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江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艺界打开了理论思潮的大门，西方文艺理论开始被大规模引进。一方面，西方文论给中国文艺界带来了理论和方法论的繁荣，丰富了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另一方面，西方文论成了文艺界的主流话语，甚至一度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在西方文论风行时期，不仅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压力，而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地位被削弱，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一个世纪难题，一度处于“失语”状态。与此同时，西方文论的学术体系也影响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教学活动和教材建设。《文学理论》教材多以西方文论体系为主要架构，间以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容，高校“文艺理论”教学侧重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概念、术语和体系的讲授。

在此语境中，如何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面向21世纪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1]这三方面的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当代哲学家方克立认为：“习近平同志指出，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地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