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机卓玛 完麻加

一、《铜洲版》:莲花生伏藏传记的肇始

在宁玛派百名伏藏师中,娘热尼玛沃色(下文称娘热)(1124—1192)与古如却吉旺秀(1212—1273)两人被尊为如日月般的上、下伏藏二师,颇负盛名。娘热根据在玛悟觉得到的伏藏书题先后发掘了14处伏藏,在其众多的伏藏中现保存完好的有《莲花生大师传·铜洲版》(本文简称《铜洲版》)、《八法善逝密集》《静猛大悲法藏》《嘉哇嘉措喇那》等9函。《铜洲版》最末章节与后续莲花生祈愿文之间的文段记述了该传记由益西措杰撰写、娘热发掘。

上文论及娘热以授记的形式在伏藏与吐蕃赞普之间建立了合理联系。如若将授记指向建立合理联系的言语外壳,其思想内核便是转世轮回的佛教观念。“通过娘热、曲旺上师,尤其是第三世噶玛巴让炯多杰的渐进式创新,西藏所有的教派包括佛教和苯教都采用了转世的方式。这三位人物中的每一位都声称在他们的前世化身中至少有一位是吐蕃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们被视为莲花生最亲近的门徒,并注定要发掘被称为伏藏的隐藏文本和遗迹,也正是娘热在其关于西藏皈依佛教的开创性叙事《铜洲版》中推广了吐蕃政权与伏藏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3)Daniel A.Hirshberg,Remembering the Lotus-Born:Padmasambbava In the History of Tibet’s Golden Age,p.78.这一联系在后期的莲花生伏藏传记以及其他掘藏师身上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在《莲花遗教》中也有莲花生授记众多掘藏师为其化身的示现或是弟子化身的记述。

孙林探讨《莲花遗教》对藏族史学中宗教性历史传记著作传统形成的影响时指出,“从史学史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莲花生传记当作藏族史学史中一个单门别类的体裁来看待,因为各种莲花生传在写作体例上经过伏藏师的长期实践,已经形成其特有的规范。概括起来,这些规范有一个总的特点,即以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作为宗教思想的阐释线索,加上相关的授记和伏藏的开掘的描述,主要来实现树立伟大的宗教人物的人格甚至神格的目标,进而达到宣传宗教、劝导人类向理想的范式努力精进等更深一层的目的”。(4)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然而,《铜洲版》作为12世纪娘热的掘藏文献,是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莲花生伏藏传记,对于后期莲花生伏藏传记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作用。“从娘热的《铜洲版》开始,有关莲花生事迹的叙述核心转化为描述他与赤松德赞合作渡化青藏高原和高原上阴间、人间、神界生灵皈依佛教的内容。莲花生从尼泊尔到吐蕃,运用各种手段调服吐蕃本地各类生灵,这一举措被认为是莲花生初步渡化吐蕃各类生灵的行为,同时在吐蕃各地埋藏佛教宝物也是渡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些叙事指出,如果没有通过伏藏而同时发生的调服和改进,藏族人无法皈依佛教也无法使佛教在其历史中得到延续”。(5)Daniel A.Hirshberg,Remembering the Lotus-Born:Padmasambbava in the History of Tibet’s Golden Age,p.78.由此来看,《莲花遗教》续衍了《铜洲版》关于莲花生在印度和西藏修行的叙事,并承续了其中的核心情节,同时也不乏建构性和创新性。这点可从传记的开头和授记部分所提及的后期叙事进行佐证。如“邬坚林巴将《铜洲版》并入《莲花遗教》后,扩展了传记的开头部分,建构了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和宇宙观。此外,其中还添加了莲花生以藏族人未来在蒙古统治下的困难时段为内容,所言说的详细且诗意化的授记”。(6)Lewis Doney,“Revelation and Re-evalution:The Flourishing of Padmasambhava Biography after Yuan Mongol Decline”,European Bulletin of Himalayan Research 52,2018,p.46.由此可知,《铜洲版》对于后期莲花生伏藏传记的核心叙事以及传记文体的形塑具有母版的意义。

