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园冶》和《作庭记》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造园专著，尽管成书时代、地区不同，但后者体现的深刻汉文化影响，使二者的对比阅读意义重大。通过文本对比，分析二者内在异同，可得《作庭记》体现出早期造园活动中不强调人的进入，而强调微缩自然的庭园特点，以理水为目标、掇石为手段的水石并进的造园思想，及在海洋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海-岛特征；《园冶》则体现出晚期造园活动中强调人生活其中的园居特点，和山石审美独立完善而水审美退化的地域性造园思想发展。同时，因地制宜的造园理念贯穿了这两部不同背景的造园理论作品，证明场地对东亚造园文化一以贯之的重要性。

关键词：《园冶》；《作庭记》；掇石；理水；造园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23）03-0036-05

收稿日期：2022-05-14

修回日期：2022-08-12

Abstract：Yuan Ye and Treatise on Garden Design are the earliest gardening monographs in China and Japan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times and regions of the books are differen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embodied in the latter makes the comparative reading of the two great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 text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notes of Treatise on Garden Design reflects the garden characteristics of emphasizing miniature nature instead of human entry in the early gardening activities， the idea of water and stone going together with water management as the goal and stone lifting as the mea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a and island 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marine culture. Yuan Ye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gardening thought in the late gardening activities， which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s life， the independence and perfection of mountain and stone aesthetics and the degradation of water aesthetics. Meanwhile， the concept of gardening adapting to site conditions runs through these two theoretical works of gardening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proving the consistent importance of site to East Asian gardening culture.

Key words：Yuan Ye; Treatise on Garden Design; Stone arrangement; Water arrangement; Garden design

《園冶》[1]和《作庭记》[2]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造园专著。《园冶》由计成于明朝末年（1634年）成书，《作庭记》著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下半叶）[2]，相当于宋朝时期，比《园冶》早约500年。虽然诞生的时间地点相去甚远，但《作庭记》中屡屡提及的中国文献和唐人、宋人表明，当时的日本造园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正如童寯先生指出，《作庭记》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之影响，对于中国园林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因此，两部著作的对比阅读显得十分重要。最早张十庆先生[3～5]已从详略篇幅、思想要旨、造园手法等方面对二者作了对比分析，而后王劲韬[6]、张文娟[7]、王歆[8]、何晓静[9]等学者也先后从手法、意境、掇石理水、禁忌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则试图从掇石理水手法切入，进一步比较分析二者造园思想上的区别，从而揭示唐宋至明清时期造园思想的演变。

1 “庭”与“园”

首先，《园冶》和《作庭记》的讨论对象不完全相同，前者论“园”，而后者论“庭”。“园”原指别墅游息之所，具有人能在其中栖居游玩的特点。从章节题目即可见，《园冶》所描述的造园活动并不仅限于园林景观的营造，而是囊括了园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周边环境、房屋到细部装修都进行了详细探讨。“园”即为一个完整的园居生活的环境，对于场地、土建、完成面的把控与园林景观同等重要，强调人在其中长期的丰富体验。“庭”则是指房前屋后的院子，不强调人是否在其中，与人处于相对简单的眺望关系。《楚辞·刘向〈九叹·思古〉》中记载：“甘棠枯于丰草兮，藜棘树于中庭。”王逸注：“堂下谓之庭。”[10]《玉篇》中记载：“庭，堂阶前也”[11]。因此相比《园冶》，《作庭记》中土建方面内容十分简略，不强调人在其中的活动，而是对造园活动中的掇石理水有更深入详尽的探讨。

关于掇石的描述也体现了“庭”“园”之别。计成强调人在山中游的情景体验：“多方景胜，咫尺山林，妙在得乎一人，雅从兼于半土”[1]。而《作庭记》对理石的描述极尽其详，似是对于真实景观的描写：“做大海样，应先立石成荒矶之样态。其荒矶者，于岸边置若干嶙峋前突之石，沿离岸方向，连立多石，伸向水面，犹似岸边水际、裸露岩石之延续”[2]。

