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邵懿辰；诗文集；版本

摘要： 晚清著名学者、文人邵懿辰，死于太平天国之乱。其生前未能系统整理自己的诗文作品，均赖其同辈友人与家族后人的努力而逐渐完善。同治八年潘祖荫安顺堂刻本和同治十年丁氏八千卷楼刻本，是邵懿辰诗集的两种早期刻本；同治四年吴棠望三益斋刻本，是邵懿辰文集的早期刻本。邵懿辰长孙邵章将诗文合刻，形成了光绪三十四年的《半岩庐遗集》本，后经补订而形成民国十一年的《半岩庐所著书》本。其间又有抄稿本数种，与刻本一同构成了较为复杂的版本系统。且仍有散见邵氏书札27通，是各种诗文集版本均未收录的佚作，其价值须加发掘。

中图分类号： I 207.2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1005108

Key words： Shao Yichen； poem collection； edition

Abstract： As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Shao Yichen died in Taiping Rebellion.When alive，he could not systematically sort his own poems and depended on his friends and descendants to perfect it.The two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Pan Zuyin and Ding in Tongzhi period are the earliest poem collection.Sanyizhai version of Wu Tangwang in Tongzhi period is also the earliest essay collection.The eldest grandson of Shao Yichen integrated his poems and essays，which formed Banyanluyiji in Guangxu period and was further complemented in 11 ye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Between the periods，there were hand-written copies.With block-printed versions and handwritten copies，a complicated system formed.What's more，there were 27 books by Shao，which were lost works excluded by all kinds of poem and essay collections.Their values should be explored.

第1期马昕： 邵懿辰诗文集版本考述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5卷邵懿辰（1810—1861），字位西，又作蕙西，浙江仁和人。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二十一年（1841）考取内阁中书。二十五年（1845），充军机章京，以擅文辞而娴于掌故，制诰多出其手。二十八年（1848），升刑部员外郎，每多抗直进言。时大学士琦善以妄杀熟番下狱，位西发十余事难之；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赛尚阿出视师，位西复上书力言其不可者数端，自是為权贵所忌。咸丰三年（1853），被当国者排挤外放，视山东河工。次年（1854）以防河无效，降二级为光禄寺署正。自是归家，闭门著述。九年（1859），以在籍办理团练操防出力，开复原官。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陷杭州，懿辰奉母避走。后以母卒，返杭州。十一年（1861），太平军再至，懿辰与巡抚王有龄共守杭州。城陷后，三日不食，骂贼不止而遇害。同治三年（1864），杭州克复，其子邵顺年返里奔哭，具询其父遇难情形。浙江巡抚马新贻上疏陈其义举。朝廷遂照阵亡例从优议恤，赐入昭忠祠，国史馆立传。

邵懿辰因其抗贼义举而以名节著称于世，同时也是晚清杰出的学者和文人。其博通群籍，经术湛深，并旁及天文、舆图、术数之学；在诗文创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二评曰：“（邵懿辰）文宗方苞，尝从梅曾亮受古文法，经学渊深。为文撷经之腴，精于义理，叙事有法，醇古茂实，奥美盘折，步武方苞，卓然成家。诗非其所长，然固非时俗人所能为。”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二，周骏富主编：《清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7册，第525526页。可知，邵氏以古文见长，并遵循桐城师传；作诗虽非所长，然亦不落俗调。

太平军再陷杭州前夕，邵懿辰就已抱必死之决心，于是奋力著述，以期立言后世。“时方著《礼经通论》未成，于是日食半菽，重加编订。城外炮声如雷，火光彻天，处之坦然。语其子顺年曰：‘古人临难著书，颇传于后。今我于危城中，与古人相对，不计生死……”马新贻：《奏为在籍京员守城殉节胪阵死事情形恳恩敕部议恤折》，载邵懿辰《半岩庐遗文》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35册，第244页。其心所牵系者，首在经学，而无暇系统收拾自己的诗文作品。因此，邵懿辰诗文集只能在其死后，借助同辈友人与家族后人的努力而逐渐完善。诗集和文集的早期流传轨迹并不一致，呈现分头发展的形态；但最终在清代末年由其孙邵章汇为诗文合集。因此，本文将邵懿辰诗文集分为早期诗集系统、早期文集系统和诗文合集系统，分别加以探讨。对其诗文集流传与编刻过程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整理邵懿辰的文学成果，而且能使我们领略到晚清知识分子群体接续努力传承文献并使文章随道义永存的精神力量。