释迦桑布和竺托欧珠在拉萨大昭寺夜叉殿和马鸣菩萨像下发掘出伏藏文献《玛尼全集》,竺托欧珠发掘后传给娘热,娘热自己又发现了一部分。孙林提出:“自分裂时期以后藏族史学中的宗教意味越来越浓,宗教趣味逐渐成为藏族学术的主流意向。”(7)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第149页。《玛尼全集》与《铜洲版》的现世都与娘热有关,因而两部作品的核心叙事方式具有一定的联系,且可以肯定两者都推进了后弘期以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作为宗教思想的阐释形式,使得具有宗教意涵的伏藏、吐蕃时期的历史、佛教人物传记等一体化的叙事体例逐渐趋于成熟。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之论说

从整体来看,《铜洲版》在国内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论述散见于个别探讨伏藏的文章中,但未进行深入分析和述评。相对而言,国外以路易斯多尼(Lewis Doney)为代表的学者在该传记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渐趋成熟。在方法论上,学界主要以历史文献学为主要进路,并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

(一)国内动态

根据目前查阅的资料,国内对《铜洲版》的研究,仅有一篇专题性的论文,其他见诸于探讨藏族伏藏文献的文章中,论著多从传记文学、伏藏文本等角度展开论述。

1.传记文学方面,东主才让从传记文学的角度论述了《铜洲版》的作者、产生年代、内容、特点等内容,并依据传记内容涉及分裂时期的佛教史,指出该传记不可能由益西措杰撰写,而应该是与娘热同时代的人所撰。结构方面,东主才让指出该传记符合传统传记三层架构的特点,并提及传记中除了大量关于赤松德赞时期的佛教史之外,第24—41章以教言的形式描述了关于人文道德的准绳,对后期的整个文学以及藏族社会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叙事方面,他论析该传记以问答录的形式展开情节,体裁上散韵结合,另将现实、神话、宗教等融为一体达到了宣扬密宗教义的目的。(8)东主才让:《浅论藏族文学史上的早期传记莲花生传桑林玛》,《西藏研究》(藏文版)1995年第2期,第60—66页。该文主要从传记文学的角度对《铜洲版》进行了评析,但忽视了其作为伏藏文献的另一主题,对该传记伏藏主题的探讨也囿于产生年代的真伪而展开。

2.伏藏文本方面,嘉邑·扎西平措在《藏族伏藏概说》中将《铜洲版》与《柱间史》《四部医典》《莲花遗教》《五部遗教》等一同列为藏族著名伏藏文本。(9)嘉邑·扎西平措:《藏族伏藏概说》,《中国藏学》(藏文版)1997年第1期,第53页。诺布旺丹从现代学科类型出发,将伏藏文本分为历史传记类、佛教教义类、医学类、史诗类。他将阿底峡发掘的《柱间史》、邬坚林巴发掘的《五部遗教》《莲花生大师本生传》《嘛尼宝训》、娘热发掘的《莲花生大师传》等归为历史文化和传记类伏藏中最主要的典籍。(10)诺布旺丹:《伏藏传统学术源流考》,《西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38页。还克加将莲花生传记分为伏藏传记和撰写传记,并指出《铜洲版》及《莲花遗教》作为伏藏传记,在写作风格上具有神话和宗教色彩,并在莲花生的诞生方面都持化生说。(11)还克加:《刍议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类型》,《青藏高原论坛》2016年第2期,第107页。这一类与伏藏相关的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提及了《铜洲版》,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综上,国内伏藏文献的研究较为宏观,多从伏藏发展史、学术争鸣、经典伏藏文本的遗存等内容展开,较少关注《铜洲版》的价值。其中,莲花生传记研究方面的成果以《莲花遗教》为主流,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失衡状态。在诸多围绕《莲花遗教》的研究中,也并未提及《铜洲版》对于该传记的影响,可谓在两部传记研究之间出现了断层。

