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进,李 维

(齐齐哈尔大学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郝景芳科幻小说《北京折叠》2016年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她的长篇科幻小说《流浪苍穹》,短篇小说集《孤独深处》、《去远方》等积极关注思考社会问题,并反思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将现实主义传统融入科幻之中,以优美的文字和厚重的寓言感揭示着现实生活中人性底线的沦丧和性格的极端异化,进而揭露当今世界的发展危机。”[1]《最后一个勇敢的人》收录在201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孤独深处》中,其中塑造的克隆人形象蕴涵着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对人类整体命运走向的深刻反思。

一、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克隆人的身份伦理之困

克隆技术起源于人类对于生命无限可能的期盼,渴望通过分身之术体验不同生命经历,是人类执着追求永生、追逐自由的变体。如果说永生是人类在时间上实现的无穷无尽,那么分身就是人类在空间上实现的无限可能。古希腊神话中纳克索斯的故事就是人类爱上自己分身的一个隐喻。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讲述了孙悟空揪下一根汗毛即可召唤自己的无数个分身;在《真假美猴王》一回中又讲述了六耳猕猴化作孙悟空的模样后被真悟空打死的故事,其实就是隐喻孙悟空分身中还未被驯化的兽性和恶念。在这几年爆火的《瑞克和莫蒂》系列动画片中,天才科学家瑞克和小跟班外孙莫蒂就生活在拥有多个平行宇宙的世界,动画片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拥有着无数个分身,主人公瑞克和莫蒂爷孙俩的多个分身甚至在宇宙中建立了独属于他们两人的分身联盟。克隆技术的发明似乎让人类的分身之梦照进了现实,也同样带来了许多有关伦理问题的争辩。尤其是在科幻小说中,关于克隆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等等问题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

(一)克隆人自我本质的追问:“我是谁?”(Who am I?)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讲述了一个叫斯杰的奇才通过推导新的宇宙模型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独立个体主义,而受到人们的崇拜,但因与当前文明理论不符被人杀害。斯杰拥有许多克隆体副本,故事由他的第四十七号克隆体斯杰47在逃亡时遇到看守仓库的老人潘诺32开始。斯杰47是斯杰的最后一个克隆体副本,为了将斯杰的基因和独立个体主义理论传承下去,斯杰47祈求潘诺32的帮助,他认为同样是克隆人的潘诺32一定能理解自己的处境,但两人的想法却大相径庭。

……

老人停下手里的操作,转过头看着他,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名字的意思是第47号克隆体?”

他点点头。

“所以有很多事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

“对。”他说,“不过你知道……”

“包括最早推导出理论的也不是你?”

他不想承认这件事,但他又没有解释的借口。“对,不是我,但我……”

“那你为什么要在意你的本体做过的事情?”

他大吃一惊:“我为什么不在乎?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这你就错了。你是你,他是他。”老人慢吞吞地说,“他做了什么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有你决定的权利。他的理论叫什么来着……独立个体主义,是不是?你就是独立个体不是吗?你可以投降。你何必为了他而送死呢?我看过电视了,如果你承认错误,和他们合作,你就不用死。”

他一只手按在墙上:“可他们要杀死我每一个副本啊,不管我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只要是他,或者说只要是我,他们就要杀死的。这不是我自己采取了什么立场就能改变的,就像……就像过去焚书坑儒,要烧掉同一本书的每一个拷贝,是一样的。”[2]119

……

在一问一答中,我们可以看到潘诺32认为克隆人与本体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个体,不必为彼此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权,而斯杰47则认为克隆人和本体拥有相同的基因,共享同一个生命,是一本书的同一个拷贝,就像复制粘贴一样,克隆人和本体的生命、思想纠缠在一起难以切割。这其中的矛盾体现出人类主体性的伦理问题和克隆人对于自我本质的追问:“我是谁?”我们不禁要问:一方面人类本体和克隆人是否平等?另一方面克隆人是否具有主体性?

