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瑛，陈妙云

西方叙事学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出现了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叙事学以及运用叙事学理论模式阐释分析作品的著作和论文，叙事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一门显学。但西方叙事学已经从经典进入后经典时代，而国内介绍叙事学的著作，缺乏历史发展的视角，还停留在经典叙事学阶段，即使有所提及，也是泛泛而谈，不够细致全面，没有反映西方叙事学的全貌和最新进展，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学者的需要。申丹、王丽亚的著作《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全面反映了西方叙事学的历史面貌和最新成果，是我国学者对叙事学新的认识下的又一硕果，该著的出版，也引发了笔者对叙事学本土化的一些思考。

一、西方叙事学与中国视野

西方叙事学已经从经典叙事学走向了后经典叙事学阶段，而且仍然在继续拓展疆域创新理论的进程之中，因此任何介绍西方叙事学的著作，都只能反映某个阶段之内的面貌，构成介绍西方叙事学的系列成果；从这些专著的出版情况，可以看见我国叙事学研究发展的轨迹。国内其他学者较为全面介绍叙事学的专著，有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董小英的《叙述学》（2001）、胡亚敏的《叙事学》（2004）、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2008），这些充满智慧的著作在我国叙事学研究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国学者了解、认识、学习叙事学理论和分析模式作出了贡献。但这些著作中，杨著主要在中国叙事学的建构，西方叙事学只是一个对照和映衬，更不用说反映西方叙事学的整体面貌；董著偏重于从逻辑学的角度介绍叙事学；其它著作对西方叙事学的介绍，也仅仅停留在经典叙事学阶段，即使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有所提及，也偏于简单，稍有涉及而已。另外，国内有些著作和叙事学研究的论文，还存在概念混乱、观念模糊的现象。

申丹一直活跃于国际叙事学前沿，对西方叙事学的历史和最新进展都很熟悉，她也是积极推动西方叙事学进展的力量之一；而且她进入叙事学研究的独特视野，也展示出其叙事学研究的独特个性。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出版之前，申丹已经出版了《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合著，第一作者）（2005）、《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2009）等专著，在国际国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叙事学研究论文。2002年主持并亲自参与未名书库“新叙事理论译丛”系列丛书的翻译工作，介绍西方叙事学的最新成果。申丹的叙事学研究体现以下特点：一、具有国际视野，一直活跃于叙事学研究的国际前沿；二、密切关注叙事学的国际国内发展动态，注意肃清国际国内在叙事学核心概念和分析模式上的混乱；三、积极介绍西方叙事学理论和分析模式，尤其在后经典叙事学的介绍与评析方面成效显著；四、跨学科研究，在叙事学与文体学的关系中找到叙事理论新的生长点；五、方法论探索。一直在探索克服叙事学理论在具体作品分析方面的不足的新的方法论，并在短篇小说分析的方法论探索方面卓有成效。

也就是说，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出版之前，申丹做了以下充足的准备：一、掌握国际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历史和最新动态；二、对叙事学领域存在的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如概念和分类上的混乱进行澄清，对叙事学理论模式的一些偏误认识进行纠正；三、为叙事学研究寻找新的、有利于分析具体作品的方法论。为国内学者撰写一部全面介绍西方叙事学理论著作很有必要而且条件已然成熟。

二、西方叙事学的中国经验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体现出典型的西方叙事学研究的中国经验：一、内容介绍方面的新颖和全面；二、贯穿始终的中西比较意识；三、鲜明的历史意识。