(二)国外动态

国外关于《铜洲版》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研究主题涵盖了三个方面:一是论述该传记作为伏藏文献在其内容或结构上所显现的撰写痕迹,以及娘热建构该文本的内在思想理路;二是以版本校勘或与其他相关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文本相互影响的结论;三是对该传记中莲花生形象演变的研究。

1.内容与结构研究。丹尼尔赫氏伯格通过综合对该文本现存的修订版本,以及对其“作者”或掘藏者娘热的研究后,发现将《铜洲版》指定为伏藏文本显然掩盖了产生该文本可能为本土创新的复杂性。《铜洲版》不是一个新叙事的大规模发明或简单的“伏藏”,而是藏族人信奉印度佛教的核心叙事传统及所持有的宗教观念的产物。(12)Daniel A.Hirshberg,Remembering The Lotus-Born Padmasambbava In The History of Tibet’s Golden Age,p.14.路易斯多尼详细论述了《铜洲版》与《娘氏宗教源流》《韦协》的几个版本,以及《祖孙三法王传记》在叙事内容和结构上的关系和渊源。他通过比较这几部作品中存在的相同叙事,指出《铜洲版》在莲花生入藏的时间上提出了与《韦协》和《祖孙三法王传记》完全不同的观点,但在叙述赤松德赞历史方面的资料则归源于《韦协》;其次他断定《娘氏宗教源流》中关于赤松德赞时期的一些叙事是在《铜洲版》的叙事结构上插入的,并且新插入的内容与《韦协》中相关部分的内容类似。(13)Lewis Doney,“Nyang Ral Nyi Ma’Od Zer and the Testimony of Ba”,Bulletin of Tibetology,Vol.49,No.1,2013,pp.18-30.多尼在探讨《铜洲版》的主题与娘热之间的内在关联时,倾向于认为娘热基于自身对吐蕃的历史记忆而建构了传记中关于赤松德赞及莲花生的历史,但他并未将娘热置于宁玛派发展的社会情境中观察其建构行为。

2.版本研究。路易斯多尼通过比较《铜洲版》的多种样本(ZL3、ZL1、ZL2、ZLf、ZLm、ZLg),指出这些写本不仅揭示了莲花生形象在几个世纪中的演变,而且对于形塑第一部完整的莲花生传记之原始版本发挥了重要作用。(14)Lewis Doney,“A Note on the Canonical Attribution of Treasure Texts:Ratna gling pa and the Zangs gling ma”,Bischoff,Jeannine,Petra Maurer and Charles Ramble,eds.,On a Day of a Month of the Fire Bird Year:Festschrift for Peter Schwieg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 th Birthday,Lumbini: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2017,pp.195-212.此外,他在另一部作品中对ITJ321、PT44、PT307、《韦协》当中关于莲花生的叙事主题与《铜洲版》具体章节的主题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后,指出娘热的《铜洲版》是最早且完整的佛教写生传统范例。该文附录并解读了两份手稿,认为这两份手稿是《铜洲版》最早经证实的版本,并指出莲花生信仰的普及跨越了宗教和文化的界限,从早期便影响了宗教仪轨、哲学、艺术、舞蹈等领域。《铜洲版》对广泛流传于14世纪的《莲花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为藏族史学记述吐蕃时期历史形成了范式,具体表现在它为后期历史提供了描述8世纪吐蕃基本概貌的框架。(15)Lewis Doney,“The Zang gling ma——The First Padmasambhava Biography:Two Exemplars of the Earliest Attested Recension”,International Institu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14,pp.1-7.

