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钰

（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多依乐府古题进行创作，且逐渐形成了创作歌行体诗趋势。因为古题《燕歌行》基调悲凉慷慨，与古代士人壮志难酬的情怀多有吻合，加之较早的《燕歌行》仿作主要描摹思妇情感这种古代文人热衷的主题，是以历代文人仿作《燕歌行》者颇多，从魏晋到中唐几乎代有其人，遂形成了一个仿作《燕歌行》的作品系列。本文拟从该系列中截取魏晋南北朝文人仿作《燕歌行》这一段落，予以分析研究，描述其概貌、分析其意蕴，揭示其中体现的作者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以便为文学艺术发展，为诗与歌结合过程中的音律词采和艺术追求等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曹丕父子仿作的《燕歌行》及其艺术追求

在存世的《燕歌行》仿作中，曹丕所作的两首《燕歌行》是最早作品。曹丕生活于汉末魏初之际，其时战乱频仍、哀鸿遍野。此种国情，其父曹操有非常形象地描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受这一悲惨社会状况的影响，当时的文学也凸显着“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2］的特色。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学形势，是曹丕仿作《燕歌行》的背景氛围和心理基础，加上他对生活境况的感受和本身的艺术才能，其《燕歌行》仿作遂成为精品。从思想倾向和艺术描写两个角度看，曹丕的第一首仿作是立足《燕歌行》固有的悲凉基调，细腻地描写了“秋风萧瑟天气凉”季节环境下独居少妇因为怀念远方从役未归的丈夫，而生发的悲凉凄婉的哀怨。因为作者生逢丧乱，个人生活也曾有过很多类似的感受。感同身受的曹丕就能够恰到好处地用诗歌烘托出悲凉凄婉的情感。明朝文学批评家刘履在其《选诗补注》中就说：“此岂帝为中郎将时北征在外，述闺中之意而作欤。”［3］意思是说这首《燕歌行》是曹丕在随军远征过程中，揣摩闺中思妇的心理写出来的。是一首抒情细腻婉转、真切凄凉，文辞明丽的成功仿作，细腻委婉哀怨凄清是这首诗突出的特色。以此，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就对这首诗所体现出来的毫无造作痕迹的真情实感由衷地称赞道：“倾情倾度，倾声倾色，古今无两；从明月皎皎入第七解，一经酣适，殆天授，非人力”［4］。

与第一首仿作的主题意境一致，曹丕的第二首《燕歌行》还是主写深秋离思，仍然是闺中少妇对于山川悠远路漫漫良人的无尽的苦想，以及孤枕难眠的情思，还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那种挥之不去的离愁别恨。其节气物候仍然是在那样一个悲风凄厉的深秋，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谛听着孤鸟寒林的哀鸣，重复着披衣出户展诗清歌的无法排遣。历来批评家大多钟情曹丕第一首《燕歌行》，而于第二首仿作则较少关注。其实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实乃双璧，情思文辞不相上下。两篇综合起来观赏，更饶意味。后一首的主题、情思仍步前诗，构思却另起炉灶，不假外物而通过思妇的心思、脚步、动作，以及感受环境的心理描绘，体现出浓郁的思情。

从作者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角度看，曹丕作为一个有情怀的帝王文人，他面对动乱，直面惨淡的人生因而产生的忧虑时艰和内心悲苦的情绪，需要一个渠道加以排遣，而《燕歌行》深沉悲凉的基调和少妇秋夜的愁思，恰是可以凭借的合适途径。以此，他一而再地通过仿作《燕歌行》，来抒发自己遭逢乱世、克服时艰、忧患元元的忧愁与悲苦，以及面对动乱时代、悲惨人生所产生的悲天悯人情怀；同时作为一个贵族的诗人他也自然地注意到诗歌词采韵律和意境的追求。

就现存的文献看，以上两首曹丕的仿作，在《燕歌行》仿作系列中是最早的作品，因此它们不仅奠定了《燕歌行》“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旷怨”［5］的抒写模板和主题范式。在艺术形式上，也同时以纯粹七言句式和清新明丽的辞调，以及作为较早七言诗精品，结束了此前七言诗以“兮”“些”凑数音节和夹杂三言、四言、五言的非纯粹七言时代，从而成为现存的最古七言诗。也就是说曹丕以思妇的哀婉深情为基础，通过深秋凄凉节气的渲染，循着情感的节律布局谋篇，按照“柏梁体”的押韵方式使全诗音律和谐婉转，风格清丽浏亮，并开拓出七言诗这一文学历史上的千古妙境，因此还意外地成为中国古代七言诗的奠基人。

