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中 “ 报恩 ” 母题书写的叙事结构分析

2023-08-19刘心怡

今古文创 2023年29期

【摘要】“报恩”母题历史悠久，从叙事学层面界定，中国古典小说中“报恩”母题以完备的叙事形态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晋干宝的《搜神记》。魏晋至两宋时期是中国古典报恩小说书写的成型及发展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报恩”母题书写，有了较为稳固的情节结构和较为普遍的创作规律。因此，本文试图运用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对魏晋至两宋时期的报恩文言小说进行行动元结构图的绘制与主要情节结构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将报恩小说分为以下三类：“传统型” “施恩动机缺失型”与“报恩结果缺憾型”。这三类报恩故事的出现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社会对报恩行为的道德期望与官方哲学对报恩文本书写的舆论导向作用；预示着中国古典报恩小说乃至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与书写类型逐渐走向成熟与丰富。

【关键词】文言小说；“报恩母题”；叙事学；情节结构图；分类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9-0032-07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9.010

“母题”（motif）是一个舶来词，最早因适应于民间故事分类学的需要而被学者采用，之后逐渐被应用至文学研究领域。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把母题解释为叙事作品中最小的情节单元，学界主要沿用了这一观点并进行了灵活的扩大化解释，即除了意指最小的情节单元外，还赋予了其主旨、主题等意义。①母题学研究是指围绕母题展开同一类型的文本搜集，并对同一母题的文学作品进行集中探讨。在中国，随着对外来理论方法借用尝试的兴起，这一研究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研究中。

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广施恩泽、知恩图报”这一伦理道德的共同诉求使得“报恩”母题书写在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中屡屡出现，并且名篇佳作不断。“报恩”母题出现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原始歌谣、民间故事与神话传说中的精彩演绎。毫无疑问，承载着重大现实意义与伦理价值的“报恩”母题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报恩小说既是承载文人才华的载体，也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文本。因此，对中国古典报恩小说进行母题学研究是非常有价值且必要的。

魏晋至两宋时期是中国古典报恩小说书写的成型及发展期，经过史传文学的长时间发展和古小说的沉淀，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小说”这一文体的雏形。虽然“小说”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毫无疑问，《庄子·外物》中“飾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一解释与现代小说观念相去甚远。以当代眼光来看，小说是一种以人物描写为中心，有完整故事情节与环境描写的叙事文体。依据这一定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的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因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选择魏晋至两宋时期的文言报恩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母题学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试图对魏晋至两宋时期文言报恩小说的情节结构和叙事类型进行深层次、系统化地探索。为了保证文献资料的完整性与可靠性，笔者以《太平广记》《宋代传奇集》《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古小说钩沉》为基础，《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宋元小说笔记大观》等为补充，穷尽式检索相关“报恩”文本，共找到报恩文言小说二百九十三篇。这二百九十三篇恩报小说，就是本篇文章的具体研究对象。

一、母题学与结构主义分析

对报恩文本内部结构与叙事类型的探讨离不开母题学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支撑。因此，在进行正式分析之前，我们应该明晰母题学与结构主义的含义。前文提到，母题（motif）是一个外来词汇，在学界的广泛认知中，母题是故事中最小的情节单元，也泛指作品的主题、主旨。我国的母题学研究最早发端于民俗学。1924年3月，胡适研究民间歌谣时最早将其译作“母题”并尝试运用：“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它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作‘母题。” ②之后母题研究逐渐被应用于民间故事的分类，与类型学相结合。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就依据故事情节将“动物报恩”母题归为了六类：“156B* 女人做蛇的助产士”“160 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201E* 义犬舍命救助”“201F* 义犬卫主，为主复仇”“554 感恩的动物”与“554D 蜈蚣救主”。③近年来母题学研究逐步进入到传统文学研究领域，如何科学地探索同一母题中不同作品的文本结构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叙事学（Narratology）是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文学理论，主要探讨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从千变万化的叙事活动中抽象概括出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型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法国学者格雷马斯在《行动元、角色和形象》一文中提到：“母题是活动的序列，在同一叙述功能里可以互相替换，也能担负不同的功能，并可成为独立的异文或叙事作品。分清符号学组织的两个层次——叙述层次和形象层次——可以解释叙事作品结构的稳定性和母题在各种文本间的转移，从理论上帮助解决母题这个难题。” ④由此看来，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出发，明晰同类型故事的一般构成要素对母题研究尤为重要。

