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麻袋》是印度裔加拿大籍流散作家M·G·瓦桑吉的一部记录东非印度移民生活境况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主角萨利姆在倾听黄麻袋讲述曾祖父及其后代在非洲的经历后，实现身份建构的故事。本文运用危机叙事理论，从责备叙事、受害者叙事和纪念叙事出发，分析瓦桑吉的小说《黄麻袋》中东非印度移民在历经马及马及运动、茅茅运动和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等危机后构建了身份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移民群体经常遭遇身份危机，只有正确处理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才能完成身份的建构。

【关键词】危机叙事；《黄麻袋》；身份；M·G·瓦桑吉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9-002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9.007

一、引言

M·G·瓦桑吉是印度裔加拿大籍作家，两次斩获加拿大吉勒文学奖，被誉为“东非离散文学的主要发声者”（Desai 5）、“非洲最出色的年轻作家之一”（Brooker，50）。瓦桑吉的祖先从印度移民到非洲东部，他在肯尼亚出生，后移居坦桑尼亚，青年时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核物理，毕业后到加拿大工作。独特的流散经历为瓦桑吉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文学创作聚焦20世纪从印度移民到非洲东部的印度穆斯林群体的生活经历。

《黄麻袋》是瓦桑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荣获1990年英联邦作家奖。作品讲述了19世纪末，从印度移民到桑给巴尔的丹吉·戈温德吉及其后代四代人在东非的生活经历。小说从戈温德吉的曾孙萨利姆·朱马·胡塞尼的视角描述了印度群体遭遇的各种危机事件，例如，马及马及运动，茅茅运动，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等。这些事件不仅记录了非洲的被殖民历史与抗争过程，还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移民漫长的身份构建之路。弗兰克·比巴尔辛格评价《黄麻袋》：“这部小说和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有些相似之处，但更像V·S·奈保尔的《毕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小说展现了一种综合历史观，讨论了例如文化无根感、多文化共存、失落和流放等历史问题”（165）。

21世纪伊始，全球各地危机频发。美国9·11事件、日本福岛核事故等危机都给当地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马修·西格和蒂莫西·塞尔诺在《危机叙事：讲述毁灭与重建的故事》中提出了危机叙事理论。在西方，危机（crisis）一词源于希腊词汇“krisis”和“Krinein”。“krisis”是一个医用术语，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用该词来描述疾病中的转折点；“Krinein”意为判断、分离或决定。黄鸣奋指出，“在汉语中，‘危机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曹魏吕安的《与嵇茂齐书》中：‘常恐风波潜骇，危机密发”（66）。“危”代表危险，“机”意思是机会、重要节点。希腊语和汉语都暗示危机是需要做出决定、选择、判断和行为来应对危险的时刻。因此，西格和塞尔诺认为，“危机是一次特定的、意外的、反常的、极其不确定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也是对优先目标的明显威胁”（10）。危机叙事关注造成危机的原因、人物在危机中的遭遇、人物如何应对危机以及危机的影响。危机叙事包含五个部分：责备叙事，复兴叙事，受害者叙事，英雄叙事和纪念叙事。在《黄麻袋》中，危机与东非印度移民的身份息息相关。印度族群在马及马及运动和茅茅运动中充当了旁观者甚至是殖民者的帮凶的角色。于是，在非洲去殖民化运动中，印度人受到当地人的排挤，被迫流亡海外，遭遇了严重的身份危机。

二、责备叙事：身份危机的原因

在回顾危机的过程中，人们首先要反思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查明应对危机负责的个人或组织（Seeger& Sellnow，64）。责备叙事最重要的部分是指责，它追问谁应该为危机负责任、谁应该受到相应的责备。在责备叙事中，个体或组织会煽动公众，使其把对危机的不满发泄到造成危机的群体身上。《黄麻袋》中的印度移民在马及马及运动和茅茅运动中没有向危机中的非洲人伸出援手，遭到了当地人的斥责。这为印度移民的身份危机埋下了祸根。

非洲与印度的接触源于欧洲在该地的殖民活动：出于统治需要，白人将想到海外谋生的印度人送到非洲东部。印度移民从事种植园工人、铁路工人、海关人员、警察和士兵等工作。欧洲人掌控着政治权力、土地资源、原材料、大型企业和巨额资金；相比之下，印度人只能做一些小生意。1884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在柏林召开了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黄麻袋》中萨利姆的曾祖父戈温德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非洲。

