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沫 武思权

“传播”（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与“交通”（Transportation）存在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从物质交往来看，造纸术和印刷术传遍世界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和物质交流主要依托于水陆交通。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及了“路”对沿线国家的影响，但侧重于承运的货物而非本体。从中国交通银行史来看，其因“多为赎回京汉铁路之故”而得名，但不止“铁路”，其他如“电线、邮政、轮船”等也包含在“交通”一词中，其英文定名为“Bank of Communication”，可见“交通”与“传播”的意义是统一的。若从词源上追溯，据雷蒙·威廉斯考证，Communication一词在20世纪之后，新闻、广播才逐步替代交通运输成为讯息传输和社会联系的主要手段，并逐渐衍生出“传播媒体”的概念，而17世纪之前，传播主要用于指代“道路、运河和铁路”等通讯设施。

传播从交通的意义中分离后，麦克卢汉则重新关注到了“路”。他用“世界因货物运输的媒介——铁路和飞机的革命性而改变，而非货物本身”来说明“媒介是人的延伸”，特别强调了路的媒介属性。此后，施蒂格·夏瓦、约翰·杜汉姆·彼得斯等万物皆媒论学者，认为铁路本身及其建设与使用过程对社会互动、政策施行和文化交流均具有裹挟性的“媒介逻辑”。

跨境铁路是天然的跨国媒介

铁路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跨境铁路更能体现出周边传播的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都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效能”。不可否认，传统的国际传播主要依靠跨国媒介，但“跨境铁路”是周边传播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