学界对“报恩”母题的分类研究不在少数。王建平在《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报恩作品》就通过报恩方式将《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报恩分为了四类：酬物报恩、救助报恩、婚嫁报恩、行孝报恩。文崇一则依据四十五个明代以前类书、史书、杂记中的报恩故事，较早将施恩行为总结为三种：生活上的救济、挽救生命和照顾事业。报恩者相应的行为也集中为以下几方面：挽救生命、厚赠、举官和升官。⑤然而，因为缺少成熟的理论支撑，这些研究或概括不到位，或样本数量较少，并不是非常成熟的分类研究。

综上，笔者认为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与母题学研究相结合有利于更加科学、高效地进行报恩文本的分类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借鉴普罗普“功能”说与格雷马斯“结构矩阵”这两个经典叙事学理论，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知识分析中国古典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与情节类型，尝试解决中国传统报恩故事分类不明、概括不全这一研究难题。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出发，概括魏晋至两宋时期文言小说中“报恩”母题书写的主要情节结构，挖掘“报恩”母题书写的叙事特质，分析其类型演变过程与创作成因。

二、魏晋至两宋时期“报恩”母题书写的情节结构分析

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提到：“‘母题是同题材相关联的，存在于其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与情景，它既具有语义上的意义，也具有结构方面的意义。这使它区别于素材中的那种潜在的构型。” ⑥换言之，虽然我国古代的报恩小说看似情节丰富、各有特色，但只有遵循一定情节结构与叙事顺序，有着共同创作特点的小说才能被称之为报恩小说。我们试将《柳毅传》《漆棺老姥》《王实传》这三篇代表性较强的报恩小说进行基本情节概括：

1.《太平广记·柳毅传》：柳毅应举，遇见龙女。龙女哭诉婚姻不幸，托柳毅传书回家。柳毅答应，用龙女所教之法成功送信，见到龙王洞庭君。龙王的弟弟钱塘君听闻龙女遭遇与龙女夫家大战，救回龙女。龙女回宫，为报传信之恩欲嫁柳毅。柳毅不允，推辞回家。柳毅婚娶两次，妻子皆亡。龙女来到人间化身卢氏，嫁给柳毅。柳毅至此巨富，长生不老。

2.《异苑·漆棺老姥》：朱护意外发现海岸古墓，将其开启，看到墓中装着老婆婆的尸体。朱护梦到老婆婆乞求他看护自己的坟墓，并许诺金钱。朱护醒来得到金钱，将墓挪向高处。

3.《宋代传奇集·王实传》：王实中进士，得知父亲病危。父亲告诉王实邻居张本与其母通奸，王实发誓复仇。王实与屠夫孙立当朋友，孙立非常感激王实对自己的礼遇。王实请求孙立帮他报仇，孙立答应。孙立杀死张本，被捕。张本之子告发王实与孙立的关系。孙立宁死不出卖王实。太守袒护孙立，孙立没有被杀。

可以看出，虽然报恩故事文本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报恩者的身份性格不尽相同，为了丰富小说的情节，“报恩”母题还常常与其他母题出现在同一文本中（婚嫁、复仇等）。但究其根本，“施恩”与“得报”是“报恩”母题书写中的核心功能，“施恩者”与“报恩者”则是报恩故事中的核心人物，组成二元对立关系。施恩动机、施恩方式、报恩方式与报恩结果是报恩故事的组成部分，它们按照从前到后的顺序依次排列，组成“报恩”母题书写的基本情节。只有符合这些要素的小说，才能被称之为以报恩为主题的小说。明确这一观点，有利于下文对报恩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