在魏晋南北朝仿作《燕歌行》的诗人序列中，魏明帝曹叡是排在第二位的仿作者。作为曹丕的长子，他像父亲一样，也是颇具人文情怀和历史使命感的皇帝。政治上，他有兴盛魏国的雄心壮志，因此努力于修明政治，强化管理，重视文治武功，规划用兵吴蜀，致力统一天下；文学上，他也不甘寂寞，这从他写的《苦寒行》《棹歌行》《清调歌》《善哉行》《燕歌行》《猛虎行》等多述征讨之诗看，也属于一个生活基础深厚、文学功底扎实的帝王作家。曹叡仿作的《燕歌行》仅五句，即：“白日晼晼忽西倾，霜露惨凄涂阶庭。秋草卷叶摧枝茎，翩翩飞蓬常独征，有似游子不安宁。”［6］290作品通过刻画深秋诸多物象来营造苍凉凄冷的景象氛围，并用以描摹游子的心情，渲染悲凉凄怆的心境，显现出婉转浏亮、清新明丽的风格，从而体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追求。

二、陆机、谢灵运仿作的《燕歌行》及其艺术追求

陆机是曹丕父子之后，仿作《燕歌行》的重要作家。他出身贵族，是其时“朱张顾陆”四大贵族之一的后代，也是写过《文赋》的著名文学批评家。陆机生活的时代，与曹丕所处的东汉末年国家“征戍不绝”有很大的不同：社会比较安定，文学领域也有较大的变化，此前慷慨悲壮建安文学的影响已经消歇，也已进入隐遁韬光的正始文学。在文学创作方面，正体现出“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7］的倾向。由于上述环境因素的作用，陆机仿作《燕歌行》便与曹氏父子，尤其是跟曹丕的仿作有明显差别：主题方面，陆机将曹丕的“从役不归”改为“游子不归”，从而将一直以来的《燕歌行》主人公思妇的怀想对象“征人”置换为“游子”。一般说来，征人是因为战争产生的身份，而游子的产生途径却并不限于战争，游学、商贸、远行都是产生游子的原因。陆机仿作中人物身份的变换可能源于曹叡《燕歌行》中“有似游子不安宁”的启迪。但是“游子”作为思念对象的出现，对于作品思想境界还是有微妙影响的。从布局谋篇和人物描写方面看，陆机仿作的《燕歌行》是刻意模拟曹丕和曹叡的同题之作；但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陆作虽一仍“柏梁体”押韵程式，却在音节调谐上处理得比曹丕作品更为流畅，其中像“四时代序逝不追，寒风习习落叶飞”“双鸠关关宿河媚，忧来感物泣不归”［8］这样的句子，确实朗朗上口流转自然，如珠玑滚动；辞采方面，陆机也像同时代大多数作家那样“咀嚼英华，厌饫膏泽”，使其作品体现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9］的特点；同时，陆仿《燕歌行》更多的是用与心境相关的景物作衬托，来表达感时而动的伤怀之情，获得了比曹丕的抒情方式更趋完美的效果，此外，诗在形式上也较之前的仿作更为整丽。

陆机之后，南朝刘宋时代的谢灵运也作有《燕歌行》，其规模体制与陆作接近。谢灵运是其时“王谢”大族中谢氏的后裔，性嗜山水，才华出众，加上他正处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文学主题和题材嬗变阶段，而且他又是当时山水诗热潮的领导者之一。所以，在谢灵运那里，仿作《燕歌行》不过是偶一为之的创作游戏。尽管如此，该作品却也体现出他一贯的清新风格，再加上《燕歌行》本身悲凉基调的作用，所以谢灵运的这篇仿作就有突出的凄清婉丽特色。“孟冬初寒节气成，悲风入闺露依庭，秋蟑噪柳燕辞楹。念君行役怨边城，君何崎岖久徂征，岂不膏沐感鹳鸣，对君不乐泪沾缨。辟窗盯晃弄琴筝，调弦促柱多哀声，遥夜明月鉴帷屏。谁知河汉浅且清，展转思服悲明星。”［10］不仅回归到《燕歌行》“行役不归，思妇旷怨”传统主题，且注重以环境渲染抒情达意，通过凄凉氛围烘托少妇的忧思哀怨心情。