在小说中，为了更好地生活，戈温德吉离开印度古吉拉特邦抵达桑给巴尔。戈温德吉目睹了德国r在非洲的行径：他们强制推行棉花种植计划，同当地人民之间的冲突迅速激化。在德国人的掌控下，司法体系崩坏，而且殖民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Vassanji，17）。“哎呀，德国人，”她（吉白，薩利姆的外祖母）说，“坏，坏！因为一个小错误，卡玛萨·伊史因就得打你。大点的错误鞭打五十下或一百下。一天能打一千多下……有一天，一场运动爆发了”（Vassanji，262）。为了反抗德国人的统治，1905年至1907年坦噶尼喀南部爆发了“马及马及运动”。但是，面对这次危机，戈温德吉主要关心的是“家族、买卖和资产的安全”（Vassanji，60），他并没有给反抗者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这显示出印度人在面对危机时只顾自身民族的利益，选择中立的立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肯尼亚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茅茅运动”。这场运动持续四年，为肯尼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小说主人公萨利姆的童年就在肯尼亚度过，他的家庭遭遇了茅茅运动的危机：一天晚上，惊恐万分的肯尼亚黑人妇女玛丽带着她的儿子敲响了萨利姆家的房门。玛丽是萨利姆家庭的老朋友，她请求萨利姆家将她儿子藏起来。因为他参加了茅茅运动，而英国人正在搜查他。但是，萨利姆的父亲朱玛却将母子二人藏身家中的秘密透露给了当地的英国警察。这直接导致玛丽母子被逮捕。印度移民虽然也在非洲生活，但当非洲人反抗殖民时，他们却冷眼旁观，甚至充当了叛徒的角色，出卖非洲人以换取殖民者的信任，引起了当地人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将马及马及运动与茅茅运动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印度人的不作为与背叛，强烈谴责了印度移民的帮凶行径。非洲人对印度人失去信任，责备他们是冷漠、保守、排外和自私的异己分子。这使印度人与非洲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为印度移民的身份危机埋下了祸根。

三、受害者叙事：身份危机的爆发

受害者叙事主要关注危机对个人和组织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伤害。这种伤害既包括身体上的损伤，也包括心理上的创伤（Seeger& Sellnow，98）。在《黄麻袋》中，印度人不仅在殖民时期协助管理非洲人，而且在他们反抗欧洲殖民时冷眼旁观，激起了当地人极大的愤怒。非洲各国脱离殖民统治后，印度人的个人财产被没收，饱受排挤与敌对。印度移民不仅成为受害者，还遭遇了严重的身份危机。

在欧洲殖民非洲时期，由于外国人的优势，印度人成了地位高于本地人的管理者，他们靠着辛勤劳动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欧洲殖民者和非洲被殖民者是对立的两方，而印度人位于二者之间，起着平衡两端的作用。但在非洲去殖民化运动后，这种平衡被打破。欧洲各国纷纷撤离非洲大陆，于是印度移民就失去了依靠，沦为非洲人发泄情绪的替罪羊。印度人由于过去曾充当看客甚至是叛徒的角色，并没有坚定地与非洲人民站在同一种阵营，遭到了当地人的排斥：“无法和亚洲人团结在一起！”，“如果你想待在非洲，你必须学会和非洲人共存……你们还能开商店的日子已经为数不多了！”（Vassanji，185）。印度人的私有财产被没收，因为他们属于“剥削阶层，这些油腔滑调、虚伪的、软弱的亚洲人开着商店，不过是英国人的走狗” （Vassanji，263）。乌干达第三位总统伊迪·阿明·达达声称“亚洲人恶意破坏经济，囤积居奇，走私糖、咖啡和货币，不缴税……而且亚洲人不够团结，不允许他们的女儿嫁给非洲人。因此……亚洲人必须离开”（Vassanji，299）。面对非洲高涨的排外情绪，为了躲避危机，大量印度人无奈只能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非洲移民到欧美国家。

非洲人的排斥给印度移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印度人无法与非洲人和谐相处，在非洲人敌对情绪的冲击下也难以保持自身传统的印度性。他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既不是殖民者也不是被殖民者，既不被非洲人认同也不被欧洲人接纳。印度移民在欧洲殖民者和非洲被殖民者的夹缝中生存，难以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四、纪念叙事：身份认同的建构