讨论对象的区别体现了二者园林观念的区别：《园冶》认为园林应是有人在其中的“园”，《作庭记》则认为园林是作为微缩自然的“庭”。苏州艺圃浴鸥小园与京都大仙院方丈东北庭（1450年始建）的并置就体现出这种区别。浴鸥小园中石桥平整宽阔，游径曲折丰富，强调园林的游赏特征[12]（图1）；大仙院庭院景观中自然形态的窄小石桥的作用不是使人通过，而是隐喻水的存在，可见其更强调作为模型而被眺望观赏的特征[13]（图2）。再进一步推断，“庭”“园”之别有可能是唐宋园林与明清园林的区别：中国唐宋园林原本只是供人观看的描摹自然景观的微缩模型，而由于人们总有想要住进这样美妙的模型中的渴望，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园林从“庭”变成了“园”，从模型变成了供人栖居游赏的场所。

2 掇石异同

《长物志》有云：“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14]。不论是明代中国的“园”，或是所处时代对应宋代的日本的“庭”，园林中最重要的元素都是水和石。因此，掇石理水部分内容无疑是对比阅读时分析的重点。

掇山、掇石、立石，均为对石头的把控造景之意。掇石是造园家在造园过程中的主要操作，无论是在陆地上堆山造景，或是在水中作岛屿驳岸，均为对石块的操作[15]。“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16]，“无”即空间，空间无定形，而器皿有形，空间形随之限定而成。同理，石是水的容器，水形即由石形生成。

《园冶》和《作庭记》均强调用石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体现在石景的样式类型上。《园冶》指出，造山应以多样的山形来营造丰富的体验——“岩、峦、洞、穴之莫穷，涧、壑、坡、矶之俨是”[1]，然后依山在园林中所处位置和形状，总结出园山、厅山、楼山等共17种堆山理石的类型及其详细方法。《作庭记》同样总结出了多种立石样式，包括大海样、大河样、山河样、沼池样、苇手样等，而且石之各种样式“依池形地状，一庭之上，往往多样并用” [2]。

虽然二者均追求石景的丰富性，但其掇石的理念却不相同。计成在“掇山”“选石”2篇中集中探讨了掇石的相关问题，虽然篇幅不大，却较全面地覆盖了掇山选石的方法、思路及类型梳理，体现了一种完整、自洽、独立的理石艺术。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理石艺术的独立特征有许多体现，例如在环秀山庄中，高耸的山石几乎脱离水面而成为自洽的体系（图3）。反观《作庭记》，虽然大部分篇幅都在讨论立石之法，却总是以理水为目的，而没有独立的理石审美。以开篇“立石要旨”为例，虽然是以石为题，却没有出现单独论理石的表达，而只有“掘池立石”“池中筑岛”“池石与岛石”“穿池筑岛”“岸石”等与水景共生的石景。银阁寺庭院（1482年始建）中的置石就体现了与水景共生的关系（图4）。而即使是“于无池无水处立石”，也仍然“号曰枯山水”[2]，水的意象仍然存在。又如，在“立石诸样”篇中，虽论立石样式，但类型却称为大海洋、大河样、山河样、池沼样等，只以水形分而不以山形分。这表明《作庭记》中的立石是为了使水对江河湖海的模拟有不同，可谓石为水而立——对石的讨论始终落在石与水的二元关系上，水和石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将日本岩手县毛越寺庭院（850年始建）须弥山石组（图5）与苏州拙政园冠云峰石组（图6）并置，便能体现出2部著作在理石理念上的差异：前者隶属庭院水景营造的一部分，后者则脱离水体成为独立的审美焦点。究其根源，这种差异可能产生于地理和文化差异。正如计成指出：“石无山价，费只人工[1]。”这导致赏石文化具有高度地域性。《园冶》中的山石审美能独立于水景的重要原因是江浙地区盛产湖石的地质条件，及该地由此发展精进的赏石文化。而《作庭记》的立石常常成岛，如“池中筑岛”“池石与岛石”“穿池筑岛”，样式也将大海样列于首位，这与岛国长期以来的海洋文化[17]密不可分。

