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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钊新先生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原创性贡献

2023-09-04李建华

伦理学研究 2023年2期
关键词: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

李建华

曾钊新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是“中国伦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以其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和丰硕的学术成果闻名于学界。曾钊新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界公认的最具原创性的学者之一,全面把握其原创性学术成果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及,需要做深入的文献挖掘与整理,需要对其学术思想作出时代性展开与延伸,在此粗略提及一二,仅为纪念。

一、为道德哲学奠定人性基础

人性问题在人类知识的进程中一直是个颇具吸引力的课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具基础性的问题之一。曾先生坚持在人性领域不断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曾钊新先生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并以其《人性论》(1988 年)的出版为标志,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人性理论。《人性论》最大的理论独创性,在于避免了人性是自然性还是社会性、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样一些绕圈圈而不能自拔的理论窘境,从正面提出了“人性是什么”这一尖锐问题,明确“人们以感情为纽带联结成的社会关系即人性”[1](2),它包括人的食欲、情欲、思欲以及求生、爱美、自主等渴求。基于这样的人性概念,作者大胆提出了“共同人性”思想,并鲜明提出“阶级性就是人性有具体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1](13)与在阶级社会中也有共同人性的观点。如果没有共同人性的存在,人类道德生活是无法理解的。

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性如何决定道德和道德如何调节(或规范)人性的问题,前者是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后者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活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物质性欲求的“第一性”地位,决定了只要有人性就得先让人吃饭,这就是“民以食为天”的道德至上性缘由。人的情欲也是如此,人都有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爱国情等,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即共同人性。如果我们认定人性就是人的欲望的整体性体现,那么欲望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人性决定道德要通过欲望现实化,而欲望的现实化就是利益,人性决定道德要通过利益这个中介环节实现,所以曾钊新先生提出了“人性是道德第二土壤”[2]的观点。也就是说,完整的利益包含了欲望和欲望的现实化两个方面。人的基本欲望是大体一致的,这本身不构成道德问题,只是在欲望实现的过程中才有了利益的现实化和道德的产生。儒家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说明,爱财没有道德问题,这是对人性的正当性肯定,但是获取财物,必须遵纪守法,才是合乎道德的,这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合宜主义。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才能真正理解人性是道德的“第二土壤”的意义,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286)。曾钊新先生关于人性决定道德的观点,不但更加清晰地说明了利益如何决定道德的机制问题,更是避免了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与道德关系的简单化。

二、建构道德心理学理论体系

曾钊新教授的道德心理学研究与人性理论研究几乎是同步的,经过近30 年的艰苦探索,初步形成了道德心理学理论体系,其代表性著作有《道德心理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道德与心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德性的心灵奥秘——道德心理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道德心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道德心理学》(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关于道德心理学体系的初构,正如曾先生在《德性的心灵奥秘——道德心理学引论》“序言”中所说:“1987年,当我将关于道德心理研究的收获以《道德心理论》为题以‘专论’形式贡献给社会时,就曾自白:‘专论’只是若干‘专题’的归纳或规划,它并不是‘专著’,因为‘专著’是形成了完整体系的理论论述,按照我的研究程序,是以‘专题—专论—专著’的公式推进为行程的。‘专题’是对道德心理某一范畴的专门研究,它是‘专著’的砖瓦,‘专论’是将专题作某种程序的组合,是‘专著’的雏形;‘专著’则是大厦的筑成。这个自白实际上是许诺:在继续努力之后,会推出一本道德心理学的专著来。现在交给读者的这份以《德性的心灵奥秘——道德心理学引论》为题的答卷,是我对许诺的忠实履行,因为它是我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完整的理论表达了。”[4](6)他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道德心理学是以道德和心理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道德产生、发展的心理基地,道德知行的心理机制、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以及心理失衡中的道德调节等一般规律的学问”[4](3),形成了由总论篇、心理基地篇和道德运行篇等共十六章构成的理论体系。曾钊新先生在2002 年出版的《道德心理学》中增加了道德心理的内容,如道德知觉、道德模仿、道德图式、道德判断、道德推理、道德习惯、道德人格等内容,同时把《德性的心灵奥秘——道德心理学引论》中“运行篇”的伦理社会学内容放到了《伦理社会学》一书中,包括道德传播、社会角色的道德跟踪、犯罪心理的道德冲突、家庭生活的道德层面等内容,使道德心理学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2017 年,《道德心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作为曾钊新先生80 岁生日的纪念。此书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充到28 章近60 万字,由思想史梳理到基本原理,由个体道德心理到社会道德心理,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张,正式完成了道德心理学的理论初构。万俊人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显然,这是一部具有远大学术抱负和理论寄托的重要学术作品,一方面,作者欲为现代中国伦理学和中国社会贡献一部具有完备理论体系和独立学术观点的道德心理学;另一方面,由此寄托的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论情怀或许是开创中国伦理学之道德心理学学派,以引领当代中国伦理学人的道德心理学探究,并为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建设和国民的道德生活实践提供一种理论解释,甚至是理论指南。”[5](VII)其实,曾钊新先生还有学术宏愿,就是组织出版“道德人格丛书”,并且自拟了研究计划,如《淡泊——饱含道德追求的心境》《独善——困境中的自信》《兼善——发达后的自尊选择》《节俭——灵魂修炼的日常举措》等。从书目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套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道德心理学研究丛书,希望后学们能完成这个“作业”。