形式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物是情节的产物，是动作的执行者，结构主义分析人物的法则是“用人物参加的一個行动范围来说明人物的特征”。⑦基于此，普罗普将民间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归为七种角色：对头、赠予者、相助者、公主及其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假主人公。运用叙事学术语来讲，这七种角色应为七种行动元，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参照这一划分标准，可以将魏晋至两宋时期的文言报恩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归为这五类行动元：施恩者、报恩者、帮助者、阻碍者、发起者。还可以将这五种行动元根据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归类。施恩者是主人公一方的人物，应被归为一类；报恩者与帮助者是主人公的对立面人物，应被归为一类；阻碍者、发起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应被单独归为一类。参考格雷马斯的“结构矩阵”理论，其行动元结构图绘制如下（箭头表示行动元之间的关系）：

发起者——阻碍者

↓ ↓

施恩者——报恩者←帮助者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元不仅可以由人物形象充当，它有时也可以是抽象物，譬如时代背景或思想感情。同时，一个故事并不是一定要出现上述所有行动元。试以上述代表文本为例进行分析，其行动元关系图如下：

1．《柳毅传》

侠义之心——阻碍者（缺失）

↓ ↓

柳毅————龙女←钱塘君

2．《异苑·漆棺老姥》

侠义之心、金钱许诺——阻碍者（缺失）

↓ ↓

朱护—————————老姥←梦

3．《王实传》

侠义之心——张本之子

↓ ↓

王实————孙立←太守

依据上述代表文本行动元结构图的构建，可以发现这一模型在魏晋至两宋时期报恩小说文本中的适用性还是比较高的。“发起者”这一行动元多由“侠义之心”这一抽象概念而不是人物形象担任，在语义层面，可以将其理解为施恩动机。在中国古老的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下，帮助处于困境的人或物是表达对弱者关心的行为，“扶助弱者”这一道德观念在民间深入人心。施恩者对报恩者的同情驱动着施恩者的行为，是整篇报恩故事得以展开的原动力。“阻碍者”常常在报恩文本中缺失与故事的实现有关。如果说“扶助弱者”是对施恩者的道德规范，那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报恩者应遵守的道德法则。中国古典报恩小说强烈的教化意图与中国古典小说书写对“大团圆”结局的执着追求都使得报恩者在故事文本中行使报恩这一行为是不会受到什么社会心理与他人干扰的。加之魏晋至两宋时期的文言小说普遍篇幅较短，结构简单，“阻碍者”的隐形使得报恩故事的书写更加简洁明了。这一写作特点在六朝报恩小说中最为突出。

可以看出，虽然魏晋至两宋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早期阶段，大多数报恩文本的艺术成就可能无法与后世小说相比，但从情节结构分析，此时期的“报恩”母题书写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情节轮廓和写作模板，进而导致故事文本呈现出趋同的道德伦理诉求与情感表达。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报恩”母题书写创作原则的初步成熟。

三、魏晋至两宋时期“报恩”母题书写的

主要情节类型分类及探讨

基于上一节的讨论结果，笔者试图从现有报恩文本的整体结构出发，按照情节要素的变化将魏晋至两宋时期的报恩小说分类并统计文本数据，深入分析每一类报恩小说的形成原因、主题表达与结构特色。

（一）传统型

“报恩者与施恩者相遇——出于一定原因施恩者向报恩者施恩——报恩者铭记恩情且用自己的方式报答施恩者（中间或许遭遇曲折）——报恩完成”是“传统型”報恩故事的基本情节结构。“传统型”报恩小说共二百二十九篇，占全部报恩底本的百分之七十八，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至两宋时期报恩小说的主要创作思路和情节安排。在这类小说中，报恩者与施恩者发生恩报关系之前常常并不会事先认识，也没有显性的利益勾连，“无意施恩”与“意外得报”是这类故事的核心要素，从道德与物质层面肯定侠义精神是这类小说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传统型”报恩小说情节简单、情感分明，是中国“报恩”母题书写的早期表现形态，作品创作集中于两宋之前，典型代表如《隋侯珠》《窦德玄》等。

