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云志

（北方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大变局中开新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顺应世界变革大势、广泛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立足我国国情的长期历史进程。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内外环境始终是快速发展的第一要务，而发展也有助于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长期安全稳定。那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正努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不是付出长期而又非凡努力实现的。中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然也不例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宏伟目标指引下，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可谓任重而道远。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及各种安全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2014 年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强调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2]。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国家安全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等诸多领域，安全与发展已经紧密地交融在一起[3]。2020 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公报中，明确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4]。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百年决议》）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5]。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我们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1]。

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风险和考验甚至“惊涛骇浪”？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如何成功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风险挑战？本文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大考验和必答题，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从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变化出发，直面各种风险和挑战。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安全风险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心在于推进“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而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基本安全保障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6]（37）。一国迈向现代化就是在走上一条充满变革、斗争和转型的剧烈动荡之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走顺走通走好，必须考虑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特别是对所谓“惊涛骇浪”的源头方位、主要领域、征兆特点和威胁后果等，要有清晰准确的识别和预判。

（一）来自外部的安全风险和重大挑战

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风险和重大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中央的这一论断表明，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全面展现，整个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开始出现持续而深刻的调整，外部世界带给中国的机遇和风险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1.因霸权国家挑起的大国间的战略博弈安全风险趋于加剧。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 年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与和平崛起，一些国家依然固守霸权逻辑、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不放。他们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保持自身优势，视中国为“假想敌”，将中国的和平崛起定为“原罪”，妄图通过持续制衡、打压、胁迫和制裁来阻止、延缓中国的发展。自2018年以来，美国与中国搞“脱钩”，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发起贸易、金融、科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领域的挑战和冲击。2022年10月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锁定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7]，妄图将中国拖入“新冷战”泥潭。对于中美大国关系走向，艾利森发出要防止“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警告[8]（4）。时殷弘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不仅是利益之争，还是战略之争、权力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这一竞争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其结局将决定百年变局的最终走势[9]。在俄乌冲突中，美西方国家采取的代理人战争和混合战模式，向俄罗斯施加了各种严厉制裁，其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使我们在未来的战略博弈中对霸权主义及其手段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当前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国竞争博弈的态势将可能伴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百年复兴的全过程。这可能引发更多不确定性，包括发生局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从而对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战略定力和治国方略提出了新的考验。

2.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和中美台海博弈风险明显上升。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5]。虽然由于霸权主义干涉和“台独”分子一意孤行，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妥善解决，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将为维护祖国统一提供坚实的力量。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而“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若处理不当，将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破坏”[10]。中国多次明确表态，如果“台独”分裂势力妄图踩踏“红线”，中国必将采取坚决措施。邓小平曾指出，“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1]（87）。当前美国积极推进针对中国的安全遏制和战略收缩，强化对台安全承诺，将台湾问题多边化；在其大国战略竞争中将台湾当作棋子试图“以台治华”，台当局更是“挟洋谋独”，台湾的工具性角色被再度放大。同时，美国还试图将“乌克兰模式”复制到台湾，通过推动纠集区域内外盟国（特别是日本）合力介入台湾问题，诱发民进党当局加快“谋独”进程，从而将中国拖入发展“陷阱”。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和台积电外移等事件看，今后中国在这一地区面临的风险变数将会持续增大。

3.朝核问题引发中国周边和东北亚安全形势日趋恶化。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周边战略环境，但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近年来安全形势日趋恶化。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与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利益都紧密相关。布热津斯基认为，在欧亚大棋盘上，朝鲜半岛是“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区域之一”[12]（40）。对中国而言，由于山水相连，朝鲜半岛是我们极为重要的战略侧翼。历史上朝鲜半岛曾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争夺的重要场所和进攻中国的通道，今天依然是域外大国用以威胁、遏制、围堵中国的地缘支点和主要手段之一。自2002 年以来，朝鲜半岛核问题始终是东北亚安全局势中最具复杂性和最具不确定性的因素[13]。随着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韩军事同盟针对朝鲜的核威慑及朝鲜“以核制核”式的针锋相对的反制，对立双方日益深陷“安全困境”。2022 年以来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又引发朝鲜进行“火星-17”型洲际导弹试射。如果朝核问题呈现的“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螺旋式升级态势得不到改善，随着美日韩三角战略压力的强化和制裁，一旦半岛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或其他急剧变化，必然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届时中国将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得不分出精力并考虑新的对策和方式。

