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云

康熙末年,清中央政府派兵成功驱逐了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军,这次用兵树立了清廷在西藏的绝对权威,推动清中央政府从间接治藏到直接治藏的转变。(1)张发贤:《康熙末年用兵西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18页。自雍正五年(1727)开始又向西藏地方派遣驻藏大臣,并逐渐形成三年一任的定制。具有浓郁西藏地方特色的汉语咏藏诗,随着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加强应运而生。将军、随军文员、驻藏官员及其随员便成为咏藏诗的创作主体,驻藏大臣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就目前所见文献,有清一代,咏藏诗传世的驻藏大臣,主要有雍乾时期的和琳、松筠、和瑛,嘉道时期的文干、瑞元、斌良、崇恩,以及光宣时期的有泰、联豫,共计创作咏藏诗1200余首,约占目前所见清代咏藏诗的60%。目前,学术界研究某一地域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类似成果较多,但就清代咏藏诗而言,尤其将驻藏大臣作为一个诗人群体,探讨其咏藏诗文学史价值的成果还未发现。因此,本文将驻藏大臣咏藏诗作为考察对象,试图从清代诗歌表现范围的扩大、对清代文学地图的拓展、中国诗歌中贞刚和壮大风格的承续、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践行等方面,对清代咏藏诗的文学史意义作较深入的探讨。

一、拓展了清代文学地图的边界

以往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关注点都与多民族、多元文化相融的大国文化内涵不相称,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及中国文学的研究需要把边疆的、民族的文学统筹进来。因此,就需要从文学理论上重新绘制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中提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原因时道:“这个地图还是一个中国这样文化千古一贯、又与时俱进的大国的国家地图,它应该展示我们领土的完整性和民族的多样性,以及在多样互动和整体发展中显示出来的全部的、显著的特征。……作为现代大国,中国应有一幅完整、深厚而精美的文学地图。”(2)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5页。有鉴于此,对清代咏藏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更能显示清代与国家地图相匹配的完整的文学地图,对中国文学地图的重绘有积极意义。

清军入关后,经过几代君王的开疆拓土,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与之相适应的是,文学领域也逐渐出现汇通、融合,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许多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学创作队伍及作品也相继问世。从诗歌领域的发展来看,不但出现了许多南、北方文化重镇区的地域诗,还出现了许多书写边疆自然、人文风貌的诗篇,如新疆、东北的谪戍、流人诗,使得清代文学地理边界进一步扩大。

清代以前,西藏始终是内地文人眼中最为神秘的土地,说其神秘不仅是因为各种神秘的宗教文化,还因从内地至藏,道路极为艰险,极少有文人到过西藏。陌生而生遐想,故而其文学作品中但凡涉猎西藏山川、民俗、宗教的内容,符合历史真实的不多,大多都属于内地文人对异域的想象。薛英杰在《异域想象与文人观念: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3)薛英杰:《异域想象与文人观念: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26页。一文中,也阐发过类似的观点。驻藏大臣在入藏途中,亦或在藏内公务之余,创作了一定数量的汉语咏藏诗,大多以纪行体的形式,再现了西藏自然、人文的特有风貌。

清代入藏之路虽有滇藏、青藏、川藏三条,但川藏沿线民众定居较多,沿途土司供应“乌拉”(民众承担的一种徭役)较充足,入藏任职的驻藏官员均走川藏路,任满后回京依然从原路返回,因而咏藏诗所表现的内容主要是川藏沿途的山川、风物和藏内民众的世俗、宗教生活及其对治藏、施政过程的经验总结。咏藏诗,尤其是驻藏大臣咏藏诗的创作,将清代文学疆域的西北和西南版图相连,并真正实现了清代文学地图与地理地图的高度契合。