将“施恩者”放在叙事中心是“传统型”报恩文本的叙事特色之一。这体现在“施恩者”常常以一个绝对正面、侠义的形象出现在故事文本中，且常常是作者开展故事的中心。在中国早期的报恩文本中，虽然报恩者的身份不一，但绝大多数的“施恩者”角色都由人类承担。区别于西方国家对宗教的狂热，农耕文明滋养下的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因此在小说书写中，让人类承担能动性更强的“施恩者”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众所周知，中国报恩小说的形成离不开佛教观念与佛教故事的影响。印度佛教认为众生皆苦，希望向人们提供解脱的良药，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说法亦以善为核心，这与中国固有的“仁爱”观念产生了结合，进而催生出了“劝善”“报恩”等小说母题。中国早期报恩小说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佛教故事的启发，“动物求医报恩”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对佛经故事的本土化。有趣的是，横向比较就会发现，本土化的中国报恩小说省略了“负心人与感恩动物对比”这一经典的佛经故事情节，将叙事变得更简略，作为“施恩者”的人成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获利者。如《异苑·蔡喜夫》：

宋景平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垄。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也。⑧

故事中的仆人因仁慈救鼠意外获得宝物，情节简单，人物形象鲜明，仆人是整篇文章的叙事中心，也是善良的代表，他对老鼠的“愍”是推进故事发展的最大动力。然而在大多数佛经故事中，处于“报恩”位置的人却常常并不是故事中心，且通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如《阿难现变经》所载的《慈罗放鳖后遇大水还济其命》⑨一文：慈罗买鳖放生，后发洪水，得鳖相救。慈罗生性善良，在躲避洪水的途中还不忘将身处险境的卖鳖人与飞蛾一起救起。没想到安全后卖鳖人却为钱财反诬恩人，倒是飞蛾在卖鳖人诬告慈罗之时，选择趴在卖鳖人的笔头让他写不出字来，人性的卑劣与动物的高尚在文本中尽显。可以看出，佛经报恩故事的情节较为曲折，对人性的解读较为多面。中国的“动物报恩”型小说却在模仿佛经故事的同时，精简了故事脉络，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也更为理想。虽然两国故事的表现不同于两国文化观念的差异有着巨大联系，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早期“传统型”报恩文本的高度理想化书写可能蕴含着强烈的伦理型有意误读倾向，通过作者的改造增强了小说儆世劝善的社会意义。

“传统型”文本的“施恩者”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异物报恩小说中，世俗大众的恩报故事也是如此。发生在人间的“传统型”恩报故事多存在于主仆、朋友或男女之间，关系虽然多变，不变的是施恩者相较于报恩者而言，多处于上位阶级。这表明不论在真实社会还是小说文本中，“施恩者”都处于主动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且占据道德的高点。虽然创作者们不愿承认，但这种关系的出现其实也有意无意地体现出了“施恩者”与“报恩者”之间隐匿的功利关系。以唐传奇《张无颇》为例，张无颇因治好王女之疾，不仅成功获得美人芳心抱得美人归，更因婚姻获得了巨大财富：“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限” ⑩，彻底改变了自己贫穷孤苦的命运。创作者站在“施恩者”张无颇的角度书写其善心带来的巨大的好运，而选择性地忽视了“报恩者”的意愿及命运：广利王是否愿意接受女儿与张无颇的婚姻并不重要，他们在接受张无颇的帮助时就注定了只能倾尽所有偿还恩德。除了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之外，这一叙事特点可能与士大夫群体创作小说时习惯性将自己代入“施恩者”这一上位身份有关。

团圆结局则是“传统型”报恩故事书写的另一特点。当然这里的团圆结局是指报恩动作的最终完成，好人最终得到了好报，至于报恩者是怎样完成这一报恩动作、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就不在这一考虑范围内了。许多报恩者都为了履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一道德规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唐传奇《吴保安》中的吴保安为了报答郭仲翔的举荐之恩，在郭仲翔被匈奴俘虏后，哪怕抛家弃子也要想尽办法赎回郭仲翔：“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女妻哭，异而访之。妻曰：‘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以友人没著，丐而往赎。因住姚州，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问。妾今贫苦，往寻保安。粮乏路长，是以悲泣。” ?