首先,如果说人类和克隆体从本质来看是平等的,那么克隆人就具备主体性地位,拥有自我的本质与力量,是潘诺32所说的:“我就是我自己,和谁都没关系。”克隆人虽然与本体有着相同的基因,对事物的反应也基本一致,但是每个人的经历各异,不同的后天环境因素会塑造出不同的个体,因此,克隆人的生命是独特的,是和人类一样的主体性生命,一样具有主观能动性,就像潘诺34告诉潘诺35的那样:

“我们平时是瘦弱难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在某些时候我们可以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你平时受到怎样的嘲笑,但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选择你的独特。选择自己是一种勇敢。”[2]134

人的主体性是人在与外界接触过程中进行的自我选择、自我创造和自我成就。小说中的斯杰们和潘诺们都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了选择,这是对斯杰独立个体主义最好的诠释: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用大世界来判断,而应该用小世界来判断。毕竟“很多事情只有你会做。”

其次,因为人类的平等地位需要借助法律进行强制约束,而克隆人的平等地位目前并没有任何保障。所以,无论从法律地位还是伦理视角上看,克隆人和人类本体恐怕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虽然克隆人和人一样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是克隆人对于自身的把握是更加困难的,他们是由人类进行选择和分类从而“制造”出的生命,是人类意志的体现。“原生体对克隆体所应承担角色或所要展现的素质是有所期待的,这种角色和实行期待可以扼杀克隆体的原创性,使后者的生命成为满足前者愿望的工具。”[3]226不论是像科幻小说《克隆人》描写的那样,是作为本体的器官载体而被创造出来,还是像潘诺们擅长记忆,世世代代都是仓库管理员那样,作为一种类型化的工具人被创造出来,克隆人始终都是一种手段、工具,而不是目的。“当你的自由和世界的自由冲突,你就不自由。”[2]127克隆人对于自我本质的追问就像人类对于自我的追寻,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伦理征途。

(二)克隆人自我价值的寻找:“我在做什么?”(What am I doing?)

镜像理论的实质是主体的生成和他者的制约,拉康认为镜前的孩童就是通过他者的参照与影响,将本体象征化等同于镜中自己的影像。人类对于自我意义的追寻需要通过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来确认。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可以自由生存在世界上且不必背负任何重担,他可以选择并创造未来,他是一个无限可能的存在,也就是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并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伦理体系。而克隆人的诞生是为了某种目的,他们丧失了自由和可能性,因此,克隆人总是被困在自我怀疑的牢笼中,难以确认自身的价值。它们作为类人他者被塑造“意味着人类主体范式的自我确证,并将其赋予类人他者,由此形成关乎人类主体的镜像观照……并对人类主体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4]

……

“你有没有那种时候,”他抽完手里的最后两口烟,“感觉你和本体或者另一个副本情绪相通?当他们讲一段事情,你觉得就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

“有啊。”老人说,“太正常了。”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共享着同一个生命。”

“哈,”老人冷笑了一下,“哪有那么神秘。只是因为你们基因一样,所以激素和脑结构一样,对事情的反应也就一样。这没什么的。”

“不是这么简单。”他说,“这涉及生命本身。你有没有想过生命是什么东西?它是禁锢在一个身体里面的东西吗?不是的。它是超越身体的存在。我们每一个,每一个副本,都是同一个生命。这就好比,好比一本书,你销毁了一本书,能说你把这本书消灭了吗?不能,只要还有纸,就还能复制一本出来,还是同一本书。书的灵魂是它的内容,和纸张没关系。即使这个世界上所有书的拷贝都消失了,这本书也还存在。”[2]122、123

在小说《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人类已经对克隆人的存在习以为常,斯杰47就是被领养的克隆体,他的存在就是为了慰籍没有孩子的养父母。因为斯杰的本体创造了独立个体主义理论,所有的斯杰们才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他们前赴后继地走上了将独立个体主义传续下去的道路,即使等待他们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克隆人和本体虽然心意相通,可以互相理解,但是一切意义和价值似乎都是由本体确立的,他们为了守护共同的生命和基因的行为看似伟大,实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克隆人困于自身身份的囚笼,他们渴望冲破被赋予的宿命,找到一条可以自由选择的道路,但最悲哀的不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而是难以找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就像所有的斯杰们都是独立个体主义者的传承人一样,所有的潘诺们也都是世世代代的仓库人,他们被刻意安排在固定的位置上,生生世世都被捆绑在完全统一的伦理框架之中难以逃离。

(三)克隆人自我实现的思索:“我要到哪里去?”(Where am I going?)