3.莲花生形象演变研究。雅各布道尔顿(Jacob Dolton)以新发现的两项证据为线索揭示了莲花生早期传记的易变性,并指出莲花生在藏族人想象中的角色于9—11世纪期间以戏剧化的方式发展和演变,他在文章中也分析了学界将PT44视为记载莲花生传说的最早证据的原因,但通过比较ITJ644与PT44中关于莲花生修行的内容,发现ITJ644在时间上早于PT44。考虑到敦煌石窟于11世纪早期关闭的情况,道尔顿推测PT44或许是敦煌最晚期的文献之一。道尔顿通过考证ITJ644和PT44中所记述的莲花生修行仪轨在《铜洲版》的相关叙事中变得极其复杂,认定莲花生传说重构的现象在《铜洲版》中也有所反映。另外,他指出PT307或许是最早记载莲花生调伏叙事的文献。(16)Jacob Dolton,“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admasambhava Legend in Tibet:A Study of IOL Tib J 644 and Pelliot tibétain 307”,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24,No.4,2004,pp.759-772.

道尔顿在分析ITJ644和之后的莲花生传记之间的关系时,通过三种可能性的假设,推断出藏族人接受密宗修行从早期便与莲花生的传记紧密交织在一起。他认为PT44、ITJ321、ITJ644、PT307这四种文献可以追溯至10世纪下半叶。这些文献提供了约8世纪晚期莲花生离开西藏后藏族人关于莲花生叙事的一隅,并且都早于12世纪娘热发掘的《铜洲版》。他还指出,无论莲花生的历史现实是什么,他的传说是藏族人同化密宗佛教的核心。(17)Jacob P.Dalton,“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admasambhava Legend in Tibet:A Second Look at the Evidence From Dunhuang”,Geoffrey Samuel and Jamyang Oliphant of Rossie,eds.,About Padmasambhava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Later Transformations of Guru Rinpoche,Schongau:Garuda Verlag,2020,p.29.凯茜坎特韦尔(Cathy Cantwell)和罗伯特梅耶尔(Rob Mayer)对道尔顿的这项研究成果提出了质疑,即ITJ644中并没有具体提到莲花生的名字,因此该项证据链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调查。此外,他们认为道尔顿忽视了许多与莲花生有关的敦煌文献具有明确的仪式功能。这些有关莲花生的敦煌文献与当代莲花生仪式有着普遍的连续性,正是这些仪式的连续性,事实上构成了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依据之一,然而道尔顿仅是将这些文献视为历史叙事而未参透其中蕴含的仪式性质。(18)Cathy Cantwell and Rob Mayer,“Representations of padmasambhava in early post-Imperial Tibet”,Peter Schwieger,eds.,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45,Andiast: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16,pp.45-46.他根据分析与莲花生相关的敦煌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莲花生的史实依据,并考察了莲花生在这些文献中的形象与后期传记《铜洲版》中的差异,为我们勾勒出了莲花生形象演变和发展的脉络,但正如上述学者所指,他未关注莲花生相关敦煌文献的仪式性质,以致忽略了莲花生在后期被奉为密宗祖师的渊源问题。

凯茜坎特韦尔和罗伯特梅耶尔对莲花生新的证据来源 ITJ321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并对PT307、PT44、《韦协》做了进一步调查指出,如果把所有可用的证据放在一起,就可以更完整地了解莲花生的历史。他们对ITJ321的研究指明早在娘热之前的两百年,莲花生就已经出现在宗教神话和仪式中,甚至可能被视为密宗经文的启示之源。进言之,娘热在他著名的传记和历史著作中描绘莲花生时,既继承了当时存在的莲花生叙事主题,又创作了新的主题。(19)Cathy Cantwell and Rob Mayer,“Representations of padmasambhava in early post-Imperial Tibet”,Peter Schwieger,eds.,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45,p.44.该文注重重新梳理和评估与莲花生相关的敦煌文献,并认为娘热是在这些证据中明确存在的叙事主题基础上发展了莲花生传记,但文章除了《韦协》之外,缺乏对ITJ321、PT307、PT44三份文献所对应的具体主题,即莲花生与《圣方便羂索莲花鬘略经》及其评注的作者、十二丹玛仪式、普巴仪式与《铜洲版》中相关部分的比较研究。

