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江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艺界打开了理论思潮的大门，西方文艺理论开始被大规模引进。一方面，西方文论给中国文艺界带来了理论和方法论的繁荣，丰富了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另一方面，西方文论成了文艺界的主流话语，甚至一度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在西方文论风行时期，不仅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压力，而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被削弱，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一个世纪难题，一度处于“失语”状态。与此同时，西方文论的学术体系也影响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文学理论》教材多以西方文论体系为主要架构，间以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容，高校“文艺理论”教学侧重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概念、术语和体系的讲授。

在此语境中，如何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面向21世纪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1]这三方面的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当代哲学家方克立认为：“习近平同志指出，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地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就要深入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具体学科，如能将‘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主导的学术范式，即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来指导这些学科建立现代的、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学术思想体系，那么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优势就能充分显示出来。”[2]（120）从中国文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文艺理论资源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面对这三种文艺理论资源的张力和整合，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而在新时代，如何进行文艺理论体系的创新，需要有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和科学有力的方法论进行具体指导和操作，这就是方克立创建的“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所在。

一、“马学为魂”与文艺的“人民主体论”

方克立认为，“马学为魂”是第一要义，“中学为体”是中心环节，“西学为用”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开放品格，他用这三句话来概括“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理论内涵[2]（136）。“马学为魂”具体到文艺理论领域，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人民性观点为本体，统摄和吸纳古今中外文艺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前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和美学问题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思想，后者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理论的重要成就。

从层次上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揭示了文艺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其基本原理和观点立场宏观指导文艺理论发展和文艺创作。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美、文艺从属于意识形态、社会悲剧、现实主义等重要观点，都是指导文艺批评实践和建构文艺理论的基本理论构架，是新时代文艺理论体系的基础。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形态、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核心。

如何保证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或者说在文论体系建构中如何落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呢？笔者认为，领会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规律性的论述，需要将“马学为魂”的本体论观点具体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1]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以人民为主体的论述被多次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以人民为主体，这是当代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文艺的本质和目的，都统一在一个命题上，即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本体，这就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与文艺本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而创建的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文艺的主体。

文艺的人民主体论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3]。文艺的人民主体论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政策等各个环节中有了详尽的论述和丰富的展开。当代文艺理论家丁国旗认为，在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应把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修改为“文学五要素说”，即在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中增加一个核心因素，即人民[4]。这无疑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建构以人民为主体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关键步骤。

二、“中学为体”与文艺的“文化本体论”

文艺的本体论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文艺的本体论是什么呢？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方克立所说的两个本体之关系的问题，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还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本体，即“马魂”与“中体”的关系。方克立给出了答案，即“马魂”是指导性本体，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创造主体、运作主体和生成主体，即实践的主体。

方克立在不同文章里都强调，“马魂”与“中体”的关系是其综合创新观的核心部分。“在‘马魂、中体、西用’三者的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是最引人关注的是‘马魂’和‘中体’的关系，因为在体用二元模式中，它们与西学的关系都曾处于‘体’的优先地位，不过一个是主导性之‘体’，一个是主体性之‘体’。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两个‘体’分清楚了，它们实际上是‘魂’与‘体’的关系。……是一种相需关系，是魂体相依的关系。”[2]（137）具体来说，“马魂”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体”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在二者的关系中，“马魂”处于指导性的本体地位，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于主体性地位。也就是说，方克立在文化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区别了指导性的本体论和创造行为的主体论，并阐明了二者的具体关系。

笔者认为，这种本体论与主体论的差异与统一正是方克立综合创新观的主要内涵，也是对文艺理论综合创新发展的重要贡献。换言之，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应该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的人民性是文艺的本质。人民是文艺的主体，这是文艺的主体论，是文艺理论建构的主导性本质。而文艺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理论建构作为一种理论思考和学术活动，其本质应该是一种概念体系，即文化本质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3]，这可以理解为文化是文艺的本体，文化是文艺之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这就是说，中国人要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出新的现代性方案，就必须以自我为中心，以中国语境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意识。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才能成为一种文化力量和文化自信，才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积极作用。“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6]在国家和民族兴亡的最高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提出了“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艺定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的有机成分[3]。之所以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是因为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复兴，文化复兴需要文艺繁荣，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西学为用”与西方文论的批判借鉴

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是近代以来影响中国的重大问题，中西文化和思想长期争论谁为本体和主体。五四以来形成的主流看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洋为中用”成为文化交流互鉴的政策、规律。“中学为体”的主要原因是身为中国人，文化是中国人的根本，一切外来文化都必须在本国传统中找到契合点和不同点，嫁接在中华文化根基上生发出新的文化枝叶。“西学为用”就是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和思想中最先进、最丰富的部分，与中国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促进，这里主要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补充和丰富。

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化和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文艺理论体系多属于西方文化的派生物，即使俄国革命的文艺理论也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为基础。当代文艺理论体系鲜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论为基本架构建立，或多或少都有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现代转化始终是文化和文艺理论建构的一个难题。理论体系的建构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相加，三大体系之间很难在本体论层面沟通，存在话语体系的不可通约性。尽管三大体系在本体论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也有加以思考和改造的可能性。

首先，中、西、马三大文艺理论体系都是人类文化和文艺发展的结晶，必然以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为主要目的，三者之间有同样的问题域，同时，由于三者都在解决人类遇到的基本问题，那么应该有各自一以贯之的活的灵魂和逻辑。或者说，三大体系应该有一个基本相同点或相似点，这就是各自理论的根本线索，在这个根本线索上或者理论精髓上对话沟通，就会有新的文化创造和文艺理论创造。其次，中、西、马三大理论体系在概念层面的互鉴。理论都是由概念构成的，基本概念的互鉴将会带来更多的理论创新。人文社科应该中西互鉴，提出更有涵盖性、吸纳性的概念。再次，“西学为用”主要“用”什么，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文论中的哪些内容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完备的知识体系。就文艺理论而言，西方文论流派纷呈，在文艺理论的各个层面都有深入系统的推进和研究。例如，精神分析理论对创作主体心理层面的探究，语言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文论对文本的细致分析，读者反映文论和现象学文论等对读者等接受主体的系列研究，叙事学等对写作规律的探寻等，这些西方文艺理论体系的确深化和丰富了文艺理论的诸多方面，应该作为知识积累和知识建构的基础继承下来。

简言之，在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化和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灵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文论，要去粗取精，使之适应当代文艺的发展；对于西方文论，要在批判基础上吸收其合理的一面。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本体，以西方优秀文化和文论为批判发展的资源，三者融合创新，这应该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条道路。

四、结 语

当代哲学家方克立以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敏锐深刻的学术眼光，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儒家的过程中，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和学术创新模式——“马魂中体西用”论。方克立的文化创新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综合创新的范式，可以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指导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论。“马魂中体西用”论超越以往文化观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可为整个传统文化复兴和学术体系建构提供指导性理论，还可为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这一学术创新范式运用于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探索之中，能够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文艺理论体现建构的原则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主体，以西方文论为借鉴和补充，面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艺创作中出现的重点难点问题，融通古今中外。“马学为魂”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马魂中体西用”观具体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学术创新的观点，通过综合创新观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更为切近和清晰，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