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俊杰 胡辉莲

（1.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广州，510515；2.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300）

一、引言

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翻译兼具实践性与精神性。翻译的实践性决定了其工具性的一面，即作为一种目的性行为，翻译可以满足人类在特定情景下的某种目标。翻译的精神性决定了其超越性的一面，即作为一种心智活动，翻译同时塑造着人类的思维品格、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翻译的这种双重性意味着人类对翻译的认知必然体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也造成了翻译研究中偏重工具性和偏重价值性的两种不同取向。伴随应用性翻译的扩张，翻译愈发凸显为一种工具性行为，一种致力于现实目标的语言实践，而其精神性的一面则日益被遮蔽。面对工具思维和技术逻辑的进展，翻译研究一方面要正视翻译工具性的一面，关注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翻译的超越性价值，揭示翻译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所蕴含的塑造力量与精神价值。“翻译精神”作为翻译中精神蕴含与思想价值的集中体现，理应得到重视。研究“翻译精神”，也是翻译研究向人文精神层面拓展的应有之义。迄今已有一些学者对此话题做出探讨。如程章灿曾在《文汇读书周报》发文，提出我们身处翻译时代，尤其需要翻译精神[1]。许钧在多篇论文中探讨了翻译精神的内涵、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关联等[2]44[3]。刘云虹、许钧指出，要真正理解翻译家，就必须深入其精神世界[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