3 理水对比

《作庭记》中，水几乎是造园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由于“水随器成形” [2]，造园家只能操作“器”而不能操作“水”，造园手法在山石上不断发展，直至复杂程度无以复加的地步。《作庭记》中直接论水的章节有7篇，其中“岛姿诸样”“汀形诸样”“立泷次第”“落泷诸式”4篇是论通过理石来造不同的水景；而“立石诸样”“遣水事”“泉事”3篇为理水专论，包含了遣水造池的技术手段、宗教风水吉凶、地理和历史参照等多方面理论。而《园冶》对理水却并无专论，只是依附在“相地”“掇山”2篇的寥寥几笔之中，真正从造园艺术角度探讨理水的仅“掇山”1篇，并且归为山形，包括池山、山石池、金鱼缸、涧、曲水、瀑布。《园冶》和《作庭记》在理水方面的详略差异，正体现了中国园林从唐宋至明清时期造园思想从水石并重、相辅相成，到二者分离、偏石废水的发展进程。

今天《作庭记》可作为《园冶》的补充，以重新发掘早期中国园林的理水艺术。在营造水景时，《作庭记》的原则是“参照自然山水”[2]，极尽可能地对自然山水的样貌拟真。而水无定形，于是营造水景的重点转移到对容纳水的器之形式的营造上。对于池、溪之岸，《作庭记》记录了大量的细节。例如“汀形诸样”篇指出，池、河水岸的样貌分为锄锋形和锹形2种，而石头应稍稍退离水岸，让出一段滨水的白沙；另外，要在靠近岸边的水中放置“承浪之石”，来模仿海边巨大破浪岩石的样子。这种通过丰富的石作营造拟真水景的方法，在今天的京都二条城二之丸庭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图7）。

关于瀑布的营造，《作庭记》记载的营造技术、手段同样远比《园冶》精巧。《园冶》的瀑布仅是对天沟落水稍加艺术化处理，“先观有高楼檐水，可涧至墙顶作天沟，行壁山顶，留小坑，突出石口，泛漫而下，才如瀑布”[1]。《园冶》对于瀑布的偏废，可能缘于江浙地区平坦的地形难以形成落水的高差。相较之下，《作庭記》用了“立泷次第”和“落泷诸式”2篇的大量篇幅，极为详细地探讨了瀑布应有的做法。《作庭记》的瀑布样式上有向落、片落、传落等10种，营造瀑布所用石也分水落石、左右胁石、中石、受水前石、石襞等多种用法。通过从头到尾对瀑布用石的方位、大小、粗糙度、相互位置关系等的精细把控，可营造出不同样式、不同大小的优美瀑布。例如对于瀑布大小，“瀑布若达三至四尺，则山石水落甚美”；对于瀑布口，“宜择用表面带襞之水落石”；对于瀑布之上，“还应连置少许平坦之石”；对于瀑布之下，“于其中点置若干中石，以令落水遇之”[2]。京都金阁寺中著名的“鲤鱼石”便是一处通过中石营造精巧瀑布的实例（图8）。水落石可以控制瀑布下落的样式，例如不同形状的水落石可形成离落式、传落式瀑布，不同平滑程度的水落石可形成布落式或丝落式等等[2]。

此外《作庭记》在“遣水事”一篇中还针对引入水源的方位、水的流向作了风水、宗教、吉凶以及技术上的探讨，有中国文化的明显影响。例如其中出现了“以阴会阳的和合之仪”[2]的周易理论，以及“但闻诸水东流者，乃表佛法东渐之相”[2]的佛教影響。可推测风水、宗教同样深刻影响了唐宋中国造园活动。