具体来看,驻藏大臣将雪域高原的山川形胜,藏传佛教世界,藏民族的生产、生活,以及各类西藏建筑、物产、民俗,作为其咏藏诗的表现领域,并逐渐形成具有浓郁西藏地方特色的中国古典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描摹西藏山水的和琳诗《渡飞越岭》、和瑛诗《中渡至西俄洛》《海子》、松筠诗《巴则》、斌良诗《头道水行馆观瀑》《巴贡山写望》、文干诗《十八日白地》《二十七日过丹达山》;刻画西藏物产的和瑛诗《铁索桥》《皮船渡江》、瑞元诗《喇嘛鸳鸯》《咏藏地奶桃》;描写西藏宗教建筑物的和瑛诗《大昭寺》《小昭寺》、瑞元诗《布达拉》;赞美与西藏宗教上层友谊的和瑛诗《班禅额尔德尼燕毕款留精舍茗话》《再游罗卜岭冈》《班禅额尔德尼共饭》;描写西藏民俗的和琳诗《西招四时吟》、松筠诗《拉错海子》、瑞元诗《观各寺院燃酥油灯》《蛮丫头竹枝词》《客藏异闻》等。

驻藏大臣驻藏期间有春秋二季巡阅前后藏的规制,因而咏藏诗中,以诗的形式见证了驻藏大臣巡阅西藏边境的真实情况,有一定的史诗互证的价值。驻藏大臣松筠于嘉庆二年(1797)丁巳秋第二次巡阅后藏时所撰《丁巳秋阅吟》凡54首,内容涉及赈灾、省敛、安民、阅兵、布防等多方面。其中大多首诗即以诗人所到之处的地名为题,从第一首《业党》到第五十四首《还抵前招》,可见诗人巡阅的足迹遍历后藏。当诗人作为驻藏大臣巡阅到中尼边境时,其诗《济咙》云:“巡阅来边境,遐藩忱悃将。欸酬檄逊睦,要服守成章。壹是皇恩致,无须显寸长”。(4)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34—135页。尼泊尔王遣使携食物前来济咙(今西藏吉隆县东南)恭迎,表其诚敬。此诗说明经过乾隆五十七年(1791),福康安大军进剿廓尔喀(尼泊尔)入侵者后,廓尔喀王已经臣服,边境回归安宁。诗集中《宗喀》《衮达》《邦馨》《阳布》等一系列巡边诗,则标志着清代文学地图的西南端已拓展至与清代疆域相契合的中尼边境。

驻藏大臣咏藏诗中的山水题材诗与清代描摹新疆、蒙古、东北山水题材诗相交织,重新绘制出清代中国北方万里山河的壮丽画卷。其治藏理政题材诗,与清代类似题材诗相参阅,还能全面理解清中央政府边疆治理及处理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措施与成效。同时,还可以从此类诗中看出大多数驻藏大臣,克服入藏道路艰险、气候寒冷以及高原缺氧等一系列困难,在咏藏诗中饱含着对社稷、黎民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出封建士大夫积极进取的精神人格。总之,驻藏大臣咏藏诗,无论是表现出的浓郁的青藏高原风貌,还是所描述的地理空间的延展,都全面拓展了清代文学的地图边界。

二、丰富了清代诗歌的表现领域

青藏高原气候寒冷,许多大山顶上积雪常年不融,形成一种素洁、神秘的高原奇景。高山峡谷间的江水由于地势落差大,发出无比巨大的撞击声,给人以力量,使人震撼。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入藏途中,随处可见高大宏伟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以及成群结队的藏传佛教僧人。清代以前,由于入藏道路艰险,除中央政府专门派往西藏的使臣,很少有内地人去过西藏,故而在清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直接表现青藏高原自然、人文的题材很少。驻藏大臣所作咏藏诗,较全面地表现了青藏高原的山川、物候、宗教等元素,扩大了清代诗歌的表现领域。

(一)描写山川奇景

清代部分咏藏诗将雪域高原的山川奇景入诗,营造出奇寒、圣洁、幽峭的雪域景象。和瑛诗《东俄洛至卧龙石》云:

朝发东俄洛,山坳布群髳。迢迢大雪山,万顶覆银瓯。

皎然无黑子,寒光射酸眸。绝顶矗鄂博,哈达纷垂旒……(5)和瑛:《易简斋诗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0页。

