揭露其造成公众定力动摇的机理，帮助人们抵御错误思潮，清除道德定力培育环境中的障碍因素。

4.深化制度建设和协同治理，以构筑道德定力的监督体系

道德定力的培育最终要落实到健全个体道德行为的监督机制上，形成道德定力监督的利剑，否则，涵养道德定力最终只能流于理论建构，丧失付诸实践的可能。在现实的道德失范案例中，部分人在参与道德评判的过程中，难以坚守维系社会道德规范的定力，出现思想和行为上的摇摆、反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惩戒失范行为的制度规定和有效手段。因此，以制度良俗形成道德定力的外在监督力量为主，以对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道德失范行为进行协同治理为辅，有助于从外部监督上促进道德定力的养成。

一方面，将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刚性要求与社会公序良俗的软性约束相结合，为监督个体道德定力提供基本遵循和保障条件。就道德定力监督的制度供给而言，法律法规等制度是从外在规定个体道德行为的有力手段，要进一步创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监督道德行为的硬性制度，将软性约束硬化，将道德失范的后果可视化，为个体道德定力的提升提供保障。例如建立适度的奖惩机制，使个体在自觉承担道德责任时没有后顾之忧，在产生失范行为前顾及后果。就道德定力监督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而言，社会的公序良俗是引领社会舆论生态的风向标，也是卓有成效的道德监督力量。因此，要明确社会对于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着重强调社会对于道德定力的提倡，通过将稳固的道德定力作为公民良好道德素质的评价要素，反向监督个体的道德定力状况。

另一方面，引入多元主体协同推进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为监督个体道德定力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与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等因素，不仅催化了道德问题的生成，而且推动了道德问题的广泛、快速传播，带来了更大的治理难度。虽然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参与无疑是一种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但是，这种参与也会造成事件本身被情感绑架的风险。因此，要注重引入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道德问题治理，建立健全道德问题的“社会化参与治理制度”［21］（57），根据不同主体的分工领域确定治理的权责范围，共同形成道德问题的治理合力。通过对负面道德问题的有效治理，凸显全社会对正确道德认知、道德认同与道德实践一以贯之的追求，进而形成个体道德定力培育的外在监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