4.南海海域和海洋航道安全风险长期存在。中国经济重心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持续走高。由于中国对外贸易主要通过海路完成，因此“制海权”和“对海上贸易交通线的控制”对我们变得越来越重要[14]（34）。海权安全和对海上通路的严重依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瓶颈。南海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运输通道之一，是目前中国能源进口以及与欧洲、非洲及亚洲其他国家开展海上贸易的必经之道。据统计，我国每年有70%的进口能源、95%的国际贸易货物量均通过南海海运完成[15]。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南海通向马六甲海峡在内的全球八大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基本都掌握在别国手中，一旦遭受武装封锁或破坏，我们很可能陷入被动。目前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的名义积极介入南海，不断煽动搅局、增加军事威慑力量、纠合日印澳等国搞“印太战略”围堵，这些做法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来美国等国是否会在该领域变本加厉逼迫挑衅也很难说。因此，南海不仅关乎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还关乎中国海洋主权，我们要防止陷入战略被动，从而受制于人。

（二）来自内部的安全风险和重大挑战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华民族曾经遭遇的几次大的挫折、挑战和灾难，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引发的，或者至少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布热津斯基曾敏锐指出，“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主要是由于内部因素。后来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力”[12]（13）。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还要充分考虑对国家内部安全风险的防范，特别是对内外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发生的可能性更要高度警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家内部的团结稳定和健康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尤为重要。

1.政治领域腐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顽疾的潜在危害不容忽视。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党的坚强和正确领导。作为一个拥有9 600 多万名党员和490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百年大党，“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5]；党“执政的好坏将对人民、国家、制度产生最直接、最全面、最深刻的影响”[16]。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在历史进程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当然，“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17]。由于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居于至关重要的领导地位，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彻底的反腐败，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是关乎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大事。邓小平曾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11]（381）。当前威胁党的领导、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因素之一，是少数干部的腐败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宽松软、“七个有之”①七个有之：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0。等问题。《百年决议》指出，“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5]。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党面临的“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并发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的严厉措辞。因此，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事关坚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全局大问题、大原则，一定要防止堡垒从内部塌陷。

2.粮食、金融和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安全风险较为突出。粮食、金融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健康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目前“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1]。首先，粮食安全事关14 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近年来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日益恶化，2021年全球共有7.68亿人面临饥饿，占世界人口的9.8%，2022年这一数据将持续增高，许多国家开始对多种农产品禁止出口，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18]。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6.8亿吨，虽然主粮实现了自足，但未来如果极端大灾、疫情或地缘政治冲突问题相互叠加，粮食稳定供应可能就成问题。就金融安全而言，主要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经济衰退并对金融稳定甚至全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目前在这一领域，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脆弱性、监管不力和内外部风险因素的传导放大，还存在“房企债券违约、地方政府债务恶化、金融机构不良率上升、资本外逃”等风险。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确保新型工业化发展韧性和支撑中国制造业强国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性要件，中国在这方面“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风险日益凸显”。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必须防止外国在要素结构特别是原创性核心技术、重要基础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对我国进行封锁打压。