东俄洛,在今四川康定市西一百九十里,为川藏路之孔道。诗人看到川藏路上连绵的大雪山,放眼全是素装世界,“寒光射酸眸”,其最高的山顶上还矗立着鄂博,哈达迎风飞舞,展现出一幅雪域峻寒、圣洁的画面。和瑛的其他咏藏诗中也多处描写了入藏途中的雪景,“天险设雄关,巴西控百蛮。云门高不锁,雪海静无澜。马喘危栏角,人惊缺磴弯”(《飞越岭》),(6)和瑛:《易简斋诗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70页。“百川尽东注,此外独西流。鹫岭千年雪,恒沙万里洲”(《三月抵前藏渡噶尔招木伦江》)。(7)和瑛:《易简斋诗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71页。和琳的咏藏诗也有类似的描写,“四面童山雪,碉楼数十家。里塘风夙冷,孟夏草无芽。日亦临边淡,衣从出塞加。楼兰俘未献,投笔事方赊”(《里塘》)。(8)和琳:《芸香堂诗集》,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二)描写藏传佛教

佛教自吐蕃时期传入青藏高原,逐渐发展成适应高原藏民族精神需求的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是驻藏大臣诗中又一重要的表现题材。恢宏庄严的佛教寺庙、各级宗教僧人,甚至各类佛事活动、活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等都成为咏藏诗的表现对象。和瑛诗《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这三首诗在追忆唐蕃和亲一事的同时,也写出了拉萨这三座典型的佛教建筑物的恢宏:“雪飘金殿瓦,风静铁门廉”(《大昭寺》),(9)和瑛:《易简斋诗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72页。“佛阁上层霄,横枝法嗣遥”(《布达拉》)。(10)和瑛:《易简斋诗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72页。其诗中还有描写金瓶掣签的,如《金本巴瓶签掣呼毕勒罕》:

古殿金瓶设,祥晨选佛开。谁家聪令子,出世法门胎。

未受三途戒,先凭六度媒。善缘生已定,信我手拈来。(11)和瑛:《易简斋诗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72页。

这是驻藏大臣主持的西藏一位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掣签仪式。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12)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页。至此,西藏大活佛的认定须经金瓶掣签、中央政府认定等方可生效。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是清中央政府在治藏方略上的重大创举。和瑛还有一首《色拉寺题喇嘛诺们罕塔》,诗云:

丛林百丈开,几案罗金玉。笑问塔中僧,可晓传灯录。僧食肉流骨,肉山彻骨俗。肉僧骨已枯,骨山藏活肉。我辈受孔戒,护汝十万秃。塔僧若有灵,可鉴前车覆。天威薄海西,绝徼少飞镞。文令需可人,武满何曾黩。半藏我聊转,全峰老犹矗。悠谬青石梯,荒唐白玉局。举觞漫问天,且作长城筑。(13)和瑛:《易简斋诗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73页。

诗中描绘的佛塔也是藏传佛教建筑的组成部分,藏族学者赵永红说:“塔葬是藏地最高施葬形式。历世达赖、班禅以及少数大呼图克图(蒙语,即大活佛)等高僧大德才能采用这种葬法。”(14)赵永红:《神奇的藏族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因藏传佛教塔体内藏物的不同,一般分为法体、舍利塔和一般的宝塔三类,诗中所描写的应是色拉寺法台(诺门罕,蒙语,意为“法台、法王”)的法体塔。瑞元诗《喇嘛篇》中自注云:“喇嘛有五等,一曰胡图克图,二曰诺们罕,三曰班第达,四曰绰尔仪,五曰堪布。”(15)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0页。此诗除了写塔中僧,还告诫西藏地方上层人士,要以历史为鉴,拥戴清中央政府,永葆藏内和平。

(三)描写藏俗

藏俗的描述,也是驻藏大臣咏藏诗的表现内容之一。瑞元《少梅诗钞》中有多首诗描写了藏内的许多习俗。如《看蛮家过年》:

其一:

云箫月斧庆新年,僧俗衣冠列坐前。远近朝山争拜佛,果然乐土是西天。

其二:

众番领宴最高楼,举石飞绳技艺优。更爱家家齐逐疫,通宵炮火散春愁。(16)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74页。

