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锡琛

曾钊新教授是当代中国极富原创性的伦理学家。虽然他已驾鹤西去，但他的思想智慧和治学精神却流芳后世，惠泽学林！回首往事，思念如潮。

初识曾老是1982 年11 月在衡阳召开的全国王船山学术研讨会上，那是一次高规格的船山学术会议，张岱年、冯契、张立文、方克立、方立天、萧萐父、唐名邦、冯天瑜等诸位大师皆莅临会议发表高论，在名家云集的大家之中，曾钊新这位清雅俊朗的中年学者关于船山人性论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深深地吸引了我。学界朋友告我，曾老师不仅对船山的人性论有深入的研究，而且就人性问题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过精彩论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求真的精神和勇气更让我平添了肃然起敬之情！

20 世纪90 年代，曾公为中南大学伦理学学科建设构建新的发展规划，在当时全国少有的伦理学硕士点基础上又向博士点冲刺。我和曾老师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我却常常从他的治学方法和理论思辨中受到启迪，深感这些精神财富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尝试管窥一二，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伦理学家和恩师。

一、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理论创新

作为一代伦理学大师，曾钊新老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问题意识，他的研究深契时代脉搏，紧扣现实道德生活。他善于从平常的人伦日用中发现伦理学问题，激浊扬清，指导人生，而不作泛泛的道德理论空谈。他的学术研究并非纯粹的理论阐发，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哲学思辨功力的基础上，有着理论的导航与审视。正如他在《心灵的碰撞——伦理社会学的虚与实》一书的“卷首自白”中所说：“揭示伦理社会学的本质，需要理论；实现伦理社会学的理论，需要操作。不能实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理论论证的操作是随意的操作。伦理社会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应用就是操作。所以本书的各章几乎都为具体操作设计了一套相应的程序，这是我们求索时的一个难点。每当把走完了一场艰难的思索之路的收获记录下来之后，又成为立论行文的一个特点。‘伦理社会学的虚与实’这个副标题，表达了我们在苦苦求索中付出的心力。探寻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操作程序，宗旨是让人在操作中塑造灵魂，使灵魂合于德性，合于德性的灵魂在行动，才是真实的幸福。”［1］（21）

我对曾老师紧贴生活、直指人心的研究特色深有感受。入职中南大学后不久，曾老师让我跟他一同参与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在全省监狱系统开展的道德与心理教育系列活动。为了让此次活动更有成效，相关部门请老师们深入长沙市女子监狱进行调研和座谈，希望专家们能够结合管教干部和服刑人员的现实状况予以指导。在一次座谈会开始之前，曾老师先在另一房间和一些同志交流，我猜想是请熟悉业务的同志介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图在座谈中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展开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在接下来的座谈会上，曾老师果然非常紧密地结合一些现实问题来谈管教干部的职业伦理道德问题。从现场的气氛和与会人员的反应来看，曾老师讲话的效果不错，触动了听众的心灵，也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受颇深。曾老师能够在短短十几分钟内把握问题要点，进而结合伦理学、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理论和实践针对现实问题予以深入浅出的教育和开导，情理并重，触及灵魂。这一有的放矢的现场道德教育活动也让我更深地感受到曾老师将理论与现实融会贯通的功力。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断然不可能对实际问题有如此深入的分析和对症下药的开导。通过这些活动，我深深地认识到，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学术研究紧贴现实生活是多么必要，哲学、伦理学等理论的积累和蓄备是多么重要。

曾老师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愚以为，这一研究取向对于伦理学、中国哲学的研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思想原本是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术形态，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其他诸子百家，无不以修身养性、和政安民、经世致用、天人相谐为鹄的，深切关注社会生活和民间疾苦。劳思光先生曾概括中国哲学“不在于思辨，而在于实践”的基本旨趣，批评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学”忽视了在现实世界中来进行任何实践性的努力［2］（1-9）。其实，劳先生的批评具有普遍性。我们看到，在中国哲学或伦理思想的研究中，先贤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智慧常常成为理论思辨和分析的对象，而较少有“实践性的努力”，这显然窄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曾老师紧贴生活、注重操作的研究取向，可谓切中中国哲学注重实践和体悟的基本旨趣。他启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不仅需要继续沿袭传统的思辨、分析、论说、考据等“纯学术”方式，还需要在“实践”等“核心部分着力”，需要在学术研究中更深入地结合现实问题，让传统生命智慧走进生活，发挥道学净化人心、培育德性的作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需要与从事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养生学等应用型学科的同仁携手并肩，共同体悟和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宝藏。

二、在学科交叉的视域下拓展研究领地

曾钊新老师在为陈望衡教授的《心灵的冲突与和谐——伦理与审美》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在现代科学的发展及理论的探求中，如果谁能自觉地进行侧向思维，在相邻的学科中找到与自身原已掌握的学科知识的接通点，并对这个接通点进行剖析，谁就可以开拓一个新的研究空间，创造一个新的学术领地。而每一新成果的出现，如果说是填充了新的空间和减去了人类知识的一个‘未知地带’的话，那么，更可以说他又在为新的空间的续拓奠定了新的基础和找到了新的起点。探索每前进一步，空间则相继增加一块；空间靠探索去填补，填补又增加新的空间，这就是科学探索的日新月异的生命之路。”［1］（12）