迄今为止，该著是国内介绍叙事学内容最新最为全面的专著。与国内其它同类著作相比，它兼顾了叙事学发展从经典到后经典的各个阶段。2008年之前的叙事学专著，主要介绍经典叙事学，2008年谭著虽然也提到后经典叙事学，但分量较少，仅在第8章提到文化语境下的叙事学理论，而申著却用近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其次，概念和理论模式各有所侧重。经典叙事学部分着重的核心概念介绍，对后经典叙事学则侧重于各流派的理论模式介绍。原因在于，国内介绍经典叙事学的著作较多，申丹自己的多部著作也各有侧重地论述过，所以叙事学的源头及其一些核心概念已经为中国读者熟悉，叙事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以及一些核心概念的历时发展线索的梳理显得更为重要；而后经典叙事学的特点在于流派纷呈，所以以介绍流派为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申丹在其之前的著作中对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都各有所介绍，与本著的关系既互相联系又有所区别。联系在于后者正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而来，正是有了前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才有后者尘埃落定的稳重。该著关注了跨媒介叙事及与其他学科的比较。虽然相对于其他学派，跨媒介叙事的介绍稍显简单，但其第一次出现在叙事学的专著上，说明人们已经承认叙事的跨媒介特征，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文学叙事，只要在有叙事行为的地方，叙事学都有用武之地。另外，该著坚持了申丹一贯强调的叙事学与文体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互补性。这也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没有的。“既然作品表达层蕴含结构方面（叙事学）的选择和语言方面（文体学）的选择，如果仅仅聚焦于其中一个方面，就难以全面揭示‘故事是怎样表达的’。若要全面了解叙事作品表达层的运作，就需要将叙事学和文体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对作品进行探讨。”[1]270-271

对于身处一国文化语境的学者，在介绍源自他者文化的理论时，头脑里自然存在着比较。汉学家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就是在西方理论的参照下对中国传奇文体进行文本分析，被认为是比较诗学的名著。国内介绍叙事学的著作，一般来说也具备中西比较意识，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土理论相互映照，影响着作者的写作。徐岱的《小说叙事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说相互辉映。中国叙事思想的“双子星座”（史传观念和诗骚传统）、“三驾马车”（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叙事思想）、“四大范畴”（白描、闲笔、虚写、传神）[3]27-44与西方叙事理论互为对照，具有深刻的中西比较意识。但是，徐著强调的是“小说”这一文体。在小说文体的框架内讨论叙事理论，中国叙事思想的萌芽是作为讨论“小说”叙事学的背景存在的。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充满了叙事学本土建构的努力和智慧。对“中国”特色的强调使该著成为中国叙事学本土化重要的里程碑，该著昂扬地“中国”姿态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杨著对“中国”的强调与申著对“西方”的强调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西鲜明的比较蕴含着对本土理论的重视。在叙事学专著中旗帜鲜明地在标题里标出“西方叙事学”，强调“西方”，申著还是第一个。这里有三层意思：一、这一种理论源自西方；二、它关注的是叙事学在西方的发展情况；三、更重要的是，它只是西方的，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他者，是异域，与“中国”千差万别，不仅在空间上距离遥远，在学理、气质等精、气、神各方面等均有距离。也就是说，该著对“西方”的强调，实际上是对“东方”的重视，对这一学科的本土化及本土特色的重视。或者说，是对具有本土特色叙事学理论的一种吁求和希冀。介绍西方理论，目的在于建构本土理论。所以“西方”既是一种参照，更是一种（本土）建构要求。

一般来说，介绍一门学科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一种对历史进行反省和对现实生活作历史性思考的社会情绪和意识。换言之，它是反思历史和使现实生活历史化即把现实生活作为一个动态的完整过程进行把握的情绪意识。”[4]学科的起源、发展和相关概念的发展、成熟的线索本来就是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但以往的叙述学专著，视野往往也就止步于此。本著的历史意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在“经典”与“后经典”的鲜明比照中见出叙事学的发展流变过程；二、在西方传统文艺观念与叙事学的比照中见出叙事学理论独特性；三、对跨学科跨媒介叙事研究的重视见出叙事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三、叙事学本土化反思

一般来说，一种异域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必然会产生本土化冲动。那么，如何实现其本土化？或者说，其本土化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许多学者都为其开出了不同的方剂，但问题依然存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中证西，“食洋不化”的现象仍然存在。那么，申丹、王丽亚的这本著作，对叙事学本土化有什么启示？

