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解的诗歌写作，曾经历过一次重大转折，那是在1996年，他开始写作长诗《悲歌》。由那时起，大解完成了对自己早期写作观念的系统清理，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写作阶段。

此前，大解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90年的诗集《诗歌》。但在2018年的一次访谈中，大解这样说道：“《诗歌》这本书我从来不提，因为我特别看不上它，根本就瞧不起里面的一些东西，里面的技法太拙劣了，我都羞于开口……有一种技法在那里面存在，就是通感，现在想想极其拙劣，我以为这是我的一个污点，当时还在沾沾自喜，现在想想觉得太拙劣了。正是因为通感的使用，使我放弃了这本书，不敢再提了……写作需要老实，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用那么多的想象、比喻、转弯。通感实际上就是一个转弯，A是B，然后写出了是C，所以这些东西太拙劣。写作应该A就是A，B就是B，不要去转那么多的弯子。”

写诗而不依靠通感的转弯，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因为，诗歌写作正是通过通感、想象和比喻在不同事物间建立起了广泛普遍的联系，进而确立了诗人作为一个感受主体在世界上的位置。写诗而不靠通感和比喻的转弯，靠的是什么呢？

一 对人类整体境况的抽象表现

当下，诗人们常为诗歌写作中的“历史感”“当代性”“公共性”等问题所焦虑着，大多数诗作聚焦的，是现实时空中对具体人物、景物、事物的感受。而大解，则如同他的长诗《悲歌》中的主人公一样，“进入了人类的集体幻觉和记忆中”。出现在大解诗歌中的每一个人物，通常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人类集体的浓缩：“一个人 绝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一个人就是历史的账簿 积压的岩层/我的皮肤下沉淀着猿人堆积的腐殖质/以及燧人氏烧荒的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