诗人自注道:“元旦布达拉唱番歌,舞童跳月斧”、“后藏番民作飞绳戏,又举重石角胜”,(17)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74页。家家放炮,以示驱逐瘟疫。这两首绝句虽然文字简练,但包含了藏民族过年的许多民俗事项。

驻藏大臣的咏物诗更是具有浓郁的西藏地方色彩。如和瑛诗《皮船渡江》云:

淼淼长江水,皮船一勺登。轻于浮笠汉,闲似渡杯僧。

竹叶图中泛,仙槎日下乘。此船成大愿,那用挽金绳。(18)和瑛:《易简斋诗钞》卷2,《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85页。

诗人描绘了漂浮于滚滚江水之上的小皮船的轻盈灵巧,同时也看出和瑛诗中佛教蕴味浓郁,这与其深厚的佛学修为有很大关系。瑞元也有一首写牛皮船的诗《坐牛皮船渡后藏河》,其诗中曰:“乘槎渡过小西天,疑是星河汇此川。一样江南好风景,青山绿水挽皮船”,(19)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74页。以上两首诗重在突出皮船的灵巧。西藏还有一种双栖双飞的鸟,俗称喇嘛鸳鸯。瑞元在其诗《喇嘛鸳鸯》的题后注中描述道:“似鸭而大,色黄能高飞,水食楼栖,俗呼为喇嘛鸳鸯。”诗云:

双双黄鸭上鱼矶,似此凫翁见亦稀。几点远同秋叶落,一行斜带夕阳飞。耳边嘉偶声相和,背上新雏负满归(自注:每飞必雄雌齐鸣,见人则负雏以飞)。佛地不须调鼎鼐,往来啄食锦鳞肥(自注:西藏不打牲)。(20)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67页。

和瑛亦有诗《咏喇嘛鸳鸯》云:“火宅僧边鸟,灵根觉有情。分明金缕伴,独被紫衣名。水宿优婆影,山呼法喜声。在家菩萨玩,来度化人城。”(21)和瑛:《易简斋诗钞》卷2,《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60册,第485页。这两首诗虽都是咏喇嘛鸳鸯的,但瑞元的诗重在外貌刻画,而和瑛则从佛教层面写其灵性。纵观驻藏大臣咏藏诗,青藏高原的自然万象、人文天地均能在其中有所表现,大大丰富了清代诗歌的表现领域。

三、赓续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贞刚气质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就初唐时南北文风的差异,作了精准概括,“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22)魏征等撰:《隋书·文学传序》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0页。从中可知地域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影响。青藏高原自然环境险恶,但凡到过此地的内地文人,其内心必然受到截然不同的环境影响而产生激烈地冲荡。王树森在《唐代吐蕃题材诗歌的文学史意义》中说:“(唐代吐蕃题材诗歌的创作)维系了唐诗的贞刚之气,证明唐诗长期沿着健康轨道发展,离不开复杂民族关系的激荡”。(23)王树森:《唐代吐蕃题材诗歌的文学史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27页。观察驻藏大臣的咏藏诗,发现此类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赓续了中国古典诗歌中贞刚、壮大的诗风,可从驻藏大臣驻藏前后诗风的变化中窥其一斑。

斌良,字笠耕,号梅舫,为两江总督玉德之子,道光二十六年(1846)授驻藏大臣,第二年病逝于西藏任所。其诗风在赴边疆任职前,以“朗丽清华”为主。如郭麐在《灵芬馆诗话续》中云:“冯云伯出都后,以得见新刻诗话,甚为欣赏,贻书见寄,并寄长白笠耕观察所与唱和诗笺相示。《拂水山庄》云:‘江总归来白发新,劫灰余烬恋无因。风骚坛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陈。貂珥即看皆后进,峨眉甘让作完人。孝陵铜狄苔花冷,词客空吟旧院春。’《枫桥舟中》云:‘风劲峭帆收有力,波柔枝橹划无痕。’《京口怀古》云:‘水犀雄镇三千甲,明月临江廿四桥。’皆朗丽清华,自然高胜。”(24)郭麐:《灵芬馆诗话续》,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2266页。符葆森《寄心庵诗话》又云:“(斌良)所著诗八千余篇,其弟可庵订为五千余篇。集中无美不备,如入波斯宝藏,精光炫目。尤工长短句,其宛丽处绝似屯田手笔,真可谓笼罩万而无一遗者。”(25)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寄心庵诗话》,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2266页。这都得益于其父在浙江任职时,斌良与阮元幕府中的名士交游、唱和,使诗境更倾向于南方诗风的宛丽。