一、早期诗集系统

（一）同治八年（1869）吴县潘祖荫安顺堂刻本《蕙西先生遗稿》

邵懿辰遗诗最早的刻本问世于同治八年（1869），上距邵氏殉难仅仅八年。此刻本是潘祖荫《滂喜斋所刻书》的一部分，不分卷。封面题“邵位西遗稿”，扉页题“位西先生遗稿，潘氏安顺堂刻”，首页题“蕙西先生遗稿”。卷末有孙衣言同治七年（1868）七月十八日及十九日两篇跋、曾国藩同治八年（1869）跋和罗惇衍同治八年（1869）跋潘氏还在丛书之外印有单行本，卷首多出潘祖荫序文一篇，漏收《宣宗成皇帝挽诗四章》，其余情况均与丛书本相同。另外，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乌丝栏抄本一种，行款为半页八行行二十二字。封面题“邵蕙西遗稿”，首页题“蕙西先生遗稿”。序跋、正文均如潘祖荫所刻单行本。封面有识语二条，其一云：“辛卯（1891）十月廿四日王二题于望蘩。”其二云：“癸卯（1903）五月晦日重读于江城寓庐记之。有数误字，前时未及校改，此一并订正。”书中有朱、墨二色批校，应即此人所订。核其批校意见，乃据《滂喜斋丛书》校正抄本之误。。正文收录诗作37题，56首。那么，这些最早结集的诗作是通过何种渠道搜辑来的呢？卷末的几篇序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首先，孙衣言七月十九日跋云：“此册凡诗三十有四篇，位西自书以诒沈尚书者。”“沈尚书”即沈兆霖（1801—1862），字子莍，号朗亭，浙江钱塘人，官至户部、兵部尚书，谥文忠。道光三十年（1850），沈氏五十寿辰时，邵懿辰抄近时所作诗34首以为贺礼。该诗册今藏国家图书馆，封面有邵章民国六年（1917）所题书名“半岩庐诗册”，扉页有孙衣言所题“邵位西比部丈遗诗”“位西员外遗诗”。卷首有罗惇衍跋、曾国藩跋、孙衣言七月十九日跋。卷末有邵懿辰、沈兆霖、曾国荃、黄彭年、吴庆坻、范梁、施补华、袁昶等人跋文。册中收诗23题34首，与孙衣言跋所言相符。卷末邵懿辰跋云：“庚戌重九日，朗亭三兄同年五十初度。无以为喜，爰取数月来拙作诗三十四首，书之素册，聊当禽犊之献。”沈兆霖跋亦云：“此位西同年庚戌见赠诗册也，时余年五十。”后此册为邵懿辰同乡友人方恭钊（字勉甫）所得。黄彭年跋云：“此册诗三十余首……勉甫得之沈文忠家……而勉甫寶此遗编，孜孜不倦。”

其次，孙衣言七月十八日跋云：“位西员外诗二十二篇，道光己酉手书，以诒方君勉甫者。”可知，道光二十九年（1848），邵懿辰将其手书诗作22首赠予方恭钊。而这本诗册也幸运地流传下来，今藏国家图书馆。封面有位西亲署书名“位西诗册”，卷首有徐赓陛跋、吴庆坻跋、吴棠题字、马新贻同治三年（1864）题诗、王拯同治三年题诗。卷末有孙衣言七月十八日跋、蔡振武同治四年（1865）跋、罗惇衍同治八年（1869）另一跋、潘曾绶题诗。册中收诗14题22首，也与孙衣言跋所言相符。

同治七至八年（1868—1869），方恭钊携此二诗册进京，访孙衣言。孙氏不仅为两诗册分别题写跋文，而且从中介绍，使这些诗作得以刊行。孙氏七月十九日跋云：“余既得位西遗诗，欲为刻之，而未暇一日，以语潘侍郎伯寅，慨然任之。”这就促成了邵懿辰诗集的初次刊刻。潘氏刻本中的诗作排序，正是先排邵懿辰直接抄赠给方恭钊的22首，再排邵懿辰抄赠给沈兆霖后为方恭钊所得的34首，两部分各自的次序全依两诗册原貌。

（二）同治十年（1871）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刻本《半岩庐遗诗》

同治十年（1871），邵懿辰遗诗又以《半岩庐遗诗》的书名，由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再度刊行。此本两卷，开始按诗体编排，卷上为五古、七古，卷下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行款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牌记云“同治辛未刻”。卷首有潘祖荫序，孙衣言、杜文澜题诗，曾国藩所作《邵位西墓志铭》；卷末有孙衣言两篇跋、曾国藩跋、罗惇衍跋、朱学勤同治十年（1871）跋、潘祖荫同治十年跋和孙诒经同治十年跋。从收诗情况来看，潘祖荫刻本所收诗作都被此本囊括，可见这是在前者基础上所作的增补本，而从序跋中可略知其增补细节。

