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英琴

作为一种现代性文体，“如何新诗？怎样现代？”是中国新诗发展最值得关注的命题。面对诗体解放与诗体建设的双向效应，新世纪诗歌运用现代汉语探索现代诗体，以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深入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续接20世纪诗歌传统，小诗以其含蓄的语言、哲瀚的思想、真挚的情感等风格特质在当代诗坛占据重要位置，一方面它以艺术的成熟突破了早期白话诗散文化、说理化的窠臼，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智性写作为现代汉语新诗开辟了一种新的向度，亦为中国诗语、诗体以及诗美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原生动力。近三四年来，在陕西诗歌场域，以之道、吕刚和宋宁刚等为主体的“终南令社”诗人群落及其“令”诗的创作，作为现代汉诗之小诗一脉，其生发与茁长，及在他们周边逐渐引发的不可忽视的阅读影响与仿作效应，应该适时给予理论的关注与讨论。透过时代生活与新诗文化等多重视镜，笔者以为，令诗在诗体、诗语和诗美等层面，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性与自觉地致力于新诗诗体建构的价值。

一 令诗对古典诗法、日本俳艺的借鉴

作为一种形式短小、内容精练，表现瞬间见闻或思想启悟的新诗体，小诗的产生得益于中国古典诗中的绝句、词曲小令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俳句的滋养，这一点从20世纪中国小诗的早期兴起和流行与泰戈尔《飞鸟集》《新月集》等作品的译介和传播的关系中可见一斑。现代小诗是在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浓郁的东方文化的浸染下，经历史与时代磨砺后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诗体形式和鲜明诗学特征的诗歌文体，其简约的外观、丰富的内涵以及对美学精神的精微呈现，在规约诗歌艺术本位和美学品位的同时，受到20世纪以来大众阅读与媒体传播的一致推崇。

20世纪的中国曾诞生了无数隽永灿烂的小诗，比如北岛的《生活》只有一个字“网”，麦芒的《雾》只有一句“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等等。近年来，陕西诗人之道、吕刚、宋宁刚所倡导践行的令诗，是一种三行分立、多节组合式的短章序列，他们探索以“‖”分节，规定最长不超过十三小节，即三十九行。不同于截句，终南令社奉马致远、小林一茶、种田山头火和阿巴斯等为其令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古典诗法与日本俳艺的深入借鉴和独特创制。

首先，令诗对古典诗法的继承。文论家们强调，文以体分，结构干系诗境。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篇曾以“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指涉诗文写作句、章、篇的层次关系与组织机枢。在此基础上，孔颖达仔细研究《诗经》，提出“联字分疆”——诗句的断连以意义为要，章的作用在于“总义包体”等重要诗法，并以《诗经》句数定章，以章定篇的文体结构揭示出诗歌句、章、篇的内在关联性。不过，相比古典诗文篇是篇、章是章的清晰结构，现代令诗的结构要复杂些，尤其终南令社的令以组诗形式发布，每组诗的每个小节为不同诗人所写。同时，有别于传统小令的一阕或双调，当代令诗的序列排布以变动的张力实现对线性结构的突破。即是说，在诗的章节组织上，令诗更多运用现代戏剧、内叙事或蒙太奇等技巧，而在句构上，它们汲取了古典诗法并列式、叠加式或多元回环式等组合方式。其中，每小节用“‖”符间隔连缀的三行诗形式，极大遵循了古典词令的句构方法。比如未名“秋叶听雨/无眠人/生芭蕉心//月色清凉/秋蝉似木鱼/声声不断”，吕刚“我爱雨中/——翠竹的性感/芭蕉的宽厚//负米归家的蚂蚁/途中歇脚/也抬头望月”，与宋朝袁去华《十六字令·归字谣》“归。目断吾庐小翠微。斜阳外，白鸟傍山飞”其实用着同一种结构组织法（并列式）。从根本上说，令诗继承的是一种古典诗艺的“传释”技巧，即叶维廉先生在《中国诗学》中所讲的不决定人称代名词，没有时态变化的事件之发生，且避免“以思代感”，破除前置逻辑对人、物、时、空的关系给定和主体介入的本体呈现式写作理念。