当克隆人认识到自身的伦理局限性之后,将何去何从?是选择向命运低头,还是继续思索实现自我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又一道伦理选择题。“等到我死了,他们会将我的基因图谱彻底销毁,这个世界就再也不可能有我的存在,不只是副本,连这个生命本身也就没有了。这不是我的事他的事,这是这个生命的事,也就是我的生命。”[2]124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潘诺32的人生已经被选择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仓库管理员,但斯杰47的那句:“很多事只有你会做”彻底打动了他,这句话唤醒了潘诺32心中对自我价值被肯定的渴望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期许。仓库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记忆,潘诺32将斯杰们的基因副本记在脑海中,一代一代传下去,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到来。潘诺32知道自己一定会说服下一代的自己,因为他能理解自己心中的爱恨悲喜,他会成为那个勇敢无畏不再卑微渺小的自己,“潘诺35从悬崖边走回来了。他一段一段跟着潘诺34重复,他很聪明,背得很快。缥缈的瀑布声盖住他们的声音,远远看上去,他们就像一对普通的郊游的祖孙。”[2]134这是的镜像阶段自我认知实现的过程,其核心是他者的自我认同。克隆人作为他者形象既然和人类拥有相同的基因,也就会拥有和人类一样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对不同伦理价值观的选择。虽然未来之路通向何方尚不能知晓,但是对未来生命发展的方向和自我实现诉求总是不能停歇。

二、《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的家庭伦理之源

在西方,反对“克隆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宗教,“神造人”是基督教的宗教传统,而克隆人属于“人造人”的范畴,这无疑是对上帝权威性的模仿与挑战。克隆人甚至“激活了人类对古老的乱伦模式的迷恋,即与原型之间的乱伦,继而得到的后果是严重的精神疾病。”[5]在中国,家庭被认为是传统人伦关系的基石,是伦理价值的基本单位。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位置,或是父母儿女,或是兄弟姊妹,人与人之间血缘亲情的纽带是紧密联接在一起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在这一层层的人伦关系中衍生发展。在这样一个代代相承的伦理环境中,克隆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一定会关涉诸多伦理禁忌问题。

荣格在《本能与无意识》中首次提出“原型”概念,认为本能与原型均出自集体无意识。“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6]101小说中的“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原型”呈现,克隆人副本们均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中,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世代遗传下来的种族记忆,是与文化相关又超越文化的。“原型不是由内容而是仅由形式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能力,一种被认为是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6]7也就是说“原型”是一种模式,一个类别。人类强行将克隆人赋予了不同的属性,作为不同类型的“服务工具”,如同为他们套上千篇一律的“面具”,可以将他们统一称为仓库人、运输人、程序人等等,这对应着“原型”理论中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代表了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要遵循的规范和准则以及道德的标准。”[7]斯杰们的人格面具表现出富有创造力的特征,潘诺们则表现为记忆力超群,

“他们都是仓库人,天生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就去报到。潘诺34知道,这一点也是被人嘲笑的一部分。管仓库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2]130

首先,拥有相同人格面具的克隆人势必会造成家族基因的单一遗传。当一个家庭中每个人的基因都相同,甚至整个家族世世代代的基因都相同,这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永生噩梦。

“我们都像一本书的拷贝,书才是意义。克隆体越多,你的世界越大。你可以经历永生永世。斯杰的独立个体主义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用大世界来判断,应该用小世界判断。这是他最危险的地方。”[2]132

这就是克隆人生命的独特之处,他们通过被迫的伦理选择获得人类不具备的特质。相同的遗传基因会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

其次,家族基因的单一遗传会破坏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克隆人科幻小说预示了这样一个未来图景:自然选择与进化论被颠覆,人可以出于不同目的使自己永生不朽,人类祖祖辈辈会一模一样而不再具有多样性。”[7]世界之所以美好就是因为世间万物丰富多样的可能性,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一旦被破坏,不仅会导致各种基因疾病的产生,更会对整个人类造成灭顶之灾。由于克隆人的基因和本体一样,难免会产生和本体相似的情感需求。