首先，据孙衣言七月十九日跋，方恭钊除藏有上文所述的两本诗册外，还搜辑到“别纸草稿三十三篇”，包括“别纸七言律三十首，盖位西感事之作，其云紫虚道人邯郸题壁者，寓言也；又一纸七言古诗三首，有伯言先生、湘乡相国评骘语，皆手书”。奇怪的是，既然方恭钊已经获得这33首诗，潘祖荫刊刻遗诗时就完全有机会将其收入，但现在看到的潘氏刻本却没有这些作品，尤其是“七言律三十首”完全不见踪影（潘氏刻本所收七律仅有16首）。直到八千卷楼刊刻时，在七律部分的末尾增补了一组诗，命名为《无题三十首》，正是所谓的“七言律三十首”。这30首诗既然已为丁氏所得，那么另外3首七古，应也被收在八千卷楼刻本中了，只是我们已经难以判断具体是哪三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潘氏刻本和八千卷楼刻本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兰格抄本《邵位西遗诗》一种，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属孙衣言玉海楼旧藏。其首末无任何序跋，除多出《无题三十首》外，其余收诗均与潘氏刻本相同。另外，潘氏刻本的诗作排序是直接将沈兆霖和方恭钊的两个藏本相接而成；此抄本则与八千卷楼本相同，是按诗体编排，而每一诗体下各首次序也与八千卷楼本相同。可见，此抄本与八千卷楼本存在密切联系。或许，孙衣言正是八千卷楼刻本的校订者。八千卷楼刻本增补别纸所录的33首诗，恐怕也与孙衣言有关。

其次，孙衣言七月十九日跋云：“顷闻朱修伯（学勤）学士云，亦尝得其诗一册，有诗十余篇；又勉甫言，其友人处亦尚有诗十余篇。”朱学勤跋云：“此册乃先生在京日为学勤录所作杂体诗，重是先友遗迹，藏之箧中。嗣子子进司马来京索观，欲丐以为世守，遂举而归之。”可知这十余首诗是邵懿辰为朱学勤手录的，因邵懿辰次子顺国（字子进）来索，乃举而归之。恰好，这本诗册也藏于国家图书馆。其封面题“先祖诒朱修伯侍郎诗册”，副页有杨文莹题署书名“半岩庐遗诗”，并有邵章民国六年（1917）题识：“同治辛未，先君子进公从朱氏收回世守，计诗十二开、跋十二开。”册中录诗10题17首，后有邵懿辰识语云“庚戌孟夏杂录近作，请修伯世兄正之”，可知是于道光三十年（1850）抄录的。

再次，就是上引朱学勤跋中提及的方恭钊友人所藏诗十余篇，这些诗当然已经收入八千卷楼刻本中，但我们已难以判断具体是哪些了。

二、早期文集系统

（一）方宗诚对邵氏遗文的搜辑

邵懿辰以文章名世，早年师从桐城派后劲梅曾亮，欲传姚鼐义法；后上溯至归有光、方苞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半岩庐诗册》载袁昶光绪十年（1884）跋：“位西邵丈为文，始引梅柏岘为深友，以求惜抱姚公所传之义法。后乃祖祢于熙甫归氏、灵皋方氏，纾余雅驯，造辞不妄。”，纯为桐城一脉。而其文章的流传，也正是由桐城发端的，这与邵氏生前友人桐城方宗诚有密切关系。邵章所刻《半岩庐遗集》（详后文）所存方宗诚跋云：“予得君文，因厚子、存庄。”具体而言，道光十九年（1839），桐城苏惇元（字厚子）将邵氏文章“数篇”示方宗诚，方氏“手录而藏之”。其后，桐城戴钧衡（字存庄）亦持邵氏文章示之，方氏“益得读之以为快”。

先看苏惇元。他于道光三十年（1850）以诸生举孝廉方正，固辞不就。他学宗宋儒，有仪宋堂，邵懿辰为作《仪宋堂记》《仪宋堂后记》二文。邵氏《题寒机夜课图后》文又云：“癸巳（1833），余归自京师，得三人焉，曰：桐城苏厚子、嘉兴高伯平、德清沈闲亭。”可见他与邵氏交往甚厚。从上文所引方氏“手录而藏之”之语可知，方宗诚只是从苏惇元那里录出邵氏遗文之副本，而底稿仍在苏惇元手中。方宗诚跋称，苏惇元“构贼祸忧郁以死，书皆散亡，而予所录君之文独存”。但其实，苏惇元所藏底稿并未失传，而是一直存于其家，并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终于回归邵家。