陆机和谢灵运都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贵族诗人，俩人在仿作《燕歌行》上，都表现出在形式、体制和声韵调整上努力、致力追求作品形式美；同时，他们也都通过整丽的形式、华美的辞采，彰显其对于词采、声韵和用典的刻意追求，以及为文造情、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情趣。

三、萧子显、王褒、梁元帝仿作的《燕歌行》及其艺术追求

南朝萧梁时期，仿作《燕歌行》的作家有萧子显、王褒、梁元帝、庾信四人。四人中萧子显年辈为长，其作品也早于后三位的仿作。

萧子显的仿作在主题上袭承曹丕《燕歌行》，句式也是七言，只是扩展了规模体量。此前文人仿作的《燕歌行》中，最长的是曹丕第一首“秋风”，共十五句；萧氏仿作则增至二十四句。与规模扩展相适应，内容方面也扩展了主人公活动空间。将原先《燕歌行》仿作中思妇活动在闺房，拓展到室外——“五重飞楼入河汉，九华阁道暗清池，遥看白马津上吏，传道黄龙征戍儿。”［6］291在这里“河汉”“九华阁”“白马津”“黄龙”等都作为空间处所呈现，天上地下交替变换，背景随意从闺房切换到室外世界，往来纵横，信笔驰骋。这样，萧子显就为后来以七言长篇巨制仿作《燕歌行》做了表率。萧子显仿作第二个特点是兼具曹丕《燕歌行》的覃思深情和陆谢两人仿作的整丽形式，从而呈现出崭新面貌——“风光迟舞出青苹，兰条翠鸟鸣发春。洛阳梨花落如雪，河边细草细如茵。桐生井底叶交枝，今看无端双别离”，以及“明珠蚕萤勉登机，郁金香葩特香衣”［6］291。语句轻快且含情脉脉，比“为文造情”有明显的进步。此外，全诗四句一韵，平仄依次交替，句式韵律井然有序，值得称道。萧子显出身皇家，历任要职，博学能文且好饮酒、爱山水、恃才傲物。这决定了他仿作《燕歌行》主要还是出于贵族文人把玩文学、吟咏闲情逸致，并没有曹丕那样系情社会人生的真情实感。所以追求形式整丽、词采飞动和感情细腻也就构成其主要艺术情趣。

萧子显之后，南朝梁代的承圣年间，有王褒、梁元帝、庾信先后仿作《燕歌行》，此三人属同一个宫廷文人群落。因此创作动机上他们与萧子显也有相近处，即通过仿作《燕歌行》把玩文学，打发闲情逸致、炫耀文学辞藻、模拟愁苦情形、排遣无聊光阴等。但具体考察其仿作作品，却又各有特点和追求。

为了强化对此三人仿作《燕歌行》的认识，以了解作者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这里先交代一下三人仿作的创作背景。南朝进入齐梁时代后，文坛兴起了片面追求形式美的热潮，又因为当时许多名作家大都为宫廷文人，他们与民间生活距离远，其文学主题题材也就难免狭隘，因此文学成就只能更多地在艺术形式方面体现。所以创作上，这些作家“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11］结果使当时的文坛出现了艺术形式上的唯美倾向。与此同时，这些宫廷文人为了推进文学发展，还特别推出了文学“追新”热潮。先是沈约、谢朓等人发表了“声律说”，继之以萧纲为首的一群文人又创造出“宫体诗”样式，同时还有徐摛、徐陵、庚肩吾和庾信四人造就“徐庾体”。当时的文坛一时异彩纷呈花样迭出。但是，时隔不久，这种文学追新却因为世事变化而转向了。因为梁朝的后期发生了侯景叛乱，京城建邺也饱受战火的摧残。紧接着王室板荡、朝廷内部梁元帝与其兄争夺王位，还有梁国与邻国交恶等情况接踵而至，梁王朝很快就风雨飘摇了。这些宫廷作家于是也随之失去了往日的优游生活，体验到了国运衰微、世事多艰的况味。这样的情势下，文学创作就很难继续原来的讲求音韵、雕琢辞藻、旨在装点优游生活和满足耳目之欲的方向。所以当时的文学“追新”就因着作家们感受到世事艰难、生活动荡，而转向了对悲凉苍壮北方民歌的模仿学习了。