首先，要正确认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1985年代被称方法论年，来自西方的各种方法论如系统论、信息论等革新了中国文学研究方法，同时也带来了文论“失语症”的焦虑。人们一边享受西方方法带来的便利，一边焦虑中国话语的缺失。对“西方”的态度也变得爱恨交加，十分复杂。实际上，“西方”与“东方”一直是相互参照的一组词，强调一方必然会引起另一方的联想。既没有必要盲目崇拜“西方”，也没有必要对“西方”过于恐惧，在“文化忧虑”的心态下拒绝“西方”的思想和方法。笔者认为，在叙事学乃至文艺理论领域，廓清东方与西方的界限是很重要的。首先，这有利于整体把握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认识。对于来自异域的观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哪些成分是可以借鉴的，哪些成分是需要改造的，哪些成分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哪些成分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哪些成分与本土相关理论具有重合或者类似的表述。其次，有利于本土理论的建设。就叙事学而言，引进西方叙事学理论之后，如何展开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如何进行本土叙事学建设？如何面对西方叙事学的新发展？国内很多学者只是机械套用西方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对我国作品进行叙事分析，没有注意到西方理论是否适合本土文学，也没有注意到西方叙事学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其对读者的关注、对语境的关注。总之，强调“西方”可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与我们的距离，从而认识到任何一种来自异域的理论，都需要一个内化的过程，只有与本土融合在一起，“西方”的理论才会真正与“东方”气质相契合，才能成为本土理论。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学或文艺理论，强调“西方”跟强调“东方”一样重要。这也是面对西方理论创建新思想的基础。就申丹而言，她的创见与“西方”大有关联：首先，她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批评家，一直与西方的叙事学家保持紧密的联系，她在叙事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叙事学界的认可，她的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其次，申丹一方面关心叙事学在国内的成长，始终在做概念模糊观念混乱的清理工作，敏锐地关注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作出解答；另一方面，她的兴趣中心一直在超越东方西方阈限的叙事学学科本身。申丹的创见不仅对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有益，对西方叙事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叙事学本土化的前提，是对西方叙事学的尊重和精通。尊重它，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它，了解它；精通它，才能辨析它。也只有尊重和精通它，我们才能与西方叙事学界平等对话。西方叙事学从20世纪60年代一路走来，从“单数”演变成了“复数”，期间有些问题争议不断，学者们各执一词；有些概念界定不清，含义模糊；有些分类标准不统一，颇为混乱。这就需要我们对西方叙事学了解深透，能够深刻体会其内在的曲折奥秘。申丹一直活跃在国际叙事学的前沿，与西方学者就各种问题展开对话，提出自己的见解，她也获得了西方叙事学界的尊重。这与她对叙事学学科的尊重和精通分不开，她对叙事学的研究已臻化境。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叙事学研究过程中一直在做消除混乱、纠正偏误、清晰概念的工作，为西方叙事学和我国的叙事学研究解惑答疑，消除迷惑。要摆脱对西方叙事学的依赖，知己知彼是第一步。

再次，要有强烈的本土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要有距离感。西方叙事学毕竟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和文学实践中生长出来的，与我国的文化气质和文学实践天差地别，不能照搬西方叙事学理论和模式套用到我国的文学实践，它只能作为对照、借鉴和启发，促使我们整理我国已有的叙事理论，创建中国特色的叙事学。其二要有中西比较意识。对距离的清晰判断可以使我们辨别两种文化的异质性，强调我国文化的特性。中西比较意识则可以进一步深化这种认识，在差异中找到“叙事”这个共性，分析和辨别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和模式哪些成分可以为我所用，哪些成分不适合我国实情。申丹对西方叙事学之“西方”的强调，正是强调中西距离感和异质性，强调西方叙事学需要一个内化过程。其三要有历史意识。西方叙事学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现在仍然在继续发展之中。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西方叙事学，才能在整体上把握其理论、方法和模式。同样，也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我国的叙事理论研究。我国传统叙事理论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只是由于我国传统诗学的表达方式多点评、序、跋甚至比喻的方式，很少有系统的论著（甚至《文心雕龙》这样的体系完备的著作，也多曲折的表达）；这与我国具有东方智慧特色的直觉思维方式有关。人们尽管已经洞见了文本的奥秘，表达这奥秘的方式，依然是直觉的洞见。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我国传统叙事理论，研究其与西方相关理论的关系，与当代中国叙事理论的关系，会成为我国叙事学本土化的突破口。