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半岩庐遗文稿》两册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半岩庐文稿》三册，第一册题为“先祖遗文稿本”，后两册均题为“半岩庐遗文稿”。第一册与后两册的来源和性质均不同，详见后文。，正是苏惇元所藏底稿。上册封面有邵章题识：“谨案是稿乃桐城苏子厚仪宋堂所藏者，时先祖与厚子先生交最笃，每有撰著，必诒书就正，兼以质之植之先生（按，即方东树），故稿末均有评语。”下册封面又有邵章题识两条，其一云：“光绪戊申（1908），余任武昌法校长，招厚子先生孙英伯佐教务。英伯遂以是归之。其中有未刻文二篇，急补梓以附遗集之后。壬子（1912）冬日章再志于京师。”其二云：“苏英伯讳颖达，长古文辞，从余游三载，辛亥冬病歾。仪宋堂仅一子尚幼，惜哉！章附志。”据此可知，光绪三十四年（1908），邵懿辰之孙邵章任湖北法政学堂监督期间，苏惇元之孙苏英伯正好任教务，遂将蘇氏家藏底稿一并归还邵家。

这两册底稿展现了邵氏遗文的最初形态。其与后世刻本的鲜明差别，就是邵章题识中所提到的“稿末均有评语”。其中包括方东树评语4条、梅曾亮评语13条和苏惇元评语10条。方东树和梅曾亮均为姚鼐门生，乃桐城派之后劲，也都与邵懿辰有交往。此二人对邵懿辰文章所作点评中多有褒奖之语，可见邵氏文章多得桐城精髓。苏惇元对邵氏文章却屡有批评，并且这些批评最终化为他对邵氏文章所作的实际修改。例如下册《惠来县重修学宫记》文末苏惇元评语曰：“□时代风气之弊，则善矣；而学记体裁则犹未称，以□□之语太繁也，稍为节之，犹未能□害。”此讥邵文语繁，而抄本于该篇确实有删节号若干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或曰自佛未生时”之后的95个字都被删掉。邵文提出，历史上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影响范围远远大过儒家思想，而近代以来基督教、天主教对我国国民的影响渐深，足以引人忧虑；惠来县却能逆遏俗流，兴建儒家学宫，堪配嘉奖。文章重点实在于中国人对宗教的选择，而删掉的95个字却是对外来宗教本身的缺点加以指摘，属于枝蔓，苏氏的删改确实使文章更加简洁。

苏氏所藏底稿共收文章29篇，与后来方宗诚委托吴棠刊刻的版本相比，少了8篇，并多出2篇。比吴棠刻本少的8篇，应是方宗诚从戴钧衡那里得到的。戴钧衡也与邵懿辰有交往，邵氏诗集中就有《答戴存庄》一首。而底稿本有、刻本却不收的2篇（即《论加科》和《书周坚白书金刚经后》），则与后来丁晏对方宗诚所录副本的校订有关。

（二）丁晏对邵氏遗文的校订

方宗诚早年居于桐城时，从苏惇元和戴钧衡那里抄出邵氏遗文若干。太平天国乱中，方氏携此文稿转徙至江苏淮安。同治三年（1864），他将文稿出示山阳丁晏，丁氏为之校勘、点评。

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半岩庐遗著》，包括《半岩庐遗集》《礼经通论残帙》《忱行录》三种。其中《半岩庐遗集》不分卷，行款为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文中多有校订及评语，均出丁晏之手。卷首丁晏序云：“（邵懿辰）友人桐城方君存之、海盐张君铭斋张铭斋即海盐人张鼎，他所辑录的其实只是《礼经通论》而已。录其文数十篇以示余……仲宣先生重其文，并为刊行，此卷之幸而存者，可以传矣。”可见，丁晏既看到了方氏所录的副本，也见证了后来吴棠对邵氏遗文的刊刻，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丁氏所做的工作，除对字词脱误倒衍的校改外，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全书篇章次序的调整。苏氏所藏底稿中，各篇文章的排序并无明显规律。到丁晏校本，就基本按论说、书序、杂记、赠序、传记、墓表、墓铭、行状、祭文、哀辞、书札的文体次序排列了；但仍有一些不谐之处，如墓志铭、行状穿插于多篇墓表之间。丁晏还特别将《文人少达多穷》一文置于首篇，加眉批云“此篇当提前”，行间批云“拟第一篇”，文末评语云：“谓文为诚壹之所致，真甘苦有得之言，鄙意以此文冠首，即先生之自叙也。”该篇认为，历代文人少达多穷，是因为“居平规摩诵习”前人文章，于其中“鸣唈不快之意态”有所熏染，于是“冥相感召”，最终“文之工者日益肖，而境之觭穷而不偶，亦不幸往往似之”。邵懿辰在文末反问：即便历来文人命运多舛，甚至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后之士尚犹执简泚笔，穷力奋追，而不知止抑”，这又是为何呢？作者并未回答这一问题，似是以此表达自己将继续“穷力奋追”先贤的决心。丁氏认为这是邵氏的志向表达，洵为知言之论。将此篇置于首篇，也是比较有道理的。