王褒《燕歌行》在三人仿作最前。“初春丽景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蔷薇花开百重叶，杨柳指地数千条。”［6］291首四句写春起笔，扣“时序迁换”，与曹丕、谢灵运等人《燕歌行》以秋天开笔有所区别，倾向于直接化用萧子显《燕歌行》的首四句；接下来的“桐生井底寒叶疏”照搬了萧作“桐生井底叶交枝”。但是，后面的句子笔调流畅、气魄雄健远远超越了萧作“陇西将军号都护，楼兰校尉称骠姚。自从昔别春燕分，经年一去不相闻，无复汉地关山月，唯有漠北蓟生云。”［6］291通过对深沉苍凉环境氛围的描述，将作品转到《燕歌行》“从役未归”的老路上；另外，此前的《燕歌行》多以思妇立意，很少征人战场描写，而王褒的仿作则从思妇苦想、征人战场两面铺开：“充国行军屡筑营，阳史付虏陷平城。城下风多能却阵，沙中雪浅讵停兵。属国少妇犹年少，羽林轻骑数笳声。胡笳向暮使人泣，长望闺中空伫立。”［12］所以尽管王作在规模体制承袭萧子显，意境也多摹萧作，然而境界和氛围描述却有很大的超越。

梁元帝的《燕歌行》是一首唱和王褒的仿作。虽说两人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但帝王之尊还是或多或少地限制了梁元帝作品难有王褒的气概，只能以抒发绵绵哀情取胜——“还闻入汉去燕营，怨妾愁心百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晓，遥遥夜夜听寒更。自从异国同心别，偏恨同时成异节。横波满脸万行啼，翠眉暂敛千重结。并海连天合不开，那堪春日上春台。”［6］291诗歌塑造了一个缠绵忧郁、哭哭啼啼的懦弱的思妇形象，写诗功夫全用在描摹思妇的愁苦情形了。尽管如此，这种融合着时代忧郁和哀伤的抒情也真诚感人，在这个角度上与曹丕的《燕歌行》有相近之处。此外，梁元帝仿作的音律、节奏的舒缓与情感绵长的和谐处理上也多有超越王作之处。如“燕赵佳人本自多，辽东少妇学春歌。黄龙戍北花如锦，玄菟城前月似蛾”［6］291，这类诗句即使放在唐诗中亦不为下乘。而他跟王褒在仿作《燕歌行》中所体现的忧虑命运、感伤时艰，也通过细腻婉转的抒情艺术形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四、庾信仿作的《燕歌行》及其艺术追求