三、开拓伦理社会学研究路径

曾钊新先生也是我国伦理社会学的开创者。我曾当面请教曾钊新先生:从学术文献和学科目录上看,大都只有“道德社会学”的标示,少有“伦理社会学”的提法,您是出于何种考虑?先生简单回答:道德的知识基础主要是心理学,而伦理的知识基础主要是社会学。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伦理与道德不分、道德学与伦理学不分,对这些称谓是否合理自然缺少深入思考,更没有严格的知识辩证,但从现在看来,曾钊新先生当年的想法真的是智慧。他把道德心理学与伦理社会学称作“双胞胎”,是20 世纪80 年代同时孕育的。对道德作心理分析“是属于道德现象的微观研究,它的任务是揭示道德在个体身上的萌发和被汲收的奥秘”,而对道德做社会探索,“是属于道德事实宏观研究,它的任务着重于道德运行和延伸的轨迹”[6](1)。如果把道德心理学与伦理社会学的研究进行再结合,可以产生一门新学科,可以叫“伦理社会心理学”,这是先生当年在《心灵的碰撞——伦理社会学的虚与实》一书中的设想,足见先生一直在做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展伦理学的知识领域,伦理社会学就是伦理学与社会学交叉的结果。如“时年道德”与“场合道德”这两个概念就是曾先生在一次全国社会学大会上提出的,会议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进行了专门介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思路,向时间性和空间性进行了拓展。道德生活是广阔的,既有横向的空间性也有纵向的时间性,就其横向性而言,有公共场所、职业领域、家庭生活、团体活动等不同空间,因而就有了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和团体道德等不同的规范和准则,并由此构成了社会的网络式道德生活;就其纵向性领域而言,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儿童、青年、中年和老年等不同阶段,由此构成了链条式的道德生活,我们可以称之为时年道德[7]。而场合道德是在特定空间发生交往时必须遵守的道德,是指在固定身份的一方履行责任,满足身份固定的另一方的需要,被满足方也同时履行责任,实现善意“馈赠”时的道德律令体系,如教学道德、卖买道德、医患道德等[8]。场合道德的提出,真正揭示了道德主体的交互性和伦理生活的平等性,突破了职业道德在特定场域中低效甚至无效的局限性,即只有当双方或多方各自恪守自身道德的时候,伦理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这就是伦理与道德的差异,道德是一个自我性概念,而伦理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场合道德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场域伦理。曾先生虽然还是沿用了道德与伦理互释的方法,但其伦理的社会学指向是科学的;虽然没有形成像道德心理学那样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其致思路径为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四、用辩证思维审度伦理文化

1994 年曾钊新先生主编了一套特别有意思的书,即“负面文化研究丛书”,它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有《罪恶论》《丑陋论》《虚假论》《错误论》《衰落论》《失败论》六本,1997 年后由文清源教授接棒主编,更名为“走出误区丛书”,后续由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私论》《欺骗论》《腐败论》《越轨论》《超越错误》五本。这套书开启了伦理文化研究的新篇章。世间事务包括文化现象都是具有二重性的存在,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福祸相倚。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文化现象分析中,我们只有关于正面文化的探究,而没有关于负面文化的阐发。诸如有对‘真实’的宣扬,而没有对‘虚假’的专论;有对‘善良’的赞誉,而没有对‘罪恶’的阐释;有对‘美好’的描绘,而没有对‘丑陋’的究因”[9]。这原本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人类文化的演绎逻辑,但“辩证法一旦接近生活,生活中的人却不是都能有勇气去迎接辩证法”[9]。人们习惯于所谓正面现象的张扬而放弃对负面现象的正视,久而久之就忘记了正负相依的基本道理,不了解假恶丑,哪能正确理解真善美?甚至真善美价值的弘扬就是在扼制假恶丑的过程中实现的,研究负面文化本身就是“正能量”,从负面看正面也许比从正面看正面更清晰,换个角度看文化,文化现象会更全面、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负面文化不仅仅是文化存在的“另一面”,而且也是人类伦理文化的“背影”,假、恶、丑等内构于伦理文化之中,自私、腐败、越轨、欺骗等都是反伦理的行径,如果无视甚至放弃“这一半”,则伦理文化研究是不完整的,伦理学充其量只是“半伦理学”。如果认识不到看清阴影是为了追求光明,研究负面文化是为更好地张扬正面文化,那只能是人类理性的扭曲,更是辩证法的失败。“如果我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用‘正面理论’透视负面文化现象,给读者的是斩截妖蜮的利剑、剔除腐朽的武器、拥抱光明的信心,这个工作可以称得上是扫除尘埃而玉宇澄清的文化工程。”[9]要使社会道德文明的大厦坚牢,就必须清理好大厦底部阴沟里的污浊。真心期待曾钊新先生开辟的伦理文化研究新领域后继有人、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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