故事的最后吴保安成功赎回郭仲翔，自己与妻子却因常年劳累过早而亡，显然针对个体命运而言，吴保安在故事中结局不算“圆满”。然而创作者仿佛对吴保安的过度牺牲并不痛心，反而选择将吴保安树立成一位重情重义的“报恩者”典型，极度赞扬他牺牲家庭甚至性命也要完成报答恩人这一任务的举措。因此，虽然对团圆结局的规模书写反映出了广大民众对“善有善报”这一观念怀揣着执着而朴素的信仰，但也体现了“有恩必报”这一官方哲学倡导的社会伦理规范正在以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对“传统型”报恩故事书写形成一种舆论导向作用，进而对民众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二）“施恩动机缺失”型

“施恩动机缺失”型小说指的是孝子报恩小说，共四十七篇，其中三十一篇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创作完成。孝子报恩小说大多情节简单、篇幅较短，情节因袭痕迹较重，是发展较不成熟的小说类型。大部分报恩小说开展的前提是施恩者怀揣一颗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父母养育小孩则更多是出于社会责任与爱子之心，施恩动机在此种故事中并不显现。（这里专指人类孝子，按照施恩动机划分，人类生育异类并将其养育长大并不是因为社会责任而更多出于义气与善良，因此，“异类报养育之恩”故事应被归于“传统型”文本。）极端一些看待，在极度重视“孝”文化的中国，哪怕父母并未尽到养育子女的义务，血缘的联系也让子女对父母在人伦层面负有报答恩情的责任。在宗族制的影响下，这种责任还会扩大到叔叔、继母乃至婆婆等长辈中去。事亲或事丧是孝子报答恩情的主要方式，“宣扬孝义”是这类报恩故事书写的中心思想。

与“传统型”报恩文本不同，“报恩者”处于这类小说的书写中心，是创作者们主要颂扬的对象，孝子在报恩过程中付出的心血与努力是作者着重描写的情节。《尔雅·释训》释“孝”为“善事父母为孝” ?，即通过善待父母报答养育之恩。这里的“善待”在小说文本中集中体现在父母生病时孝子侍疾的用心，如《搜神记·楚僚》所载：“楚僚早失母，事后母至孝。母患痈肿，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得安寝。乃梦一小儿语母曰：‘若得鲤鱼食之，其病即差，可以延寿。不然，不久死矣。母觉而告僚。时十二月冰冻，僚乃仰天叹泣，脱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决僚卧处，冰忽自开，一雙鲤鱼跃出。僚将归奉其母，病即愈，寿至一百三十三岁。盖至孝感天神，昭应如此。此与王祥、王延事同。” ?楚僚在后母生病时不仅舍身为后母吮吸脓血，还愿意在冰天雪地下为后母寻找鲤鱼治病，一个牺牲自我、重情重义的孝子形象跃然纸上。

除此之外，在重丧、重死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守丧祭祀也是子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表现之一。因为父母已经离世，孝子为了祭拜父母所表现的超出常理的付出就显得更为感人，更能打动读者。《搜神记·王裒》就记载了王裒在父母去世后，在墓旁搭屋陪伴父母、日旦跪拜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深情、痴心的孝子形象：“王裒，字伟元，城阳营陵人也。父仪，为文帝所杀。裒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泣着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 ?

然而，在被这些孝子至诚至性的行为打动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与“传统型”报恩文本一样，孝子报恩小说中同样存在着对“报恩者”要求过于严苛的问题。在很多孝子报恩文本中，孝子典型们对父母言听计从，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想尽一切办法而不求任何回报，哪怕被长辈虐待也不能生气抱怨，反而无怨无悔地继续付出。《搜神记·王祥》中王祥的后母不喜欢王祥，还几次诬陷王祥导致他与父亲的关系破裂，然而王祥依旧孝顺后母，在后母严冬想吃鲜鱼时，甚至不顾生命危险脱衣下河摸鱼。用今人的眼光看待，王祥的行为是可以称得上一声“愚孝”的，他对后母毫无由来地顺从与付出显然不是出自对父母的爱，而是对孝道的践行。可以说，虽然创作者想要通过王祥不计前嫌、毫无保留地付出将他塑造成一位品质高尚的道德标兵让后人模范学习，但用现代的价值观衡量，王祥却只不过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和极端孝道荼毒扭曲的可怜人罢了。