随着斌良奉使到察哈尔、蒙古、青海,乃至后来到西藏任职,其诗风亦慢慢发生变化。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道:“笠耕名家贵荫,少随父达斋尚书浙抚任,阮文达方视学,从其幕中诸名士游,即耽吟咏。后历官中外,数奉使西北边塞,山川行役,多见诗篇。集中与张船山、吴兰雪、姚伯昂诸人唱和最多,亦兰锜中风雅眉目也。”(26)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卷122,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224页。又如陈融《颙园诗话》云:“笠耕为达斋尚书之子,幼嗜吟咏。……后两祭名藩,三莅商都,历关塞之雄,览山川之险,尝有自咏句云:‘立马高吟神更王,四千载内第三人。’俨然以萨天锡、元遗山自况。”(27)陈融:《颙园诗话》,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2266页。

萨都剌,元代末期诗坛成就较高的诗人,他一生遍游南北,其诗“受晚唐温庭筠、李商隐诗风的影响颇深,但在秾(浓)艳细腻中渗入自然生动的清新气息。”(2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元好问,号遗山,是金代诗坛最重要的诗人,存诗1400余首。后人评价元好问的诗,“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七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七律,深受杜甫的影响,功力深厚,意境沉郁。他的七古也往往气势磅礴,意象奇伟壮丽。”(2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第180页。斌良早年诗风特征接近萨都剌的诗风,晚年特别是入藏期间的作品风格与元好问诗歌雄奇壮丽的诗风相似。斌良诗兼取二者之长,如《巴贡山头写望》云:

六月风光腊月同,晴空猎猎响长风。峰尖立马神先王,暖翠浮峦万壑通。(30)斌良:《抱冲斋诗集》卷3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508册,第481页。

巴贡山,在昌都市察雅县境内,据姚莹《康輶纪行》对巴贡的描述,“地不甚宽,石山南北对峙,察木多大河自此流入,形势险阻,如石阙然。”(31)姚莹:《康輶纪行》,欧阳跃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3页。此诗既写了巴贡山的雄伟与山顶风的劲烈,同时描写了远处群山的暖翠之色,诗风雄壮中带着绮丽。相似的还有,“峦翠晚犹浓,变灭在俄顷。涨满寂无声,斜阳转山影”(《晚抵浪荡沟》)。(32)斌良:《抱冲斋诗集》卷3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508册,第482页。又如“砰訇脚底一声雷,凉翠周遮望眼开。泼墨乌云峰影湿,空山知是雨飞来”(《雨中抵察木多》),(33)斌良:《抱冲斋诗集》卷3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508册,第482页。都堪称壮丽之作。袁行云先生亦云:“《藏卫奉使集》五卷,记秦晋、蜀道,自打箭炉沿东西俄洛,抵西藏,诗益豪荡”,(34)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2页。说明入藏途中所见、所历促使诗人诗风朝豪放、壮大、贞刚一路转变。

瑞元,字容堂,号少梅,铁保(号梅庵)之长子。道光十四年(1834),官嘉兴知府。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庚寅,由哈密办事大臣命往藏办事,接钟方为驻藏帮办大臣。(35)《宣宗实录(七)》卷405,《清实录》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8页。瑞元前期诗,特别是《少梅诗钞》卷三,为诗人任浙江嘉兴知府期间创作的诗,诗境朗丽,多闲适气。其《慧山寺》云:

钟声清澈晚风扬,歇马亭边野趣长。一带佳山能产锡,几湾曲水亦流觞。

湖间月挂千寻塔,门外舟连百尺樯。如此名泉烹茗好,愧无新句入诗囊。(36)瑞元:《少梅诗钞》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31页。

