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媛 程淑琴 谢碧霞 谢伟成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血液科，广州 511400

血液恶性肿瘤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其治疗过程复杂、费用高昂、预后不佳，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1］。心理状态能影响疾病的发生及发展。有研究表明，肿瘤患者的心理状态与疾病发展呈正相关，即负面情绪可加速疾病进展［2］。抑郁是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常合并的心理疾病，可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降低依从性，影响治疗效果［3］。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形式，旨在探讨血液恶性肿瘤患者抑郁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合理有效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采用横断面研究，选取2021年4月至2023年6月收治于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血液科的血液恶性肿瘤患者。⑴纳入标准：①经骨髓穿刺/骨髓活检或病理活检确诊的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其诊断标准均符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4］；②年龄≥18岁；③意识清晰，能配合完成问卷；④预计生存时间大于6个月；⑤重复住院治疗的患者只纳入本研究1次。⑵排除标准：①不能配合完成调查的患者；②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的患者；③在确诊血液肿瘤前已被确诊为精神类疾病的患者。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参加研究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一般情况量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情况、文化程度等；第二部分为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疾病的诊断、目前疾病的状态、病程、化疗次数等；第三部分为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 17）［5］评估患者的抑郁症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由Hamilton于1960年编制，包括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等17项内容。由经过培训的2名评定者对患者进行HAMD 17联合检查，采用交谈与观察的方式，评分期间保持外界环境无干扰，检查结束后，2名评定者分别进行独立评分。HAMD 17总分＜7分为无抑郁，7～17分为轻度抑郁，18～24分为中度抑郁，＞24分为重度抑郁。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5份，回收有效问卷102份，有效回收率为97.14%。2名评定者评估HAMD 17的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0.85。

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Q1，Q3）］表示；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一般情况

共纳入102例患者，其中男性58例，女性44例；年龄18～85（53.23±16.37）岁；大专及以上34例，中学43例，小学及以下25例；未婚13例，已婚87例，离异1例，丧偶1例；广州在职医保31例，广州城乡医保14例，广州退休医保11例，广州公费医疗1例，省内异地医保25例，省外医保9例，自费11例；急性白血病（AL）45例（急性髓系白血病36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9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增殖性疾病（MDS/MPN）14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10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4例），多发性骨髓瘤（MM）22例，淋巴瘤21例［均为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病程＜6个月66例，6～24个月28例，＞24个月8例；化疗次数≤3次46例，4～6次29例，＞6次27例；疾病状态：初诊15例，完全缓解（CR）34例，部分缓解（PR）21例，难治/复发（R/R）32例。

2.抑郁发病情况

102例血液恶性肿瘤患者的HAMD 17评分为8.00（4.75，11.00）分，最高评分为30分，最低分为1分。总分＜7分（无抑郁）38例，占比37.25%，7分及以上的64例，占比62.75%；其中7～17分（轻度抑郁）51例（50.00%），18～24分（中度抑郁）11例（10.78%），＞24分（重度抑郁）2例（1.96%）。

3.单因素分析（表1）

表1 102例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并发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102例血液恶性肿瘤患者的非肿瘤因素中，不同文化程度的抑郁患者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性别、医保类型、婚姻状况的抑郁患者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疾病相关因素中，不同化疗次数及不同疾病状态的抑郁患者比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同病种、病程的抑郁患者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4.血液恶性肿瘤患者抑郁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上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化疗次数及疾病状态与血液恶性肿瘤患者抑郁的发生相关，将上述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⑴以是否发生抑郁为因变量Y，相关自变量为X，进行赋值（表2）。⑵将自变量X1～X3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化疗次数是血液恶性肿瘤相关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表3）。

表2 变量赋值

表3 102例血液恶性肿瘤患者并发抑郁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讨论

近年来，我国肿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6］。有研究显示，肿瘤患者合并抑郁症的发病率为40%～65%，重度抑郁者可达25%［7］，是普通人的3～4倍［8］。不同种类的肿瘤可以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其抑郁症的发病率也有不同［9］。Musarezaie等［10］的研究发现白血病患者中，抑郁的发病率高达50%，且常因躯体症状掩盖。国内亦有研究表明，在MM、白血病、NHL等疾病的患者中，广泛存在焦虑、抑郁情绪［11］。本研究采用HAMD 17评估患者的抑郁情况，结果显示血液恶性肿瘤合并抑郁的发病率为62.75%，发生率较高。分析原因考虑为：血液恶性肿瘤大多起病急、症状重、治疗费用较高，患者不仅要承受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还会对治疗效果、治疗周期、能否长期存活等问题产生疑问甚至过分关注，从而产生抑郁情绪。

既往研究表明，在非肿瘤因素中，性别、年龄、遗传因素、家庭经济水平、社会支持、是否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不良生活习惯（如酗酒）等因素都会增加肿瘤相关抑郁的发生［12-13］。其中，老年肿瘤患者抑郁的发生率高于其他年龄段［14］，这可能与老年人对放化疗等肿瘤治疗手段耐受性差有关。家庭经济水平差的患者常有较大的心理负担，容易出现延迟治疗或放弃治疗等情况。社会支持较多的患者，如已婚已育患者，在与家人的交流中可以疏导负面情绪，更容易接受疾病及治疗带来的不适。而肿瘤相关因素中，肿瘤患者的抑郁情绪与躯体的疼痛呈明显的正相关［15］；化疗的副作用，如疲劳、呕吐等躯体症状可引发抑郁［16］；针对并发症的治疗药物，例如止吐的苯二氮卓类、糖皮质激素以及治疗骨髓抑制的细胞因子等，均可能导致认知功能改变，从而诱发抑郁。

在本研究中，非肿瘤因素中文化程度与血液恶性肿瘤抑郁发生有相关性，是其独立影响因素，相比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患者，中学、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患者更容易出现抑郁。这可能与较高教育程度的患者能更好地理解疾病、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疾病的治疗手段及方法、对自己作出的选择及决定更有把握有关。疾病相关因素中化疗次数及疾病状态与血液恶性肿瘤抑郁发生有相关性，而化疗次数是其独立影响因素，提示化疗次数＞3次的患者更易出现抑郁。化疗是治疗血液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但化疗也常伴有发热、乏力、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并常继发骨髓抑制及感染，化疗次数越多，上述症状越严重，容易导致患者负性情绪的发生。本研究中，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医保类型、病种、病程、疾病状态等均不是血液恶性肿瘤患者抑郁发生独立影响因素。

早至上世纪70年代，国外对肿瘤相关焦虑抑郁进行了多方面研究，逐渐发展出心理社会肿瘤学这一交叉学科［17］。有多项研究表明，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可以延长其生存时间［18］，降低病死风险［19］。但国内对相关问题却缺乏关注［20］。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常被医务人员及患者低估和忽视［21］。本研究提示文化程度及化疗次数是血液恶性肿瘤抑郁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临床需要对有高危因素的患者给予恰当的干预，以预防抑郁的发生。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陶媛：酝酿和设计试验，实施研究，采集数据，分析/解释数据，起草文章，统计分析，获取研究经费；程淑琴：酝酿和设计试验，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行政、技术或材料支持，指导；谢碧霞：酝酿和设计试验，分析/解释数据，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行政、技术或材料支持；谢伟成：实施研究，采集数据，分析/解释数据，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统计分析，指导，支持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