二是对文章观点的评骘。丁晏在其中12篇文章的末尾加了自己的评语。和梅曾亮、方东树等人的评语多谈写作技艺、音节神韵相比，丁晏评语则专门谈论邵氏文章中的“义理”。如《夫妇有别》评语：“至精之言，深明礼意，非沉潜经义者，不能为也。只看外夷风俗，方知此言不虚。”《书靳文襄生财裕饷第一疏后》评语：“痛斥重敛之害，谓贻后世以不测之祸。至哉，仁人之言也！”《书太史公自序后》评语：“论太史公谈述道家言为切时之药石，实发前人未发之秘，又谓《史记》之学粹然，一禀周孔，皆至当不易之论。今之读史公书者，徒爱其文，知此者尠矣。”《惠来县重修学宫记》评语：“记学宫，借一邑发之，无怵惑于异教，发矇振聩，其有功圣道之言。”所评之处，皆有关于儒门义理。

三是对个别文章的删黜。丁晏在《论加科》篇题下批“拟不存”。此文认为，科举三年一届，在此之外加科取士，则会助长躁竞之风。丁晏于文末贴纸批道：“躁竞之风至近时而亟矣，然非加科贻之咎也。作此论题稍左，然文笔警快，有功于世道人心又浅。”丁氏不同意邵懿辰的观点，故而删去此篇。丁晏还在《书周坚白书金刚经后》篇题下批“拟删”，却未说明理由。我们猜测，这是因为邵懿辰在文中对佛教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接受与认同，这与他在《惠来县重修学宫记》中对“异教”的态度相抵牾，也与丁氏对佛教的态度相左。丁氏出于一己好恶，删去这两篇文章，造成邵氏文集的重大缺憾。因为不久之后，吴棠刊刻邵氏遗文时，就没有收这两篇。直到邵章得到苏英伯归还的底稿后，才急忙将这两篇补刻出来。

（三）吴棠对邵氏遗文的刊刻

同治四年（1865），方宗诚请盱眙吴棠将邵氏遗文刊板行世，收在吴氏《望三益斋丛书》中。此本不分卷，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牌记云“同治四年六月刊成”。卷首有吴棠同治四年（1865）序和丁晏序，收文35篇（《复方存之书》共3封，计作1篇）。

丁晏所作的文字校改意见，吴棠刻本均予遵守，可见刻本正是在丁晏校改的基础上形成的。丁晏还提出，《文人少达多穷》当提至第一篇，《论加科》和《书周坚白书金刚经后》二篇应删掉，刻本也都执行了。只是，在除第一篇之外的其他篇目的次序上，刻本做了一些合理的调整。上文所说的丁晏校本篇章次序的诸多不谐之处，刻本都予纠正，文体排序更加严格。

文集刻成后，正逢邵氏次子邵顺国四处搜访先父遗墨，方宗诚乃慨然以所藏文稿予之，使其成为邵氏家藏遗文的一个部分。国家图书馆就藏有方宗诚归还邵顺国的这一抄本。其封面有邵章题名“先祖遗文稿本”，册中收文12篇。国家图书馆将其与苏氏所藏底稿两册当作同一种版本来著录，但其实二者的来源和性质都不相同。封面邵章题识云：“此先祖殉谊后，友人方存之、张铭斋辑录，吴仲宣刻入望三益斋，归稿于余家。”可见，这是方宗诚在刻本完成后，归还给邵家的抄本。蹊跷的是，上文提及的苏惇元所作修润之处，在此本中得到了体现了。例如《惠来县重修学宫记》中的95个字，就索性不见了。我们猜测，这是方宗诚按照苏惇元的修改意见誊清的稿子。不过，吴棠刊板时并未采纳苏惇元的修改意见，因此这一抄本的后续影响也就非常有限，这对保持邵懿辰遗文原貌是有意义的。

另外，浙江图书馆藏有朱丝栏抄本《邵位西遗文》一种，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卷首有吴棠、丁晏二序，正文收文情况均同吴棠刻本。扉页背面又有墨书一行：“校刊本少文二篇，刊本注明‘补字样。”其中“校刊本”指经丁晏校正的吴棠刻本，“刊本”则是指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刻的诗文合集本。

三、诗文合集系统

在同治年间，邵懿辰遗诗已有潘氏安顺堂和丁氏八千卷楼两个刻本；遗文则有吴棠刻本。但这三个刻本的影响都比较有限，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邵氏长孙邵章邵章（18721953），字伯絅。浙江仁和人，邵懿辰长孙，光绪二十八年（190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州府学堂、湖北法政学堂监督、江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评政院院长等职。富收藏，精研碑帖，工书法。以《半岩庐遗集》之名再次刊刻其先祖遗作，才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这次刊刻的特点，就是终于将诗、文合璧，产生了第一个诗文合集本。到民国十一年（1922），邵章又将邵懿辰其他存世著作也纳入出版计划，组成了《半岩庐所著书》，其中的《半岩庐遗文》和《半岩庐遗诗》共同组成了第二个诗文合集本，相比之前又有所增补。