再次,克隆人作为一种无性人工繁殖的结果,会造成家庭成员伦理关系的混乱。在克隆体的产生过程中包括三种对象,分别是体细胞核的供应者、去核卵的供应者和孕育者。这三个对象可以是同一人,也可以是三个不同的人。如果是同一人,克隆人可以是本体的后代,但因为这个克隆人是对本体基因的复制,克隆人也可以取代本体,甚至取代本体在家庭中的角色;如果是三个不同的人,情况就更加复杂。因为无法确定每个家庭成员的特定角色位置,所以克隆人不符合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在小说《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斯杰47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出现时,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他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克隆体,和父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后,他和父母之间的亲缘伦理关系被生生割裂,他再也无法做到和从前那样与父母亲密无间。当他回到本体与克隆体中间时则有一种踏实感:

……

他压住内心的焦虑,耐心地问老人:“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知道你有副本时的情景吗?”

老人说:“我和我的一个副本一起长大从小我就知道了。”

……

“所有的一切到我13岁那年为止。”他说下去。老人一直沉默着。“那年我爸爸带我去一个女人家做客……厨房里走出来一个女人,跟她长得一模一样。我那时还不知道克隆体,我还以为是她的双胞胎姐妹,谁知道她自己介绍说她俩是一个人。我当时吓呆了……她俩互相拆礼物,原来那些礼物都是她俩相互送的,……拆礼物的时候两个人都露出惊喜的表情,为每个礼物拥抱一番。我那时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寂寞的人。”

“当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我问我爸爸:爸爸,我也有克隆体吗?我爸爸才把一切告诉我。原来他只是我的养父。……”

……

“后来,”他说“我央求父亲把我送回我的克隆体和本体集中的地方。在那里我见到了他们,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我的心好像终于醒了。”[2]120-122

潘诺的克隆副本们一直在自我抚养,年长的潘诺照顾年幼的潘诺,代代如此。如果从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年龄大的潘诺们可以是哥哥、父亲,甚至祖父,而年幼的潘诺们可以是弟弟、儿子,乃至孙辈。他们既是彼此,又是彼此的亲人,每个人都无法确定自己的伦理位置以及和他人的伦理关系,因而根本无法组成家庭单位,也就无法享受到家庭中的天伦之乐。

“世界仍在如常运转。大世界的概念已经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理念。基因选择让人的特长分化得更加鲜明突出,于是一代代身份特征固化得更加明显,仓库人运输人程序人警察人,每个人是大世界中的一个小电子,人人安于身份,融于世界。”[2]127

从文学原型意象思考,“最后一个人”潜在泛化了克隆人在家庭中的多样角色,如果每个人的身份都被画地为牢,逐步固化而无法改变,那必然会剥夺人类的多样性情感,冲击人类的家庭伦理生活,或许人类构建的文明世界将随时崩溃。

三、《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克隆人社会伦理之思

自然人进化为社会人必然经历着伦理身份的选择、伦理意识的形成和伦理行为的实践,而克隆人在以人类为主导的社会中必然要遵循人类的伦理道德标准,但“克隆人作为科学人并非人类伦理环境中的主体,会与人类社会的制度、伦理规范、伦理关系等相冲突,从而加剧了伦理困惑与混乱。”[7]克隆技术不仅是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动摇与质疑,更对人类社会世代形成的伦理价值体系和观念提出挑战。

“郝景芳作品中的‘边缘人’通常被置于一个极端的处境中,这种极端可能是主观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其笔下的‘边缘人’由于不被理解,从而被边缘,在这一过程中‘边缘人’们没有选择向现实低头,而是选择用反抗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价值。”[8]处于边缘地位的克隆人因为无法确证自身的家庭伦理关系,进而造成社会伦理关系的混乱,当斯杰47看到那么多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克隆体时,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焦虑,因为他既是人类社会中的一员,又是自身克隆群体的一部分。他在受到人类追杀后最终决定追随本体走向反抗之路,

“当你的自由和世界的自由冲突,你就不自由。你的自由不重要,得到自由的办法是融入世界的大自由。这是世界的法则。”[2]127

在科幻小说中,克隆技术是人类自身欲望的外显,人类对于成为上帝、操纵他者有着深刻的执念。《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人类肆意追杀克隆人,完全不顾他们的情感体验与生命尊严,只把他们当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人,对他们进行毫无尊重的大致分类,比如潘诺们世世代代为图书管理员,当斯杰们自我意识觉醒想要摆脱人类的操控与奴役时,人类不惜将他们赶尽杀绝:

“前面已经有四十六个人死掉了,包括他。我是他们要消灭的最后一个副本。等到我死了,他们会将我们的基因图谱彻底销毁,这个世界上就再也不可能有我的存在,不止是副本,连这个生命本身也就没有了。这不是我的事他的事这是这个生命的事,也就是我的生命。”[2]124

面对人类残忍的屠杀,斯杰47发出绝望地求救,生命的本质在于延续,克隆人的生命处于人类社会的次要或低等地位,人类为满足一己私欲创造出克隆人,却又因克隆人威胁自身而对其赶尽杀绝的行为不仅在挑战社会基本伦常,最终也会遭到反噬。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观念的确立,人类个体与群体都不再是一座孤岛,而成为互相连接、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克隆人作为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的生命体既不能融入这个共同体,又不被允许成为独立的群体,处境之艰难、地位之尴尬是前所未有的,克隆人的出现是对现代社会人类命运走向的伦理之问。克隆人技术迅速发展也对现代社会的科技伦理进行冲击。

《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的社会是被科技异化了的社会,克隆人更是被异化了的人类他者。“技术他者的塑造是技术时代下进行人类主体自我反思的一种科幻叙事表现形式。”[9]当人类的情感道德受制于生物科技,人类便会成为科技的奴仆,克隆人作为人造人的一类,从肉体到精神都无限趋近于人类本体,他们互为镜像与他者,在科技伦理的审视下相互纠缠、彼此消解,使得没有伦理标准可依的理性批判丧失主体地位。克隆人科幻小说表达了对渴望建立新型社会,改变现存伦理秩序的思忖。

“‘我就是我。’他又说,‘虽然不是我这个副本推出了我的方程,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它,我就知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看到那些假设就自然而然会往这个方向去想。这就是我。同理你也是特殊的你,很多事只有你会做,也有很多事只有你会往特殊的方向上想。’”[2]132

克隆人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迫切追寻与对他者身份的厌弃,使他们期盼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和人类一样享有主体地位的人,摆脱边缘化的从属地位,继而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伦理模式。只是不知在全新的伦理框架之下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乌托邦天堂还是恶托邦地狱。

郝景芳曾谈到自己的创作:“写作的时候,我是从人出发,从我感兴趣的某个问题或某种个性出发,科幻点是围绕着故事建构出来的。”[10]克隆技术一旦成为社会权力的工具,统治者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就会变得轻而易举。

“克隆技术体现着一种现代性的迷梦。从微观领域来看,克隆技术暴露了人类试图限定自身并决定自己命运的企图;从宏观领域来看,克隆技术体现了妄图通过对个体生命的控制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绝对把握,即通过克隆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代码化控制。”[11]164就像《最后一个勇敢的人》中的潘诺们,他们的基因被改造为外表普通,记忆力超群的属性,在社会的安排下,只能世世代代做一个仓库人。正是因为基因被修改,导致人类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只能听从统治者的安排。当斯杰创立了独立个体主义试图告诉每个克隆人自己生命的独特性时,却遭到追杀。这都表明克隆人一旦成为现实,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将会被改写,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混乱,最终造成人类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

综上所述,郝景芳用科幻来叙述现实,通过极富想象力的感性描写,表达了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思索,在揭露社会态势和人性善恶的同时,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伦理关怀。克隆技术应当怎样使用,要进行哪些规范与立法保障,都是应详细思考的实际问题。

“技术的发明与运用一方面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仿佛暗示着人类的未来。高科技的运用是否可以任意抹去人的外形,是否让上帝消失,信仰全无了,人类就此成为造物主?”[11]从科幻小说的描述中来看,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人性总是充满着贪婪与欲望,当人类自身的伦理道德还存在缺陷与矛盾,不能成为“完人”时,克隆人的出现只会让本就脆弱的伦理防线全面崩塌。这就是说,人只有在“人化的自然”中才能体现其本质,克隆技术当然是对人类本体论和本质力量的摒弃地,而科幻小说对克隆主题的不断思索,则是对人类当下身份焦虑的伦理呈现和未来可能面临危机的伦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