其次，令诗对俳句艺术的借鉴。为“别求新声于异邦”，小诗的勃兴曾是一些有识之士为增强诗体、提高新诗表现力而学习泰戈尔诗艺和日本俳句艺术的结果，亦有大量事实可说明日本俳句（和歌）对1921年至1923年间中国小诗生成与流行曾起的重要作用。当代陕西令诗同样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比如之道、吕刚对种田山头火的推崇和借鉴，宋宁刚对小林一茶的喜爱，以及终南令社其他成员如未名等对与谢芜村、芭蕉等日本经典俳人的热忱。具体言之，令诗对日本俳句至少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学习和借鉴：首先，形式上借鉴俳句“五一七一五”共十七字音的短诗结构，后融通古典诗令音韵规制和现代诗歌自由分行、不限字数等特点，综合确立起“三行分立”这一基本体式。其次，对俳句诗语方式的学习，终南令社诗人们力求以“不一样的诗体”写“不一样的诗”，试图与当下诗坛流行的一些现代诗区别开来，为此他们尝试开辟一条面向未来、深汲古典的令诗路向。这一方面得益于令社的核心成员之道、吕刚等均是老练的诗人，写诗数十年的他们拥有成熟的诗艺质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吕刚、宋宁刚、未名等高校教师背景，以及他们丰厚的学养基础和学术背景。最后是日本俳人独标的人生追求与诗艺境界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艺术的滋养。

简言之，令诗作为中国小诗的特别分类而存在，它的发生、发展以中国小诗的百年历程为基础，对中国古典诗法“传释”技巧和日本俳句艺术的学习借鉴是其蓬勃或壮大的内在动力。故而师法古典、面向现代成为令诗美学的整体追求，它限定更激励着小令诗人的艺术创造与文学磨砺。同时，为更好表现诗意的丰富性，令诗倚重自然亲和、得天独厚的“先在”资源，与俳句因物生情的诗美特质一致，令诗注重语言的具象性和及物性，综合比喻、象征、戏剧等现代技巧和以象写意、见微凝神的古典诗法，建设一种娴雅蕴藉、悠远深邃的意境与艺术之美。

二 令诗的艺术追求与价值向度

面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诗歌的发展情状，郑敏曾以《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等文论述古典诗艺之于现代新诗的重要性，更特别强调“在近百年的新诗创作实践中始终面对一个语言精练与诗语表达强度的问题”。令诗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从“小”处立身，诗形玲珑、诗语精悍，以及以有限文本表达意蕴之无限；加之对理趣与智性的形上追求，须得在三行内呈现大千世界、人生諸般。并且，令诗以象写意，在原粹诗意、诗思理趣等层面媲美古典诗艺，以其简约的诗形诗语、诗美诗质开启现代审美，力图创设一种典雅精致的当代诗歌范式。

首先，崇尚简约，以象写意。小诗本身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以简约的文字激越人心，也便于新媒体的高速传播和群体阅读。然而同俳句一样，小诗并不容易写——“如此狭小的表现空间，既要使表达迂回委婉，又要向读者提供能够理解诗意的启示和线索，其表达技巧实在是至难无比。”（川本皓嗣《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令诗创作需广阔的生命经验和丰厚的文化素养，以象写意之关键在于诗人能心纳万象、神与物游。俳人芭蕉“坟墓也动罢，我的哭声是秋的风”以三个叠加的意象——坟墓、哭声和秋的风之间的流动呼应，写作者清冷、悲凉的意绪感受。与谢芜村“菜花（在中），东边是日，西边是月”则以菜花、日、月与“我”的共在，写诗人对日月同辉、菜花盎然生长的时光、生命之热爱。吕刚“悬挂头顶的刀与斧/取下来/放在墙角”“散步的长尾雀/有短暂的/凝思”，宋宁刚“流水还是油画/蓝与黑的色彩//明透的光/是谁洒上一把落叶？”等诗也深得其中三昧。何况以象生象，以象凝神，以象写意，一直是古典诗艺的妙道。