这首诗创作于春天,钟声在和煦的晚风中格外清澈,曲水流觞,月儿挂在千寻塔上,映入湖间,山泉清澈,正适合烹茶。诗中描绘了一幅宁静的嘉兴春日图,从中可知诗人闲适的心境。又如《题山月照弹琴小照》云:

欲纾怀抱托鸣琴,坐爱平林待夕阴。一曲松风传逸调,半规山月照清心。

秋深万壑咽流水,夜静孤鸿鸣远岑。旷达独超嵇阮外,高人千古有知音。(37)瑞元:《少梅诗钞》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32页。

此诗创作时间在秋季,诗人抱琴独坐松林间,秋风吹起,幽静的景色为诗人增添了几分隐逸情调,半规山月更显清幽。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在秋日的黄昏独坐山林,感觉自己的高蹈、旷达已超过了西晋名士阮籍、嵇康,诗风宁静清幽。《少梅诗钞》卷五为诗人在驻藏大臣任上所创作的咏藏诗。如《协噶尔途中纪事》:

一重险要一重关,鄂博划分中外间。化雨久沾无尽地,岩风时撼大荒山。

纵横鞍马周三汛,整饬军戎镇百蛮。游到极西长白客,此身老瘁此心间。(38)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74页。

又如《定日》:

巡阅穷西极,声威控外夷。风旋云有脚,水过地生皮。

阴壑冰千古,荒边雪四时。从来枯瘠处,春色竟难期。(39)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74页。

再如《出后藏作》:

乱山作保障,人孰辟荒莱。风雪互相踞,烟岚凝不开。

潜通边隘路,高耸萨迦台。一月往还速,征鞍昼夜催。(40)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74页。

以上三首为诗人在驻藏大臣任上巡阅后藏并检阅军队时所作。第一首诗题中,协噶尔一作协嘎尔,又名罗西噶尔城,在今西藏自治区定日县。第二首诗题定日,诗人题后自注曰:“距藏十八站,无日不风,水土极为恶劣,西出济咙口即为廓尔喀地界。”(41)瑞元:《少梅诗钞》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585册,第74页。三首诗均描写了边地的贫瘠与荒寒,冰雪千年不化、烟岚凝聚不开,春色难期,但诗人并未因此消沉,而是抒发了诗人作为驻边重臣建功立业、提振军威、守卫边塞不让外夷侵犯的豪荡之气,诗风昂扬、贞刚。

通过以上两位驻藏大臣入藏前与在藏期间诗风的比较,可知前期诗,特别是在浙江生活、任职期间的诗风近闲适,透露出宛丽的审美特征;后经边疆地区寒冷气候、险仄道路、高耸险峻群山、奔腾而涌大川等恶劣生活环境的洗礼,不但未给诗人带来消沉之感,反而使诗风更加踔厉奋发、昂扬壮大,读之使人奋进,给人震撼。这也充分说明诗人的边疆任职,特别是驻藏大臣任上的磨砺,使其诗风变得贞刚、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承续着清代诗歌,乃至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中贞刚、壮大的诗风脉络。

四、践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中国文学史应该是一个与之相应的多民族文学碰撞、融合的发展史。《民族文学研究》自2007年第2期起,设专栏讨论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相关问题。在专栏创设当期,满族学者关纪新撰文指出:“我们今后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既不应当再是中原民族文学的‘单出头’,也不应当是文学史撰写者出于‘慈悲心肠’或‘政策考量’而端出来的国内多民族文学的‘拼盘儿’、‘杂拌儿’。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有机联接的网络系统,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学坐标的子系统,它们各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会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象的壮丽图像。”(42)关纪新:《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9页。随后,蒙古族学者朝戈金也撰文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是文学史撰写的指导原则,更是一种阐释中国各民族文学互动发展历程的新视角。”(43)朝戈金:《“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三题》,《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页。