（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邵章刻本《半岩庐遗集》

国家图书馆今藏有《半岩庐遗集》刻本四种，封面均题作“半岩庐遗集”，均有牌记“光绪戊申（1908）三月刊成”，行款均为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诗集、文集均不分卷；但各自之间也有一些差别。下面分别以甲、乙、丙、丁代指四种刻本。从各种特征来看，这四种刻本是在《半岩庐遗集》的刊刻过程中先后产生的，呈现了这次刊刻的完整流程。

邵章光绪三十四年（1908）跋（载乙本诗集卷末）云：“戊申春，章客鄂，谉知志局良手民尚有在者，遂以先大父诗文重加编订，仿《望三益斋丛书》本付梓，而以先皇恤旨、国史本传及浙抚马端愍奏稿、曾文正撰墓志铭冠首。”所谓“仿《望三益斋丛书》本付梓”，这就要求此本在行款、版式上都要依照吴棠刻本的形式，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应先从文集开始。确实，国家图书馆所藏《半岩庐遗集》甲本就只有文集而无诗集，应代表了此次刊刻的预备阶段。而且如邵章跋所言，相比吴棠刻本，此本于卷首增录了与邵懿辰殉难后朝廷优恤有关的一系列文件，依次为内阁恤旨、部议优恤、国史本传、浙抚巡抚马新贻咨曾国藩文、马新贻为邵懿辰请朝廷优恤奏疏以及曾国藩所作《邵位西墓志铭》，继而才是从吴棠刻本中录出的丁晏序和吴棠序；卷末则是吴大廷同治十一年（1872）跋，因其写于吴棠刊刻之后，故于此次刊刻中予以增补。甲本收文37篇，末两篇《谭子化书堂诗叙》《碧血录后序》的目录篇题下标注“补”字。邵章跋云：“尝从边拙存竺潭世丈（袖石太世丈子）录得遗诗十三首，从谭复堂师录得《谭子化书堂诗叙》一首，又访得《题赤山族祖侍游普陀图》七古一首、《碧血录后序》一首。”可见《谭子化书堂诗叙》是从谭献处录得，《碧血录后序》的来源却未作说明。

从乙本开始，才真正纳入诗集，成为诗文合集本。《遗文》部分的序跋和收文情况皆如甲本。《遗诗》卷首有潘祖荫序，卷末有孙衣言、曾国藩、罗惇衍、朱学勤、潘祖荫、孙诒经、谭献、杨文莹、邵章等人跋文，以及高均儒作于同治三年（1864）的《祭邵枢部文》。邵章这次刊刻诗集，共收诗67题，118首。所补诗作，在目录诗题下均标“补”字。从上文所引邵章跋可知，新补诗作主要来自边氏所存邵氏遗诗。国家图书馆恰好藏有此本。其封面题“任邱边氏所藏半岩集外诗草，癸酉（1933）得于杭州，戊寅（1938）付装，孙男章敬题”，扉页题“邵蕙西员外诗录”。卷末有边保枢光绪十三年（1887）跋，云：“咸丰壬、癸（18521853）之際，先君子官京朝，与仁和邵丈渭西以名节相砥砺。每过从，深谈辄至夜分。保枢甫垂髫，时于下学揖客，犹获仰瞻丰采也。丈于群经子史及儒先性奥，无所不窥，声病之学乃其余事。曩先君子尝从借读，命伯兄摘录成帙。迨庚申粤寇犯淛，杭城再陷，丈以身殉国，此帙弥复珍惜，藏之箧绗，垂卅年。光绪甲申（1884），保枢匏系武林，得从松生丁先生游，旋以丈《半岩庐遗诗》见贻。盖辛未岁潘伯寅尚书刻于都门，掇拾奇零，仅得上下二卷。证以兹帙所录，尚有十数章为潘刻所未及，既与松生谋补镌，因敬识颠末。”可见此本是边袖石从邵懿辰所借诗册摘录而成，其中有十余首可补潘氏刻本之失。扉页又有邵章题识云：“此册夙藏任邱边氏。癸酉（1933）夏，杭友得之，寄贻世守。卅年前，竺潭世丈曾钞畀一分，治譌付刊，积廿余载矣。”可见边保枢早年曾抄出副本寄赠邵章，嘱为刊刻。也正是借由这一机缘，光绪三十四年邵章刻本中才得以收入这些诗作。再后来，诗册原件由杭州某氏转赠给邵章，终于回归邵家。从此本中增补的诗作有：《刘宽夫侍御藏沈启南画像绝类伯言戏简》《蝟》《和宗涤甫正气诗即以天地有正气为韵》《效黄山谷八音歌》《效建除体》《效二十八舍歌》《题七峰别墅十韵》《十二月十九日……同诸君作》《赠伯言南归》《集龙树寺寿梅伯言六十》《蚶二十韵》《荸荠》《胡桃》，诸补作标题上方均有圈号标识。