最后，要有创新的勇气和实践。创新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没有创新也就没有了学科的发展。但光有创新意识还不够，更要有创新的勇气和实践，这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关键。作为教材，一般不太容易翻出新意，容易陷入一般概念的讲述和观念的展示之中。但该著没有简单重复作者之前的研究成果，而是在理论的纵深处翻出了新意，比如对叙事作品层次二分法和三分法的观点，在《叙述学与文体学研究》中，作者持二分法，但在本著中，作者除了详细论述二分法的优势之外，对三分法也持宽容态度，认为在口头讲述时需要采纳三分法。再比如对叙事空间的论述，分别从视角、情节、作品阐释等角度对只进行多层次的论述；再比如对跨媒介叙事的强调，都表现出于以往国内叙事学著作不同的特点。创新的勇气和实践还表现在作者对叙事学方法论的探索。申丹一直强调叙事学与文体学可以互相借鉴，尤强调要突破叙事学要跨越叙事学之话语与文体学之文体的界限，结合二者研究方法的长处进入作品分析，可以打破叙事学在具体作品分析方面的局限性。在本著作者再一次强调这种方法论，意味着该方法论已经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方法论走向了叙事学界。

四、建构：叙事学本土化之途

叶维廉曾说过，所谓本土化，“指的是摆脱依赖情结，对自己已经不假思索地内在化的外来思想的反思，认识到外来思想体系里根源性的问题和困境，以及自己传统中根源性的解困能力。”[5]18那么，叙事学本土化，就不仅仅是向本土文化求索，向本土文学实践求索的单向过程，它还需要我们反向观照，探索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模式及其精神实质，同时意识到中西双方的根本差异。叙事学本土化还需经历什么样的过程，具有哪些求索的向度？

首先，中国学者要有提出新课题的勇气和能力。赵毅衡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对一些小说叙述学中的细节问题，西方学者已经讨论过多年的问题，中国学者的争论却很热烈，争论的中心点是：究竟谁对西方权威的理解正确。这个局面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叙述学界还没有准备面对一个全局性的新课题。原因倒也简单：西方叙述学界尚未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真的必须留在一百年来的旧习惯之中，只能让西方人先说，我们才能接着说、跟着说吗？难道中国学界至今没有提出新课题，思考新课题的能力？”[6]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学界只是没有习惯在西方相对成熟的理论面前提出新课题，而不是没有提出新课题的能力。前文说过，叙事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它还有许多新的疆域等着人们去发掘，只有具备了开拓新领域的勇气和能力，叙事学本土化才具有可能性。

其次，正确认识叙事学本土化内涵。有学者认为，叙事学本土化，就是要建立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中国叙事学。”笔者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国自然应该具有富有民族特色的叙事理论，整理和挖掘中国传统叙事理论，总结当代文学实践的叙事经验也是叙事学本土化的应有之义，但仅仅把这些当做叙事学本土化的所有内容，未免忽略了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如谭君强叙事学新向度的探索（他提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和比较叙事学的向度），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的新课题，申丹、赵毅衡、傅修延在叙事学新方法论方面卓有成效的建构，龙迪勇关于空间叙事学的探讨……。所以笔者认为，建构中国叙事学只是叙事学本土化的一项内容，尽可能地穷尽（尽管不可能，但可以尽可能）叙事学中国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之后，会以一种中国叙事学复数的形态表现出来，成为叙事学学科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后，最关键的我国叙事学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迄今为止已经做出了相当的成就。理论方面，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叙事学的译介、理论介绍、范畴辨析、方法论建构、中国化的途径和思路以及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学等；实践方面，主要是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西方叙事文学、我国古典文学、我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张寅德、申丹、赵毅衡、傅修延、谭君强、胡亚敏、杨义、徐岱、罗钢、董小英、张世君、高小康、赵炎秋（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很长很长）等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叙事学本土化夯实了扎实的基础，准备了充实的条件。但是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如叙事学中国化之路如何？叙事学研究在中国有何特色？具体而言，叙事学在引进以后如何本土化？本土化进程中出现何种变异？有何转型？对叙事学学科以及当代文艺批评实践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有何价值和意义？本土化之后的叙事学有何特色？这不是本篇论文能解决的问题，但笔者会对这些问题继续追踪。

[1] 申丹, 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9-20.

[2]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4] 张德祥.论新时期小说的历史意识[J].小说评论, 1987（3）：3-18.

[5] 叶维廉.被迫承受文化的错位[J].创世纪, 1969（1）：18-22.

[6] 唐伟胜. 叙事：中国版第 2辑[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