纪念叙事是危机叙事的核心意义（Seeger&Sellnow，128）。危机经常会给人带来失落、困惑和空虚。纪念叙事正是为了解决危机后个人和集体的无意义感而存在，它总结危机带给公众的经验和教训，帮助受害者寻找宏大意义并走出危机带来的伤害，将过去、现在与未来有机结合在一起。小说中，印度移民遭遇严重的身份危机后，主角萨利姆在面对印度移民与非洲人的关系时意识到双方必须摒弃歧视和偏见，才能相互接纳，和谐共处。萨利姆思索出了东非印度群体在危机后的生存意义，实现了印度移民的身份建构。

在《黄麻袋》中，萨利姆和非洲黑人女孩阿米娜相恋。但是，萨利姆的母亲极力反对他与阿米娜的爱情，他的养父也劝说：“这不合适，萨利姆，还不是时候……非洲人和亚洲人是不同的……”（Vassanji，257）。最终，二人被拆散，而萨利姆则遵从家族的意愿娶了一位印度女孩。阿米娜与萨利姆之间的爱情隔着不可逾越的鴻沟。两人的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萨利姆：）“你为什么叫我‘印度人？我也是一个非洲人。我在这里出生。我父亲在这里出生——甚至我的爷爷也是如此！”

（阿米娜：）“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你的这些祖先们来干什么？你能告诉我吗？可能你不知道。可能你随随便便就忘记了——他们资助了奴隶贸易！”（Vassanji，211）

萨利姆和印度妻子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他用前女友的名字“阿米娜”为其命名。姓名与身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是指称符号，也象征着人物的身份，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王娜认为，“对于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来说，姓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倾向和文化身份选择”（88）。萨利姆给印度女儿取了非洲人的名字正体现了，虽然由于殖民历史的原因，非洲人非常抵触印度人，但是印度移民在非洲大陆生活了近一个世纪，已经成为非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与当地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阿米娜和萨利姆分手后前往美国留学，回到非洲后对印度人的态度发生转变：她认为印度移民长期生活在非洲大地上，和当地人一样是真真切切的非洲人。阿米娜甚至和萨利姆的印度裔外祖母吉白一起跳非洲民族舞蹈。这些迹象都表明非洲人对待印度人的态度从敌视和对抗渐渐转向包容和接纳。后来，阿米娜因涉嫌犯罪被捕入狱，而萨利姆害怕遭受牵连抛妻弃子逃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的地下室中，萨利姆打开了外祖母吉白赠予他的黄麻袋。黄麻袋犹如有魔力一般地向他讲述了他的曾祖父戈温德吉及其后代在非洲的故事。在听完黄麻袋的讲述后，萨利姆决心接受自己的身份，停止毫无意义的逃离并重回非洲：“阿米娜，逃避必须现在停止。代代循环的逃离和重生、流离和再生，必须在我这一代停止。让这次逃避带着最后一个幻想的梦成为最后一次逃避”（Vassanji，308）。

萨利姆用非洲女友的名字为印度女儿命名、阿米娜对印度人态度的转变以及萨利姆对逃避危机的否定分别象征着印度人对非洲人的接纳、非洲人对印度人的接纳和印度人对自我的接纳。这些共同促使东非印度移民意识到自身民族存在的意义、走出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身份困境，构建了正视自身族裔性、并与非洲人和平共处的身份认同。

五、结语

小说《黄麻袋》记录了非洲殖民史与反殖民史下印度移民的命运，刻画了印度人处于欧洲殖民者和非洲被殖民者之间的特殊处境，同时也反映其从身份危机走向身份认同的艰难过程。在印度群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危机叙事理论对印度移民身份的分析揭示了印度人应与非洲人和睦共处，促进非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对当代流散群体的身份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Birbalsingh，Frank.Novels and the Nation： Essays in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TSAR，1995.

[2]Brooker，Peter.Geographies of Modernism： Literatures，Cultures and Spaces.London：Routledge，2005.

[3]Desai，Gaurav.“Asian African Literatures： Genealogies in the Making.”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 42.3（2011）：5-30.

[4]Seeger，Matthew W.and Timothy L.Sellnow.Narratives of Crisis：Telling Stories of Ruin and Renewal.California：Stanford UP，2016.

[5]Vassanji.M.G.The Gunny Sack.Toronto：Anchor Canada，2005.

[6]黄鸣奋.危机叙事——中国电影学派的一种科幻理论探索[J].开卷有益，2018，（06）：66-67.

[7]王娜.论品特剧作的人物姓名与身份建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88-92.

作者简介：

高泽，男，汉族，河南信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21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