丙本是《半岩庐遗集》比较完善的形态。相比乙本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卷首序跋上，即将高均儒所作祭文从诗集卷末移至文集卷首，以与曾国藩所作墓志铭相配；诗集卷首除潘祖荫序外，还增录了孙衣言、杜文澜、林启、陆元鼎、陈夔龙、杨懿年等人题诗。其次，甲本、乙本书口均无字，丙本书口则有“遗文”“遗诗”等字样。其诗文收录情况皆如乙本。

丁本包括《半岩庐遗文》《半岩庐遗文补》《半岩庐遗诗补》三部分，各自不分卷。封面有题识：“癸丑（1913）春初伯絅谨赠时，同客京师。”《遗文》卷首增补方宗诚同治二年（1863）跋。《遗文补》收录《论加科》《书周坚白书金刚经后》两篇，末附邵章宣统二年（1910）题识：“右遗文二首，系从桐城苏氏旧藏先祖文稿本录出。”《遗诗补》收录《冬夜访朗亭学士》《寄梅伯言先生》《哭张穆》《和卓文端公秉恬元韵》，共4题12首，末附邵章宣统元年（1909）题识：“右律诗前十首系从吴敬强世丈庆坻所藏先祖遗墨中录出，后二首系从卓文端公所刻倡和诗集中录出。”书中有朱笔批校，其批校意见皆为后来的《半岩庐所著书》本所采纳，《遗文补》和《遗诗补》中的作品，也排入《半岩庐所著书》本正文中。可见，朱笔批校应是邵章所加，是为下次刊刻所作的准备。

（二）民国十一年（1922）邵氏家祠刻本《半岩庐遗文》和《半岩庐遗诗》

于民国十一年（1922）刻成的《半岩庐所著书》收《半岩庐遗文》二卷、《半岩庐遗诗》二卷。这次刊刻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继续增补新发现的诗文作品。此本有邵章后叙一篇，云：“先祖遗文刻入盱眙吴氏望三益斋者，仅三十有五首；遗诗刻入吴县潘氏滂喜斋者，仅一百有四首。光绪戊申，曾刻《半岩庐集》于武昌，稍有增益，而未分卷。岁壬子（1912）入京师，蒐访十载，文遂扩为五十五首，诗扩为一百四十六首。浼桐城马通伯先生其昶编次，定为四卷。以视吴、潘二氏，盖增文二十首、诗四十二首。”此本所增诗文中，能确知材料来源的，只有诗11首。

一是吴庆坻提供的邵懿辰手录诗作。国家图书馆藏《邵蕙西先生诗稿》抄本一种，封面有吴庆坻所题“邵蕙西先生诗椾手迹”。卷末有吴庆坻民国元年（1912）跋，其云：“右仁和邵位西先生手录诗凡八笺，寄先大父黔中，时在道光丙午、丁未间（18421843）。迨同治庚午（1870），先大父捐馆舍，庆坻检遗匧得之，重加装池，珍若环珤。往岁，伯絅世讲校刊遗集，庆坻录册中诗为滂喜斋刻本所无者，寄畀补亡。今年冬，重见海上，因念君家手泽，当归君世守之……既以贻君，复系之以诗。”吴庆坻祖父名振棫（17901870），字仲云，号毅甫，钱塘人。道光年间曾任贵州粮输道、贵州按察使。邵懿辰寄诗给他，正是在其宦游贵州时。此本收诗9题24首，其中《冬夜访朗亭学士》《寄梅伯言先生》《哭张穆》（3题10首）为光绪三十四年刻本所无，是此次刊刻新补的。

二是《长洲陶凫芗小象诗册》所存邵懿辰诗作。国家图书馆藏此诗册，封面题“长洲陶凫芗先生樑小象诗册”，并有邵章题识：“都二十六叶，题者十八家，内有先王父位西公七古一首，丁巳（1917）春得于厂肆，古杭邵章敬志。”邵章将这首七古收入，并命名为《题陶凫芗太常八十小像》。诗册中此诗末还存有邵懿辰的题识：“咸丰建元六月既望，凫芗先生姻伯大人命题，敬求诲正，小侄邵懿辰。”但在刻本中删掉了。

第二，编纂《半岩庐遗集附录》。邵章自梅曾亮、曾国藩、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何绍基、叶名澧、龙启瑞、朱琦、王拯、陈庆镛、姚莹、方东树、苏惇元、方宗诚、黄彭年、冯志沂、蒋超伯、沈兆霖、戴熙、施鸿保、钱泰吉、宗稷辰、孙衣言、李大章、陈元禄、韩光鼎、高望曾、陈墉、高均儒、谭献、孙诒让等人著作中摘取与邵氏有关之诗文、信札，纂为是编。邵章后叙云：“又辑道咸诸老酬答诸作，计见于梓集及墨迹者，共三十二家一百有十则。”这些内容有助于了解同时期文人与邵懿辰的交游以及对邵懿辰的评价，丰富我们对邵氏的认知。

