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权贵的懈怠之书

《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也有推测说，书其实是他的门客们写的。

刘义庆是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他少年时颇有英气，善于骑马，还曾被刘裕夸奖说：“此吾家丰城也！”传说西晋的时候，丰城县有剑气冲天，后来在此地果然找到了古代神兵干将、莫邪。因此“吾家丰城”就是我家的宝剑的意思。

但是皇帝换成宋文帝刘义隆之后，刘义庆却改了脾性，“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所谓“世路艰难”，是皇帝猜忌亲贵的暗喻。宋文帝身体不好，神经过敏，诛杀了好多大臣。宗室成员理论上也是可以当皇帝的，何况还是被先帝喻为“大杀器”的人。

刘义庆显然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安全，所以辞去了握有大权的敏感职务，也不再展示任何和武勇有关的素质，把兴趣转移到了“文学”上。

文学当然比军事安全，但安全系数也有差别。比如，要是对儒家经典、黄老道家感兴趣，还是比较麻烦。因为儒家经典里都是治国大道，黄老著作里也充满“君人南面之术”，喜欢这些，还是可能被认为有野心。

写小说才是最保险的。古代小说的含义和现在不同。小说是“街说巷语”“道听途说”，也就是民间流行的各种段子，其价值当然很有限。所以，刘义庆编写《世说新语》，就是在公开表态：我没有远大追求，我的人生已进入懈怠状态。

庶民懈怠和权贵懈怠，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庶民辛苦劳作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拿走，权贵才成其为权贵。所以庶民懈怠，意味着权贵的镰刀无从收割，这是不能容忍的。

权贵懈怠，则意味着退出政治资源的争夺，降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所以值得大力提倡。

某种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就是一部权贵懈怠之书，写的就是魏晋名士们“不正经”的那些事。

“意义”和“意思”

懈怠的人生没有意义，但可能很有意思。

忧国忧民的儒家经典是很有意义的。相比而言，神神道道探讨世界本质的玄学，就显得没什么意义。同样是玄学，写一部专著流传后世的意义，要大过清谈聊天说过就没了的意义。同样是清谈，思维严谨的论述，又比聊了一个通宵也不知道说了些啥有意义。但对当时的名士来说，怎样更有意思，排序却刚好倒过来。最有意思就是这样：

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世说新语·文学》）

刚才聊了这么久，也不知道玄理的根本到底在哪里。但说到措辞和譬喻彼此相称，正始年间最高水平的玄谈，大概就是这样的。

清谈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聊了点什么，围观旁听者当然更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聊天的状态好就好。所谓“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显然大家听得都很上头，如若关心讲得有无道理，那是俗，忒俗。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你若是王子猷家的厨子，那天晚上肯定很不爽，主人半夜里看雪吟诗，吩咐你给他热酒，你就要大冷天后半夜从被窝里钻出来，那滋味谁都知道不好受。而相比厨子，船夫更不幸，他划了一夜的船，好不容易主人上岸会朋友去了，以为可以补个觉，结果刚合眼打个盹，这家伙居然就回来了，这叫什么事？

可是看看各种《世说新语》选本就知道，历来读《世说新语》的人，有多么爱这个故事。

《世说新语》里面，君臣对话可能是这样的——晋元帝生了皇子，赏赐群臣。有官员说，这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可惜臣没有功劳，拿赏赐挺不好意思的。晋元帝说：“我生儿子，这事能让你有功劳吗？”这是民间常有的笑话，出自君臣之间，显然有失朝廷体面，然而真有意思。

才女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瞧不上自己的丈夫。谢安作为家族长辈想安慰她，于是谢道韫回应说，我做闺女的时候，家族长辈都有谁，同族兄弟都有谁，我打小觉得，男人就应该是像他们这样优秀的。就是说，大才女从小的生活环境，出现的男人统统都是偶像剧里的样子，所以她对男人的接受底线，自然而然就上去了。于是她来了这么一句：“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说新语·贤媛》）我怎么会想到，天地之间，还有我丈夫这样的男人。这句话，真是平平淡淡而雷霆万钧，一击就把那个男人捶进地心。对情感咨询师来说，你这么说话，对促进夫妻关系和谐一点意义都没有，然而才女骂人，就是有意思。

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有意义远远比有意思重要。人总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义，活得才踏实。但下面这个判断大概也属实：“意思”的生命力，往往比“意义”长久一些。

有意义没意思的作品，也许慢慢就没了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有意思；没意义有意思的作品，很可能一直有意思。而且时过境迁，原来的没意义，很可能变得有意义。譬如，当儒家思想从古代的绝对主流，变成现代思潮大力批判的对象的时代，在评论家的笔下，《世说新语》里许多嘻嘻哈哈的段子，就变成了“突破儒家礼教的桎梏，追求个性解放”的存在，显得特别有意义。

“教科书”与“宣传片”

关于《世说新语》，还有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名士教科书”，这么说是很到位的。《世说新语》很生动地展示了名士们的言行，可以供想当名士的人模仿。但大家也都应该明白，不要以为读了教科书，就真是名士了。跨过门槛的关键，往往并不在教科书里。《世说新语》里有过一个名士定义：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三个标准：一、通常没事干；二、酒喝得痛快；三、《离骚》读得熟。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后两条，但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条。这在贵族社会里，甚至可算是一个普世标准，有人概括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绅士的关键要求，也是“要‘无所事事，并把开销维持在某一显著水平上”。第一条达到了，后两条可以通融甚至置换掉。什么样的人才能无所事事还衣食无忧，且还没人能说你的不是呢？当然前提是要有祖传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精神财富。

就拿说这话的王恭（字孝伯）来说，他出身于顶级高门太原王氏，是司徒左长史王漾之孙，光禄大夫王蕴之子，妹妹王法慧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王恭起家著作佐郎，之后一路担任很清要的官职，一直做到封疆大吏。这样，王恭出门，才能有这样的派头——下着零星小雪的时候，王恭坐着高车，穿着鹤氅裘飘然而过，让饥寒穷困的人于篱笆墙后远远看见，忍不住赞叹：“这真是神仙一般的人。”

这么看来，与其说《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还不如说它是名士的宣传片。它展示的是名士们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

尤其是，《世说新语》记事是刻意制造悬浮感的，大时代的背景被模糊了：当时的民族冲突，看不到；社会中下层的生活状况，也基本阙如。哪怕从记录逸事的角度说，《世说新语》处理材料的手法，也很类似我们对照片做背景虚化处理，自然照片会变得美丽许多。后世之人读《世说新语》，不产生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才怪呢。

（摘自《世说俗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