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海勇 宋培 李琳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伴随集成电路、半导体等传统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对信息技术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经济却仍长期低迷。Solow于1987年提出“计算机无处不在,除了在生产率统计上”[1],由此展开了长达数十年信息技术投资与生产率关系的争论。这种信息技术投资高速扩张与生产率长期低迷的关系被称为“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或“索洛悖论”。近年来,伴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勃然兴起,中国积极布局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2013年8月,我国正式发布“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旨在推进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应用。202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再次强调“新基建”的重要性,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由此可见,国家高度重视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推进与之配套的新型基础设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同为“通用目的技术”,那么,中国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投资是否也会对生产率提升无效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论证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投资能否绕过传统意义上的“索洛悖论”,实现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为此,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索洛悖论”的提出背景、演进轨迹及产生原因,探讨“索洛悖论”在美国的产生与消失。然后基于新旧两次信息技术革命的不同之处,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中国生产率提升的作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