3.能源领域安全风险复杂多变且对外依存度过高。能源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血液。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能源消耗量大，但“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决定了能源需求长期严重依赖进口。2017年以来中国相继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国，2021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2.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6%。石油对外依赖度已经大大超过国际上公认的50%的安全警戒线，而天然气的对外依赖度也即将达到安全警戒线[19]。除此之外，还存在“运输通道集中度高的能源运输安全，缺乏国际定价话语权的价格安全，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环境承载力不足背景下的高碳能源结构所面临的生态安全，以及先进能源技术‘卡脖子’的能源科技安全”[20]。与此同时，能源绿色革命加速推进也致使中国能源转型面临空前压力。未来随着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复杂多变、可再生新能源技术发展转型以及俄乌战争和逆全球化等对能源供应产生的冲击，围绕全球能源生产、运输通道控制、定价、市场占有和利益分配规则等方面的竞争将会更趋激烈。国际力量对比是影响全球能源格局的决定性因素，而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变动总体上非常不利于我们，这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能源保障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社会领域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和改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人口规模巨大既是我们的优势，也是一个现实挑战。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21]。未来中国老龄化的挑战，将呈现出超大规模老年人口、超快速度老龄化进程、超高水平老龄化程度、超级稳定老龄化形态等特点。具体来说，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根据“七普”人口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据估算，到2053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4.82 亿人，到2058 年65 岁以上人口达到峰值3.85 亿人，占中国总人口30%以上和全球老年人口20%以上[22]。二是高龄老人、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显著增加。2020 年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为3 580 万人，2035 年将增至7 084 万人，2050 年将达到1.35 亿人。老年抚养比从目前的29.7（15—59 岁人口=100，下同）增至2034 年的50.2，2050 年达到 101.0[23]。三是少子老龄化并存。2020 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远低于2.1 的更替水平标准，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8.2 岁，未来将面临少子化持续、育龄群体萎缩并低于更替水平、劳动年龄人口缩减比总人口负增长更早更快的严峻局面。四是总人口负增长与老年人口正增长并存。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65 岁及以上人口为2.10 亿人[24]。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与加速老龄化交汇的时期。由于人口变化具有巨大的惯性，大规模的快速老龄化将对养老金以及过高老年抚养比和部分贫困失能、失智、残障高龄老人的养老、死亡高峰、医疗看护及临终关怀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中国社会养老的总体任务将更为艰巨。

三、有效应对内外各方面安全风险的对策建议

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党中央的重要任务，也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2014 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25]。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2015年发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7年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党章，2020年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21—2025》，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确立为2035年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这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当前有效防范应对安全风险和重大挑战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今后一段时期统筹发展和安全、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还须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在战略层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战略关乎方向和格局，战略分析意味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关乎发展和安全的各种要素配置、力量优劣和可能态势的客观评估。《孙子兵法》所谓的“庙算”和“上兵伐谋”，就是强调在战略层面对时势条件的塑造和把握。因此，制定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就是对决定党、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事项及其趋势、原则、价值、结构、性质、目标和路径等因素进行综合筹划。在新形势下，坚持从战略高度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从全局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层面考虑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并做好该项工作部署；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1]的总要求；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4]的总要求；坚定不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专门提出的“十个坚持”的具体要求[26]。

（二）在制度层面统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建设高效完善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贯彻落实的基本保障，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 年国家安全方面的建设目标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报告中第十一节专门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二是“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三是“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四是“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1]。未来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防范抵御安全风险和重大挑战的组织能力，健全并强化风险研判、协同防控和快速反应能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完善重大危机科学决策机制和安全风险的常态化敏捷治理机制。

（三）在心理层面增强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常备不虞，既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思想精华，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经验。先秦以来典籍中关于居安思危的论述，如“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六十四》）；“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周易·系辞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左传·成公九年》）；“知患必知备”，“事戒不虞曰知备”（《大戴礼记·小辨》）；“备预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圣人常诫”（《晋书·华谭传》）；“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新唐书·魏征传》）；等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也积累了大量防范安全风险的经验。《百年决议》中反复告诫，“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5]；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2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1]。因此，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时刻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思维，防患于未然，应变于已然。

（四）在能力层面勇于面对风险挑战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退缩逃避、惊慌失措或消极惰怠都是不行的；必须积极主动面对，勇于和善于斗争，通过斗争求得和平、团结和尊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全党要牢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要“坚持敢于斗争”[28]。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1]。要发扬斗争精神，就要不断提高斗争本领。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断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和斗争策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险挑战，都要敢于和善于斗争，在斗争中经受磨砺，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在思想深处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永不懈怠，勇毅前行。通过伟大斗争，清除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拦路虎”和“障碍物”，巩固发展的成果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29]。之所以最难，就在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各种急难险重；之所以最伟大，就在于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苦难，有战胜各种安全风险的足够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也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足够智慧和勇气。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使党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就不惧任何“惊涛骇浪”；只要坚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要求，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始终居安思危，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