以上学者对于《铜洲版》的内容、结构、版本以及其中的莲花生形象等方面的研究多以历史文献学为主要进路。他们依据敦煌文献中记载的莲花生史实与《铜洲版》的个别主题进行比较研究,分别指出娘热以伏藏之名掩盖了其创作该文本的现实。另通过比较该传记的多种修订版本,以明证该传记主题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并在不同时段进行了篡改。此外,指出娘热并非创造了全新的主题,而是发展了其生活年代既存的莲花生叙事。诸类研究大都以历史建构的角度解构了《铜洲版》的内容,即使部分研究如赫氏伯格的著作涉及了娘热建构该文本的佛理思想依据,以及他建构该文本的社会情境,但并未从理论的视角进行透析和诠释。

三、《铜洲版》的佛教观念史研究进路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铜洲版》的研究主要以历史文献学方法为主导,对该伏藏传记真伪的本质、版本问题、传记中的莲花生形象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一系列的研究对于具体定位《铜洲版》的历史年限以及追溯莲花生的史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过于将重心置于还原《铜洲版》的历史真实而造成了文本本身所蕴含的“观念真实”的失焦。《铜洲版》作为早期完整的莲花生伏藏传记,于宁玛派内部而言包含了三种意蕴:它既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圣典”,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文本”,还是具有观念史意义的“观念文本”。佛教观念史研究方法正是聚焦经典含括的这三种意蕴而进行的研究,因此提供了可取的方法论进路。

美国著名哲学家洛夫乔伊(1873—1962)最初开创了观念史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观念史研究不仅属于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它还涉及哲学、文学、科学、宗教等多个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他在《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GreatChainofBeing)中表明自己所意指的观念史研究是对人类思想史中的重要观念所作的反思和研究。具体而言,观念史首先是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第二,这些某地特有的假定或理智习惯影响人们的反思进程;第三,对各种各样形而上学激情的感受性;第四,一个时期或一种运动中的神圣语词和短语;第五,“存在巨链”等存在于哲学命题中较为确定和明白的观念。(20)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19页。

李宏图在观念史研究的发展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演进。(21)李宏图:《观念史研究的回归——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第29—39页。洛夫乔伊最初提出观念史研究的核心“单元—观念(unite-ideas)”开辟了该研究领域的先河,之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强调话语表达方式—修辞的重要性。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学者在观念史的研究中加入社会的维度发展形成“观念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思想史研究又将“观念单元”发展成概念,认为观念史或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概念,而非观念单元或关键词,旨在要从过去所研究的“观念”转向其意义或含义。概念史研究关注概念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如何成为历史进程或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和推动器。文末作者总结出观念史是关于意义的历史,对意义的研究就是观念社会史的重要任务。无论思想史、文化史还是概念史都是观念史的新样式。新观念史在批评洛夫乔伊所开创的观念史仍是研究观念本身,在观念甚至是基本的观念单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将研究对象转换为探寻人们的意义世界,观念的表达方式即修辞,观念单元改变为基本的概念,着重探讨观念自身的再生产以及人们如何调动自己的观念进行实践性的活动,由此在观念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看,新观念史对洛夫乔伊观念史的批判拓宽了观念史研究的视野。

将观念史研究方法运用于佛学研究领域,“所谓观念史,就是注重作为‘文本’的经典世界与作为‘历史’的生活世界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就是观念的阐释、体验与变迁”,(22)圣凯:《汉传佛教寺院与亚洲社会生活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页。“观念史方法产生于对哲学的思辨和社会生活之中间地带的‘觉察’。而佛教观念史的提出,正是看重这一点,希望能够基于对佛教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的‘谛观’,在经典承载的真理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之间搭起桥梁”。(23)圣凯:《佛教观念史的方法论传统与建构意义》,《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160页。《铜洲版》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从佛教观念史的视角揭示该传记本身所蕴含的“观念真实”与特定社会之间互动的内在思想理路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尤其是观念史研究着重考察转型期或过渡期文化状态下观念之思想轨迹与文化事件、社会行动的关系样态。(24)郑文慧:《观念史研究的文化视域》,《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第18页。这一特质更是有益于洞察《铜洲版》所承载的后弘期宁玛派佛教史学观念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文本中将大圆满法溯源印度、突出莲花生对藏族人皈依佛教的核心作用、赤松德赞成为密宗弟子等都应是娘热基于宁玛派本位的观念先行之表露。这一点也证实了圣凯在佛教观念史的方法论传统与建构意义中所提出的观点,即佛教徒的宗教践履,既有个体生命的建立历程,也有时代的社会生活。从观念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其行动虽然具有个体性,但仍然与佛教观念传统、时代思潮保持着“观念意义”上的一致。