庾信仿作《燕歌行》虽然与萧子显等同产在一个时期，但因为在文学史上，庾信是集六朝之大成、启唐人之先鞭的里程碑式的作家，其文学史地位和文学成就，以及仿作《燕歌行》，都远远超过其同时的仿作者，因此这里单列出来，予以探讨。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可以见出，庾信仿作的《燕歌行》首先是起笔不同凡响。仿作《燕歌行》的文学创作活动发展到庾信时，其主题早已定型，行文构思也形成了“时序迁换，从役不归，妇人旷怨”的程式。但庾信的仿作却打破常规：从役良人所处的恶劣环境起笔，最先展现出边塞苦寒图：“代北行云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6］292荒寒冷寂一望无边的沙漠平川，上面乱云翻滚，地下飞蓬走跳，荒凉凄怆，透出纸背。句子虽出自曹叡“秋蓬卷叶摧枯茎，翩翩飞蓬常独征”，这固然与王褒作品有近似，但描绘出的境界却超越了许多。这种刻意渲染苍茫荒寒的开笔，既为全诗定了基调，又给思妇哀怨埋下了深根。常规描写中超出常规是庾作第二个特点：“寒雁邕邕渡辽水，桑叶纷纷落前门”［13］189，这是“时序迁换”的形象描述，显然从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三句得意，却跟同时代写《燕歌行》的三位作者萧子显、王褒、梁元帝都锁定春天时序不同。秋风雁鸣都是容易感人伤怀的物象，而秋思较之春思，凄苦苍凉的意味更浓郁，作者也正是在这铺叙之后，倏然转到对思妇想念的描述：“晋阳山头无箭竹，疏勒城头乏水源”。她想象着艰苦卓绝的战场情形，内心的紧张、思念的程度显而易见。同时也很好地带出下面的“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疎”。这是以闺女的揣想来坐实“妇人旷怨”。“愿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13］189从曹丕直到王褒，写思妇均止于思念情形，均未写到思念的内容。庾信却能生发奇想，把“鲁连射箭停战”寄放在思妇的心里，将一场艰苦卓绝的边塞战争想象得如此简单。年少的天真，思妇的痴情，表露无遗。所以庾信仿作虽一直沿着《燕歌行》基本框架推进，却不时地超出常规。第三，普遍性的内容，深刻化地反映。庾作之前的《燕歌行》对于其中的夫妇离别均未予认真描述。萧子显只写了“桐生井底叶交枝，今看无端双燕离”［6］291、梁元帝写“如何此时别夫婿,金羁翠眊往交河”［6］291、王褒则写“自从昔别春燕分，经年一去不相闻”［6］291，至于思妇何以离异，诗中并无交代。庾信仿作补充了这个缺失，他写道：“渡辽本自有将军，寒风萧萧生水纹，妾惊甘泉足烽火，君讶渔阳少阵云。自从将军出细柳，荡子空床难独守”［12］189。作者明确告诉读者：边塞虽有渡辽将军镇守，但战争发生了，报警的烽火惊动了宫廷，为了国家安危、君上免忧，少妇的良人于是出征。这样，庾信就把离别思念植根于为国出力、为国献身的高起点上，并由此产生了少妇支持良人从军与空床难守的尖锐生活矛盾，而少妇正是在这矛盾的忍受中，显出了人格的高尚。第四，格调高昂。《燕歌行》因悲凉基调的限制，历代仿作格调大多低沉徘徊，尤其到诗的末尾越发低徊哀婉，往往是思妇哀怨无助，怨对苍天，无可奈何。曹丕“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竟何辜限河梁”［14］、谢灵运“谁知河汉浅且清，展转思服悲明星”［15］、梁元帝“偏恨同时成异节，横波满脸万行啼”［12］，尽皆如此，唯独庾信与此不同。他在《燕歌行》悲凉的基调上作了乐观的畅想，从而将诗歌的格调调整为高昂明快：“春分燕来能几日？二月蚕眠不复久。洛阳游丝百丈连，黄河春冰千片穿。桃花颜色好如马，榆荚新开巧似钱。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13］189人生苦短，青春宝贵。庾信《燕歌行》的末尾，思妇不再空垂泪泣，而是思想豁然开朗：大好时光付于哀怨悲愁岂不可惜，不如干一杯美酒、学学神仙、服几付丹药，求得长生，如同华表之坚固，使青春永驻，丰姿长存。这种高调激昂的抒写，表面上潇洒超脱，实则是更为深沉的思念：少妇的永葆青春之愿和征夫遥遥无期的戍边相结合，更见出她爱的忠贞和深挚。最后，在艺术形式上，庾信的仿作多有创新：诗的体制和音韵方面，结束了曹丕以来《燕歌行》的狭小规模，变萧子显的二十四句为二十八句长篇，为抒写宏阔的意境创造了条件；音律上既结束了曹丕等人遵“柏梁体”句句押韵的传统，又在句中平仄上作了调谐的努力，同时将韵脚处理为或四句、或六句、或八句转韵的方式，使得韵脚与诗情和谐，韵、情、景三位一体，声情互生，情景交融，抑扬互节，悉协宫商，造成了诗歌抑扬回旋、婉转浏亮的效果；在辞采和典故使用上，庾信《燕歌行》仍体现着他一贯的属对有致、辞采绮丽、使事无迹等特点。后者如反用“晋阳箭竹”“疏勒乏水”，以衬思妇焦急；正使“鲁连飞箭”，以状少妇天真；“自从将军出细柳”则信手作喻，运用自如。它如“秦嘉”“韩寿”更是召之即来，完全做到了使事无迹而寓意丰赡。

五、结语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燕歌行》创作作为一个文学作品系列，呈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出身和不同生活境遇的作家，在各自发展环境和生活内容的作用影响下，受着其所在时代文学风气的推动，同时又承袭着《燕歌行》本身的主题、程式和格调，遂产生了风貌各异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些身为士人作家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他们借景生情也好，发古幽思也好，为文造情也好，总之是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作者各自的艺术旨趣和审美理想，也推动了《燕歌行》的艺术发展。与此同时，在描述说明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发展轨迹中，我们还可以见出这样的规律：《燕歌行》尽管有着诸多的文化基因限制，但是每个仿作者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追求，通过这个“古题”抒发出自己的情感、表达出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同时也很好地体现出作者各自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