孝子行孝促使反常神秘事件发生是“施恩动机缺失”型小说中的另一常见的情节。它或表现为神秘力量感动于孝子义行，助其完成“报答长辈”这一心愿（《洞仙传·苏仙公》等），或直接表现为孝子因孝行获得恩报，如《阳翁伯》一文：

阳翁伯者，卢龙人也。事亲以孝，葬父母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其上无水。翁伯卢于墓侧，昼夜号恸。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侧。因引水就官道，以济行人。尝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翁伯种之，当生美玉。果生白璧，长尺者数双。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谓媒者曰：“得白璧一双可矣。”翁伯以白璧五双，遂婿徐氏。数年，云龙下迎，夫妇俱升天。今谓其所居为玉田坊。?

阳翁伯不仅事亲纯孝，还在父母去世后搬至父母墓旁日夜吊唁，这样的孝行感动了神灵，将泉水引至墓前。因神灵的泉水翁伯得到了白璧一双，并因此聘得徐氏、升天为仙。这种情节书写不仅体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更体现了世俗大众对孝亲敬亲思想的宣扬与接受。故事文本中主人公因彰显孝行获得婚姻、金钱等世俗奖励是作者传递给读者“行孝可以获得神灵回报”的心理暗示，进而从功利层面进一步引导大众对“孝道”积极执行。

不可否认，在法制尚未健全的封建社会，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要求的“善事父母”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然而，在等级秩序森严、极度重视长幼尊卑的封建社会，对“孝”的要求常常过度严苛与不近人情。孝子在道德的重压下，需要竭尽所能甚至损害自己的健康与生命奉养亲人，哪怕这种奉养可能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自我感动。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孝子小说的书写常常过度强调孝子对亲人无私乃至扭曲的付出（如《搜神记·郭巨》中郭巨为侍奉母亲竟亲手埋葬自己的儿子），仿佛行孝过程越艰难险阻，就越能体现孝子精诚的行孝之心，却几乎并不关注父母长辈对子女孝行的肯定与感动。奉养父母本应是一种反映人类朴素情感的报恩行为，是父母慈爱与子女孝顺的双向互动，却因过强的道德规范被片面化理解成了子女对父母义务的无条件付出。从这一角度理解，此类故事中“施恩动机”与“施恩行为”书写的缺失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报恩结果缺憾”型

“报恩结果缺憾”型报恩小说是指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故事的末尾报恩者并没有完成对施恩者报恩义务的小说。这类小说共十七篇，数量较少，集中出现于唐宋时期。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唐宋时期的文言小说已经脱离了六朝时期的“雏形”状态，情节更加曲折、思想感情更加丰富，创新性也更强。与“传统型”报恩小说比较，它的情节发展更像是一种对大团圆结局追求的反叛，是在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下情节创新和异变的体现。在魏晋至两宋时期的文言报恩小说书写中，恩将仇报、施恩者拒绝接受回报和恩报关系双方的局限性是造成报恩结果缺憾的主要原因。

受人恩惠不能负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不可逾越的心理底线。然而，在传统的恩报观念中，其实一直蕴含着“不平等约定”这一危险因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本身就是大众对受恩者潜在的道德要求，报恩小说对受恩者竭尽全力报恩的描写与赞美又进一步加深了受恩者的情感债务。在此背景下，一些受恩者面临“大恩难报”的局面时，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保全自己的利益。唐传奇《义侠》就讲述了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管理犯人的县官看有一犯人容貌不群，就偷偷将其放走。十几年后县官致仕，再遇当年的囚犯，囚犯已经成了官员。县官非常开心再遇旧知，没想到囚犯却因为害怕县官挟恩勒索，派刺客刺杀县官。刺客偶然听到事情全貌后，反而选择将忘恩负义的囚犯杀死，放了县官一条生路。文中囚犯与妻子的对话很好地体现了“大恩难报”情况下报恩者做出极端选择的心路历程：“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看时机为。令不语，久之乃日：‘君言是矣。” ?在阅读这类作品时，我们不仅要看到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之徒的丑恶嘴脸，也要更深一步思考：在过度宣扬“恩义债”的文化背景下，是否反而会让善良的施恩者遭受反噬甚至毁灭。