曾老师创建的道德心理学和伦理社会学都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色。道德心理学主要是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而道德心理学要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必须借助教育学、社会学，这势必又与这些学科形成交叉关系；伦理社会学主要是伦理学与社会学交叉的学科，需要引入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吸收西方道德心理研究的成果，将研究道德一般的道德哲学和研究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以及研究道德规范的伦理社会学沟通起来，建立起伦理规范、心理承受场、现实生活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研究者不仅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融会贯通的能力，更要有超越思维定式和已有知识结构的求索勇气。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和能力，曾老师开辟出道德心理学和伦理社会学两个研究方向，为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开创了新篇章。诚如万俊人教授所言，曾钊新教授“是国内最早觉识道德心理问题并率先开拓这一研究新高地的伦理学先导”，“对于中国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毋庸置疑的开创性贡献”，“在浴火重生的中国伦理学界划出一线亮丽别致的风景”。

曾老师的上述研究特色对我研究传统伦理思想多有启发。中国先贤重德求善，重视心性道德修养。道家道教更是强调身心两全、性命双修、生德相养，其中包含了很多心理调治、情志养生、道德治疗、道德培养的智慧。曾公博采众长、立足人性、契切人心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发掘和诠释其中的奥意。

注重学科交叉的这一研究特色也影响了众多的青年才俊。李建华、吕耀怀、曹刚、左高山等多位学者都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分别将哲学、伦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进行融会交叉，各自在道德心理学、伦理社会学、法哲学、法律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学科作出了卓有建树的成绩，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曾老师的学问博大，在文学、音乐等方面亦颇有修养，书法上更是功力甚深，习书和练琴是他经常的功课。他的书法遒劲刚毅、大气豪放、收放自如、俊朗脱俗，令我钦佩和羡慕。他善于从古今的诗歌或音乐中获取灵感或发现论题，无论是讲课还是著述或写作散文，常常将一些名句或歌词信手拈来，或借题发挥，或作学理诠释或伦理批判，自然而然地引发受众的深刻共鸣！

曾公在《学会听书》一文中说：“我有过这种享受，每当用心读完的或读过的书籍，已离开书案而站立在书柜中时，只要用眼睛看见它的踪迹，其中的内容就会发出音响，叫我听到，这叫触目生音。它使我重新置于阅读时的情景，在书海中做精神驰骋或思维旅行。我曾经读过的书分类站立在书柜的玻璃墙内，其阵犹如秦皇陵的兵马俑、音乐厅的琴琵笙、练武馆的剑刀枪，我不仅能拥有文化的壮威，听到学问在演奏，也习练着荡寇御侮的本领，既可听到悠扬抒情的‘春江花月夜’，也可听到疾蹄奔腾的‘十面埋伏’。悦也是歌，恼也是歌，歌始终陪伴着生活。”［3］（40）这真是一段别出心裁且极有意思的学者读书咏叹调，充满着对艺术、学问、生活的热爱。从这些富有文学夸张与想象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曾老师的读书之乐、读书之味和治学之勤，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善于触类旁通的治学特色。

三、在宁静淡泊中求真悟道

学术界的朋友曾戏称曾老师是湖南伦理学界的道家，表达出对曾老师无所为而为的生活态度的欣赏和肯定。的确，他是一位深契道家风范的学者。在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中，伦理学学科建设如何进行？文科教师如何走自己的学术道路？这是曾老师与我讨论最多的问题。他经常说，学术贵在创新，学者要有社会责任，要写千古文章，不要人云亦云，而他自己正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强调，“要驾驭自我，不可在驱名逐利之中，不可在灯红酒绿之中……当严肃的人生建树遭到冷落之时，绝不应迎合世俗，而应冷静思考，悟出玄妙，坚守圣杯……面对繁华，不致浮躁，保持寂寞，是使心态平静而善悟的表现，寂寞是创造者的宿命，自甘寂寞是创造者的一个必备素质，是智者的高超之道……心静而本体现、水清而月影明。悟与静是连在一起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3］（260）。

这些认识既道出了一个学者的为学之道，又凸显出一位伦理学家的高洁人格，散发着清净不阿、无所为而为的道德光辉，彰显出在宁静淡泊中求真悟道的大师风骨，深切时弊，发人深省！这是曾老师为后学留下的又一精神财富！

回想20 世纪90 年代，国内的道学研究颇为冷清，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是一所较典型的工科院校，师生员工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对道家道教文化更是知之不多甚至存有误解。在这种学术环境中，我不免生出几分孤独甚至委屈。曾老师不仅多次向相关人士进行解释和介绍，更以他特立独行的求索精神和学术坚守影响和鼓舞着我，为我的学术研究注入了精神力量。

曾钊新教授对生命有深刻的体悟。他在《人有几条命？》一文中提出：“人有三条命。第一条是生理之命，第二条是政治之命，第三条是伦理之命……伦理之命又叫己命，长短由己。人家让你贫穷，你可以不移；人家让你富贵，你可以不淫；人家给你耍威风，你可以不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就得到了口碑，你的生命就在延续。这就叫做‘身后声名无限寿’，是一条不由天、不由人，全由己就可延长或终止的命……趁着脑袋还能思考时，赶紧思考，并力求变为行为，连同思考与行为共同留在历史之中……永远存在下去。就这点来说，我不相信‘死亡’！”［3］（298-299）

诚哉斯言！在曾老师这里没有死亡！他的生理生命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生命却永远地汇入了人类精神文化的长河之中。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曾老师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寿者”，那些凝聚着深刻哲思和人生智慧、启迪人心的“午后清唱”长留于天地之间，回荡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