有鉴于此,驻藏大臣咏藏诗的创作本身就践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驻藏大臣,清代均限用满人,蒙人占最少数,汉人仅末年才用张荫棠、温宗尧二人”,(44)黄维忠主编:《清代驻藏大臣考》西南边疆卷14,于逢春、厉声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因清中央政府任用边臣的政策,目前留下咏藏诗的仅为蒙古族与满族的驻藏大臣,从这些咏藏诗诗人队伍的民族构成来看,可知清代多民族作家汉语古典诗歌创作的多民族性。

其二,驻藏大臣咏藏诗是以蒙、满官员的视角来创作的,其诗除了表现治藏理政事迹、朋友间酬唱以及思乡题材外,主要反映青藏高原的山川、气候、物产以及藏民族的世俗与宗教生活,具有西藏地方特色。

其三,驻藏大臣咏藏诗的创作语言,是蒙、满官员用汉语创作的,但其中出现大量藏语词汇音译后直接入诗的情况,这在前代的咏藏诗中很难见到。和琳诗《藏中杂感四首》,其一:

蔓草荒烟万里余,民无城郭傍山居。田畴租纳僧尼寺,鹰犬腹为男女墟。

纵有安奔难变俗,竟无奴谷亦能书。一长堪取尤堪笑,阿甲人人善积储。(45)和琳:《芸香堂诗集》,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博穆恨不生中原,世为墨赛隶西番。阿叭阿妈尽老死,捞乌角角趋沙门。剩有密商年十五,早学锅庄踏地舞。胭脂粉黛通麻琼,拉撒认通充役苦。苏银欢乐柳林湾,连臂叶通声关关。自寻擢卡索诺木,几迷坐就时开颜。上者确布饶塞藕,木的角鹿缀囚首。萨通丰盈褚巴新,甲呛阿拉不离口。次者买布嫁农商,毕噶动噶勤稞秧。间时出玛售囊布,贡达樵汲无灯光。一朝擢卡还育密,亢罢萧条谁悯恤。生儿携去塔戎布,陈各尼参泪如滭。忽听传呼朗仔辖,安奔达洛修官衙。划泥筑土莫共泽,鸠共火速董来加。阿卓胼胝落呢马,费尽涉磨萨糌粑。更番倘悮端聂耳。章喀亲交业尔把,达楞无奈起蛮讴。相思苦楚端交愁,播依那用吹令卜。吚唔敕勒动高楼,高楼索勒银钱赏。棕棕越唱青云朗,来朝忙布买玛拉。燃灯喇谷前供养,祷祝来生多抢错,男身宫脚转中华。不然约古河伯妇,乌拉躲却随鱼蝦。(46)和琳、和瑛撰:《卫藏和声集》卷1(清钞本),《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第6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459页。

驻藏大臣咏藏诗中还发现不少赠答、唱和诗,现存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诗集《卫藏和声集》,其中满族和琳与蒙古族和瑛二人间的唱和诗达100余首,从中便知清代多民族作家间文学交流之频繁。虽然西藏气候严寒,绝少有内地文人入藏,但此类文学活动并未因此而停滞,依然如西藏的草在寒风与暴雪中毅然顽强地生长着。这也展现了有清一代青藏高原的文学生态,多方面展示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

朱万曙先生在其文《观念转变与“中华文学”的建构》中道:“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和重心都在‘汉民族文学’,很少自觉地将视野延伸到中国各个民族文学的范围。因此,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越来越深入,总体格局却不够阔大。”(47)朱万曙:《观念转变与“中华文学”的建构》,《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第8页。就中国的族体而言,是“多元一体”的;而对中国的国体来说,是“一体多元”的。“在审视我国的族体与国体结构时,我们只有将‘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观察视角辩证结合起来,才能更为科学准确地把握和认识我国的族情与国情,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我国的政治架构与民族格局。”(48)熊坤新、平维彬:《中国的族体和国体:“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江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22页。我国的族体与国体决定了中华文学史,“是指包括了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整体文学发展的历史。”(49)左东岭:《中华文学史研究的三个维度》,《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第6页。因此在中国版图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文学都是中华文学史编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清代咏藏诗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的成果,也将成为中国文学地图绘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