“施恩者拒绝接受回报”是导致报恩结果缺憾的另一大原因。在宣扬民族侠义精神的要求下，“扶助弱者”“施恩不望报”是作者与大众对施恩者提出的道德要求：救助应该是一件完全利他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有一天能从报恩者身上获得好处。然而为了鼓励大众常做善事，在“善有善报”这一樸素的道德期望基础上，作者通常还是会让施恩者得到应有的回报，即虽然主观层面施恩者并不期望回报，但在受恩者坚持报恩的时候，施恩者还是会选择接受报答。与之对比，施恩者拒绝接受回报这一举动就显得更为高尚，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利他行为。如《集异记·李勉》一文：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勉哀之，因命登舻，仍给缠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炫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瘗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叙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瘗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

“恩报关系双方的局限性”是导致异类报恩故事结果缺憾的主要原因。《李大可》就讲述了一则虎报恩不成反害恩人的故事：“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伏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馀，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其人家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啮杀之。家人收葬讫，虎复来其家。母骂之曰：‘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岂不愧乎？虎羞惭而出，然数日常旁其家，既不见其人，知其误杀。乃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跃拆脊而死，见者咸异之。” ?在这则故事中，报恩者的局限性导致了结局的缺憾。老虎虽然遵循了“知恩图报”这一伦理原则，在感受到人类的善意后用自己的方式报答了恩情，却因与人类无法沟通导致没有认出恩人，将恩人咬死。

《维扬十友》则叙述了一起由施恩者认识的局限导致的报恩结果缺憾的故事：维扬十友为人义气，看到身体羸弱的老叟不仅不嫌弃，还邀请他一起吃饭，没想到老叟竟然是神仙，为报十友的恩情反邀十友赴宴。十友看到老叟竟然宴请他们食用婴孩（其实是千岁人参）吓得落荒而逃，失去了升仙的机会：“众深嫌之，多托以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纵意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即命诸丐擎去，令尽食之。因谓诸人曰：‘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 ?异类报恩故事常常由人施恩异类（动物、鬼神、精灵等）——获得丰厚回报这两个基本情节组成，表现了人对自然、对动物的友好态度和完美想象。然而，物种的不同可能使得施恩者与受恩方无法理解双方意图导致报恩结果缺憾，甚至造成悲惨的结局。作为大自然的化身，动物、精灵不一定常常是善解人意的，它们的危险与不可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人们看到并反映在了故事文本中。

类型书写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某种新变、出现一些新鲜的情节与新的思考，“报恩结果缺憾”型小说的出现就是一则很好的例证。它们的出现使得报恩故事书写在大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更加丰富多彩，其蕴含的思想感情与文化价值值得研究者们进行深度剖析与总结。

四、结语

总体而言，魏晋至两宋时期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早期阶段，篇幅较短，故事情节较为简单固定且模式化、类型化书写现象较为突出。然而，正是因为大规模书写的出现，“报恩”母题在文言小说中被逐步完善，从而有了一套较为清晰的创作模板供后人模仿、分析。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将魏晋至两宋时期的文言报恩小说分为三类。其中“传统型”与“施恩动机缺失型”小说出现较早，“报恩结果缺憾型”小说则可以看作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新变与突破。对魏晋至两宋时期报恩文本的情节结构分析与叙事类型探讨有利于从一个具体的时间切面上理解中国古典报恩小说的创作思路与写作特点。

注释：

①刘慧卿：《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母题》，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页。

②胡适：《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歌谣周刊》1924年第6期。

③（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④（法）AJ·格雷马斯著、王国卿译：《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⑤文崇一：《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53页。

⑥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5页。

⑦（法）巴尔特：《叙事美学·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⑧⑩???????（宋）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5页，第2058页，第102页，第75页，第118页，第1235页，第2709页，第2925页，第209页。

⑨宝唱法师撰：《经律异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清）郝懿行撰：《尔雅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83页。

?（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