其次，回归内心，对纯粹性诗意的构筑。除对简约美学的秉持，令诗注重瞬间性、真实性，注重诗人刹那的感思、体悟。诗人以真实为诗的灵魂，将个人作为诗的发源地，不论是对时代民情的探察、瞬间灵魂的涌动，抑或对纯粹诗美感应的捕捉，均呈现出一种内倾性的开启之美。令诗的纯粹诗意构筑，突出反映在之道、吕刚、宋宁刚等诗人对写景状物的偏爱。因对季节自然的敏感与热爱，俳句有季节的诗、自然的歌和咏景十七字等别称，更留有“多愁的我，尽让他寂寞吧，闲古鸟”（芭蕉）等光辉词句。令社主持之道的写景状物类令诗精绝、美妙，尤善以之比赋世界之本相、人间之大美。比如之道的《令·两寺渡》：“古渡长风瘦/拍岸涛声/薄//塘里青蛙/一夜鸣/假寐芦苇不吱声//白牡丹/败了/放不下，半世清白//寺无僧/渡无船/千年渭水，一朝缄默。”此诗本意是对某种流动性体验的客观化、直观化呈现，之道却以时空交错的独特意象将之作瞬间性、思辨性的多重捕捉、再现，其结果，就是诗作最终显露的诸多与人的意识、经验和思绪意念交相叠映的大自然之“面影”。吕刚也深谙此法，有“合欢树下/寡居的老人/歇脚”“香山/终南山/——你我窗前各自的秋山”“弯月的夜航船/行经窗前/划一道黑魆魆山峦的波浪”等佳句。其实吕刚尤善抒情诗，令诗中他的情感表达却极曲折含蓄，每每以物景实相写情思之真切、纯澈。只是，“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迫切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谈话而非诗歌了……譬如一颗火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发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变成诗料”（周作人《论小诗》）。难得在于，原本饱满丰厚的情感在之道、吕刚的诗里没有表现为一种燃烧或喷发的激烈，转而为一种内敛沉吟、一些平和寂静下潜藏的炽热幽深。以此对情感的提纯、升华处理不仅赋予令诗开阔大气的诗美视域，更创造出一种天地混沌、万物齐一的诗歌境界。

再次，超越日常、淡泊清丽的智性写作或形而上倾向。终南令社的许多诗初读平淡无奇，一些诗句直接来自生活话语，一些物象和事象日日发生，但这种看似简单平常的写法，实则包含了诗人淡泊朴寂、超越日常的艺术趣味和形上追求。这种倾向源自古典诗美境界淡远潜隐的一面，也受日本俳句内在精神的激越影响。比如，吕刚和宋宁刚善写幽深静咏的令诗，他们对被作为事物表现媒介的语言，有清醒的认识，在写作中从不过分依赖。词与物直接呈现，以事物的出现、退场流露万物的原在秩序，并以身感知时间流动、存在之在。读吕刚的《到林间云上去》：“乌云失手/白雨/倾盆而下//屋檐下/小麻雀抖落脖上/水珠链//木心蠢蠢/随一阵鸟鸣到林间/云上去//云雾缭绕中央/山尾超凡/山头入圣。”作为“天生的诗人”，吕刚“自我”气质独厚，而这样纤秾婉丽的令诗，也是他擅长的。《诗人文摘》上，有吕刚的《令·送上门来的美人宴》《令·升起莲花的旗子》《令·独自行过阴雨重阳日》《令·雪松行在风中》等作品，一派“意会存于象征，情思尽显物美”的自在气象。以轻盈的令体、雅致的意象、水流花开般的语言，吕刚对人间万法曾做过形而上苦思，终不忘持有“美存于真”的万世善意和超脱情怀。《到林间云上去》等令诗在创作中高度关注人的灵魂状态与精神世界，通过倾注诗人的精神生命，从超时空、美的视阈去诗写自然，以诗的方式回归原初存在，尤其生命存在本身的流动性、丰富性和广阔性。

最后，令诗本质上是一种实验写作，它的壮大成熟仍需时日。严格意义上，以《诗人文摘》为主阵地，以之道、吕刚、宋宁刚、未名等诗人为主力军的终南令社及其诗作，是以一种实验文体、小诗形态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发声并立足于当代文坛的。其瞬间切入、高度浓缩的写作技巧和简约精练、利于传播的文体优势，以及以象写意、超凡入神的美学理想，尤其对智性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和，在当下浮华热闹的诗歌场尤显重要。并且，令诗对纯粹性诗美的着力经营和对形而上写作的自觉追求，为提升当代新诗写作的精神层次与艺术品位，贡献了一份特别的力量。海德格尔曾说：“在纯粹的被言说中，被言说独有的言说的完成是一种本源性的。纯粹的被言说乃是诗。”（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我们期待，小令诗在追求纯粹诗美的旅程中为我们留下越来越多的好作品，也期待终南令社诗人们通过每一次诗歌文本的成功创作，向我们展示现代汉语的耀人魅力。同时，我们也相信经过诗人对具体诗形的建构，发现并激活的古典诗美因子及其着力探寻的汉语新诗的美的逻辑和語言问题，对于新世纪陕西诗歌以及当代诗坛会有一个良性的促进作用，尤其令诗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问题的参照意义，值得后来者更多地去探究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