目前学界以佛教史观这一术语阐释伏藏传记中将宗教与历史混杂编排以致趋近统一化的叙事模式。张云在论述佛教史观与西藏古史的再塑造时指出,“佛教史观在西藏的形成,发生在佛教后弘期,即11—12世纪。……在这一时期,发掘掘藏文献及著书立说,成为十分亮丽的一道社会景观。……此时期出现的《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五部遗教》《玛尼全集》等等所谓掘藏文献,虽然不排除其中包含有吐蕃时代的东西,但可以肯定地说,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伪托古人以求自重”。(25)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109—111页。他表明由于佛教史观自身的局限性,很难客观地反映或者说明西藏地方历史的真相,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掩饰或歪曲了许多历史的真相。这固然是基于研究者的外部视野而得出的论断,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诚然有其必要,但并非佛教史学研究的最佳路径。因为从研究者本人的所有的范畴和概念出发进行研究,是无法准确反映佛教史全貌的。(26)宋道发:《佛教史观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页。由此,考虑到莲花生伏藏传记是出于佛教徒本位的宗教践履——“掘藏”而现世的特殊性,掘藏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有其繁琐的神话和仪式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意涵。(27)洛桑东知:《金铜之辨:藏传佛教的“疑伪经”之争——松巴堪布与土观呼图克图有关“佛典”问题之争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2期,第60页。历史真实原则无法指向“伏藏—掘藏”对于佛教徒内部所意指的广博的文化意义空间。因此,在方法论上兼顾内部视野和外部视野,对于完整地解读《玛尼全集》《铜洲版》《莲花遗教》等伏藏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铜洲版》作为莲花生早期完整的伏藏传记,依循宗教、文学、历史三种维度得以管窥该传记在内容上显现伏藏、传记、历史三位一体的特色。目前国内在《铜洲版》与《莲花遗教》研究之间出现的断层,使得《铜洲版》对于后期莲花生伏藏传记在核心叙事和文体方面的影响渊源归为《莲花遗教》。国外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旨趣的历史文献学方法在《铜洲版》研究领域占据主流。多数学者以解构该传记的建构痕迹,直指娘热以伏藏之名掩盖了其创作该传记的主题。这一路径纵然有益于还原《铜洲版》的历史真实,但该研究方法是基于研究者的外部视角而延展的。相对而言,佛教观念史方法是立足于娘热以伏藏之名建构该传记的内部视野,洞悉《铜洲版》于佛教徒内部如何成为历史真实以及其产生的文化功能方面的研究。从佛教观念史的视域解读《铜洲版》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这一方法论的本质即着眼于作为经典的文本与历史的生活之间的互动,契合考察《铜洲版》作为宁玛派经典莲花生伏藏传记与特定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将莲花生传记研究提升至义理层面的剖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将“一本六支”(28)一本即缘起史观,宋道发将佛教的缘起论视为最根本的历史观,六支分别指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参见宋道发:《佛教史观研究》,第11页。佛教史观视为观念史研究领域的“单元—观念”,探寻佛教徒以此史观建构教派的史学体系和意义世界,以及如何调动观念进行实践性的活动,是归依于该传记在佛教徒内部如何成为真实的一种动态视野的觉察。最后,在佛教观念史视域下进一步以“一本六支”的佛教史观为基点,解读《铜洲版》所蕴含的历史、宗教、观念意涵的“叠加”,对于从理论的视角系统性地解读佛教徒本位的史传类伏藏文本具有以点及面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