四、尚未编入集中的佚作

随着《半岩庐所著书》在民国十一年的刊刻，邵懿辰诗文集的整理终于以较为完善的面貌告一段落，但邵章对先祖遗墨的搜访并未结束。民国十七年（1928），邵章就得到诗册一本，册中收录邵希曾、邵志纯、邵书稼、邵懿辰四家诗文若干首。邵章为其题名“邵氏四家诗册”，并为四位邵氏先贤撰写小传，附录卷末。册中收邵懿辰佚诗二首，即《刘宽夫侍御招同三福堂雅集率赋》和《题边袖石诗本》，但都已收入之前的刻本，并不算新的收获。

实际上，邵章在民国十一年之后确实收获到新的作品，但由于他没有再刊新本，这些新材料就成了目前仍在集外的佚作。另外，还有一些作品是邵章在民国十一年之前就已得到的，却没有收入他所主持刊刻的两个刻本中，最终也成为集外佚作。国家图书馆藏有邵懿辰书札九册，共同命名为《半岩庐书札》，其中就包括了以上这两类佚作。大概前七册是民国十一年之前所得，后两册是民国十一年之后所得。

第一册封面题“先祖致张小浦中丞手札一通”，册中收邵懿辰致张芾（18141862）书札1通。卷末有邵章跋，考此札作于咸丰七年。邵章又云，此札“未递，由生甫公（邵懿伦）送还者”，邵懿伦与懿辰同辈，可见此册得之甚早。

第二册封面题“先祖位西公诒族伯祖稚云论辛酉葬事书”，册中收邵懿辰于咸丰十一年（1861）致邵懿礽书札1通。邵章题识云：“按稚云公讳懿礽，鲁斋公之长孙，山西候补府经历。清光绪中叶，族兄季青以先祖诒稚云公书一束见还，择要装池，因志。”末附邵章属桐城方守敬题诗。

第三册封面有邵章所题“半岩庐遗墨”，册中收邵懿辰致蒋寅昉书札7通，其中5通为民国十一年刻本所收。

第四册封面有邵章所题“先祖咸丰十年七月访曾文正祁门军次致海昌蒋寅昉先生光焴书”，册中收邵懿辰于咸丰十年（1860）致蒋光焴书札1通。文集刻本不收此札。

第五册封面有邵章民国十二年（1923）所题“先比部公诒友书札”，册中收邵懿辰致蒋光焴书札9通（其中1通为民国十一年刻本所收）、致沈兆霖书札1封、致方培之书札2封、致伊乐尧书札1封。末附邵章所作蒋、沈、方、伊四人小传。蒋光焴小传云：“先祖咸丰甲寅归田后，与寅昉先生书问甚密。乱后，举以归之吾家。”知此册是太平天國乱后即归邵家的。

第六册封面有邵章题“先王父位西公致谭复堂先生献书二通”，册中收邵懿辰致谭献书札2通。封面另有题识云：“弟一通咸丰六年丙辰，在曾文正南康军中，致谭师杭州；弟二通咸丰八年戊午，在杭州，致谭师都门。”其一收入民国十一年刻本，其二未收。

第七册封面有邵章所题“先祖咸丰四年致瑞安项几山先生书”，册中收邵懿辰致项几山书札1封。封面另有题识云：“癸丑（1913），几山先生曾孙肩来京师，持示此函目，索归世守装潢，乞谨志其缘起。”可知此册得于民国二年。卷末另附缪荃孙民国三年（1914）跋。

以上七册共收邵懿辰书札26通，其中19通皆为民国十一年刻本所未收。比较已收入文集与未收入文集的两类书札，大抵前者多关学问，或谈经，或论文，或讲修身性理；而后者则只是记录琐事而已。可能邵章觉得前一类书札才有流传的价值，于是作了这样的取舍。

第八册封面有邵章所题“先祖致瑞安项几山先生札七通，附琴西先生函一纸”，册中收邵懿辰致项几山书札7通及孙衣言致项几山书札1通，书札后各附邵章民国十八年（1929）跋一篇，可见得之较晚。

第九册封面有邵章所题“先祖咸丰三年五月刘口防次致王吉云书”，册中收邵懿辰致王履谦书札1通。封面另有题识云：“吉云名履谦，山阴人，时以少詹与先祖同被命随同福济巡察河岸。此函寄示曾文正。壬戌（1922）秋，章式之同年赠。”这里明确记载，此册得于民国十一年秋，而民国十一年刻本是刊成于是年春，所以这是在刻本之后才得到的新材料。

以上两册共收邵懿辰书札8通，当然都没有收在民国十一年刻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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