《园冶》和《作庭记》中关于水景营造讨论详略的巨大差异，应不是出于地域原因，而是源自园林营造的不同发展阶段。《作庭记》中的“落泷诸式” 篇就提到：“瀑布即使规式种种，也应令其面对月亮，盖欲映月影于落水中故也……中国文献中，亦多见记载”[2]。这表明中国早期必有许多造园文献东渡日本，且其中对于瀑布有相当详尽的讨论。如今这些文献无从考究，甚至计成可能也闻所未闻，甚是可惜。

《作庭记》对理水的深刻见解，侧面反映出理水技术和艺术在唐宋时期的园林中曾经高度发达。从《作庭记》到《园冶》，体现了中国造园艺术从唐宋到明清时期在理水技术和艺术上的退化和偏废。

4 因地制宜

《作庭记》与《园冶》虽然在园林观念和营造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对于造园要因地制宜的核心理念却高度契合。在《作庭记》中，结合日本语言和文化理解，开篇“立石要旨”的“立石”一词不单指放置石头，更有“作庭”的含义，因此该篇章不仅是论述理石相关的要旨，而更是论述作庭的要旨。作庭的要旨可总结为如下3条：1）参考自然，因地制宜；2）参考范例，结合业主兴趣，融入造园家个人风格；3）考察各地案例，取其精华，以优秀案例为准确定基本构成，并使之自然融合。

《园冶》开篇指出：“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1]。其中的“因”“借”，就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思想，在造园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地势、场地要素：“因者，随基势之高下……宜亭斯亭，宜榭斯榭”[1]。这与《作庭记》“立石要旨”中的第一条高度契合，“依地形、顺池状，于其要处，巧设风情，参照自然山水，随宜因之而立石”[2]。除此之外，《作庭记》更是通篇反复强调因地制宜的思想：“凡掘池立石，先审度所处地形，再因顺其势，掘池形、作诸岛”，“凡于池中筑岛，当依地之形式、池之宽狭而行之”，“凡筑山、置野筋，须因地形、顺池状而行之”，“此枯山水样式，乃先做出断崖、野筋等景，再因顺其势，立石而成之”[2]等。由此可见，历经几百年，造园的核心理念仍未改变，因地制宜、尊重自然、尊重劳动一直是中日造园活动的思想背景。

5 总结

《作庭记》论“庭”，《园冶》论“园”，二者对于园林不同的观念，侧面反映了中国造园从唐宋时期强调微缩景观的“庭”，到明清时期强调人居的“园”的观念变化。作为模型的园林观念在日本一直延续至今，而作为生活环境的园林观念则在中国不断影响着后世的造园活动，成为今天看到的中国古典园林。

《作庭记》没有独立的理石艺术，理石几乎完全为营造水景而存在。《园冶》则表现出理石艺术的高度自主性，有完整自洽的审美体系。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地域和文化差异：在江浙地区盛产湖石的地理特征、盛行玩赏奇石的地域文化中，形成了《园冶》中独立的山石艺术；而在海洋海岛文化的影响下，《作庭记》的理石艺术常常作为山岛、池岸存在，与水景密不可分。

理水是《作庭记》的核心，其中详细地记述了一套丰富精细的理水学问。相比之下，《园冶》记录的理水艺术受到弱化。从《作庭记》提到的中国文献可知，唐宋时期的中国园林也曾对理水有深入的研究，由此推断中国园林可能经历了从水石并重到重石轻水的审美发展，从“无”到“器”的转变。

注：图2来自《京都名庭园》（水野克比古. 京都：光村推古书院，2002：15）；图5来自https：//www.town.hiraizumi.iwate.jp/heritage/ck/asset/motsuji.html；其余为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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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子力/1997年生/男/广东广州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000）/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